第三节
民众群体心理的认同

根据马克思晚年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化意识之间存在“中间环节”的思想和普列汉诺夫就此展开的“五项公式”的精辟论析，我们清楚地知道，一定的民俗事象，它如为一种文化意识的初生形态，则物质到精神的第一个飞跃，正处在这个典型的中间环扣上。但是，就民俗而言，也不是从人类争取生存发展的实践活动中直接蹦出来的，它先得经过一定人群心理认同、积淀的过渡。人类一定的实践活动是民俗产生的客观基础，而一定群体的心理认同，则是民俗生成的主观因素。一个民俗事象的最终形成，总是有同一实践的反复刺激，在一群人的心底里留下了同一个感受，即“共同感”，或“我们感”。再在此相同的感受与实践反复的双向交融中，形成一定的表现程式，沉淀折射文化状的混浊的意识团，民俗便正式诞生了。由物生产、种繁衍为核心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民俗生成的终极原因，而一定群体心理的认同则是民俗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主观条件。中国民俗的发生，也少不了这一关。

中国崇尚红色的习俗由来已久。据考古发现，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就喜欢在死去的同伴身上撒红色的矿物质。这是什么原因呢？经科学分析，这是我们先民为拯救死去的伙伴而采取的迄今发现最早的习俗活动。人为什么死去？太古先民不得其解，在摆弄尸体中他们发现，像河水一般流动于人体的红色的血液不见了。多次重复的发现，使他们幼稚的心底终于得出一个结论，红色的物质似乎隐藏着神秘的生命力，只要充实它，就可以设法挽救死亡的生命；或者，可以让逝去的生命在另一个附体上具有同样的生命力。古人究竟怎么想，我们今天只能作猜测，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时的人们将生命与红色的物质联系起来，已成为一种共识，一种习俗行为。而之所以产生这一俗规，除客观因素外，主观感受和共识等心理过程，起了很大作用。即血液的红色所引起的类比联想，以为凡红色的物质都具有这样的功能。

中国的先民在蒙昧阶段，对自然现象、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客观现实，既不可抗拒，也不能理解。为了生存，又需要征服，需要认识。为此，他们不得不采取自以为是的判断，采取自以为有效的行动。囿于物质条件和社会生产的限制和初民唯有的野性思维能力，他们最初持万物与人一样有灵的观念，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并借助想象，企图支配、征服自然万物，由此而萌发了中国先民童年阶段的最早的民俗——神话、巫术；另一方面，出于对自然力不可测的恐惧和自身生理现象的迷惑，还诞生了神秘、愚昧、狂热的信仰、崇拜、禁忌等习俗。

回顾我们中国先民最初形成的一些民俗事象的实质及内涵与其生成的客观实际，似乎有着极大的反差，如在中国影响最为深广的龙的信仰和崇拜。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龙和凤，这怎么解释呢？唯一可以说明的是，这种反差，正是这一习俗形成中，经中国先民心理过滤、折射时产生的绚丽的异彩。

心理现象，一般而言，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但是由于客观物质世界和主体认识水平的局限，这种反映并不都是科学的，相反，常常是在错误的判断、推理下进行的。在初期的楚地先民中，灼热的太阳，被尊为威严的神灵祖先火正祝融 ；柔和的月亮，被奉之为慈祥的女神羲和。雷声，称为雷公，闪电又冠之为电婆。还有什么风伯、雨师。这些人化的自然景观，是楚地先民在无法认识它们真面貌的境况下，凭借想象，以人比拟，由心理折射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与实际物像，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一差距，是由幼稚的心理判断的失误造成的。但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并不是哪个人闭门造车、胡思乱想编造出来的，而是一定的客观现实，在一定群体的心理上，烙上了相同的印痕中形成的。这种不脱离实际的认识极限的判断，往往是造成中国初期民俗内涵和客体实际反差的主要根源。这种判断一旦形成，又反馈于心理自身，在心理中沉淀累积起来，造成一定的民俗心理定势，便将雏形的形态，推向成熟完善，遂形成了一系列的崇拜、信仰习俗。中国举世闻名的龙的崇拜信仰习俗的形成，即是一个典型的颇有说服力的实例。

关于中国龙的起源，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从民俗生成的心理机制考察，龙是从物候景观推寻到具象物种，进而虚拟为综合性的神物的。

最早造成龙观念的是物候景观：雷声与闪电。《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雷神，古吴楚地称为“丰隆”，其快读在当地即为“龙”声。龙即为雷电之声的拟声。雷电，在先民眼中是声势威赫的庞然大物。它是什么模样呢？平时见不到，一到春夏，乌云密布，它就隐匿其间，伺机发威，随着偶露峥嵘的一瞬间，张牙舞爪，轰隆隆的声音滚天而过，惊天动地。这一切，强烈地震撼着我们先民的心灵，如此往复，人们感悟到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伟大神物，人们根据它出现时发出的声响“丰隆”——“龙”，模声定名。并将闪电在黑暗天空中划下的弯弯曲曲的弧线，视为它的“尊容”，把满天的乌云，比作它的随从。从而使雷电及云雨成为先民最初的龙的意象及征兆。《易经·系辞》曰：“云从龙”，“召云者龙”，就是最初龙的形象、观念习尚的最早文献的表述。这种见解，理应是上古时期民众习尚观念的文献钩沉。

“龙”的最初形象，就是雷电的声响和电弧经先民心理重复反射出的意象化的自然景观。雷电在中国先民心理反射下，构成了龙最初的原始意象，在原始人的心底里，积起了难以消逝的沉淀。“龙”年复一年，每逢春夏，不请自来。它来时，呼风唤雨，有时降下甘露，帮助初有农耕技术的先民滋润庄稼禾谷；有时降下洪水，大地一片汪洋，摧毁农田、房舍，卷走牲畜、人口。这在原始人的心目中，燃起了无比的崇敬、恐惧、希冀、迷惘的思想火花。人们想对它膜拜，祈求它能风调雨顺，润育稼禾，赐福人类；又幻想能驾驭它、控制它，防止它肆虐。可是它往来翕忽，一闪而过，人们与它遥遥相对，瞬歇相见，无法朝拜，无法对话，更无法驾驭它了。在关键的时候：天旱了，天涝了，哪儿可找到它，请它帮忙呢？它平时在哪儿像人一样歇息呢？在龙最初原始意象的基础上，先民的思维又张开了翅膀。直接从它的电弧状和物候性出发，有的民众群体把它想象为是水蛇的一种。《说文》云：“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是的，春夏的季节里，现在江南的确常有这样的气象，一半晴朗，一半乌云密布，乌云滚动的天际，突然形成了一条粗黑的曲柱状乌云，赫然从高空挂下，弯弯曲曲直降到地平线。这曲柱状乌云，能粗能细，能黑能淡，能长能短。如一条硕大的能变化的蛇。《说文》所释之龙，就是这种特殊的云雷雨。它将物候景观之龙，在原始意象的基础上，具体化了。具象物体（种）龙的出现，是先民原始意象龙观念与相类的客观事物双向交流后，在心理反馈、激化、幻想下的第二个飞跃。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各地民众的具体生态环境和物种又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当各地先民们在既有的龙原始意象下，去现实中寻找具象物时，因客体的客观差别的存在，导致了各地具象龙的多姿多态。据考古与文献资料表明，我们古代各地先民崇信的具象龙有蛇龙、猪龙、牛龙、鳄龙、鳖龙、马龙、狗龙、鱼龙等。我们学界，对龙的具象原型及源起，历代争论不已。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殊不知，你说龙原型是猪也好、牛也好、鳄也好、鳖也好、马也好、狗也好、鱼也好，似乎都有理，因为都可以找出历史上应用的实例。但是，若没有龙最初的意象原型，猪头龙身或它物首与龙躯之物怎么生发出来？这些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的疏忽，即只注意物象和龙意象的类似、象征，却极少注意人的心理意识在其间的加工幻化以及已积淀的民俗心理龙意象的定向反馈催化。所以，具象龙的出现，是中国龙信仰的第二阶段，各地先民群体的心理对龙的再度观照起了重要作用。

从具体物象龙中摆脱出来，构成麒麟首、鹿角、鱼鳞、蛇身、凤尾等综合体貌的“龙”是中国龙信仰的第三次飞跃。以社会学的眼光，这种综合兼并，是以龙（闪电）图腾为主体的民族，合并汇融其他兽类图腾：角兽类、鳞甲类、蛇蝎类、凤鸟类图腾民族而成的新的强大的族徽标志。一种“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图腾”。然而，这种“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龙”的最终诞生，也并不是随便拼拼凑凑组合成的，它的再度重构，本身也是已有较为成型龙形和习俗观念的先民，慑于龙的神圣而又神秘的实际，在社会兼并的同时，心灵上对龙又一次玄思审视得出的新的幻影。1987年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穴内蚌壳龙虎陪葬摆塑的挖掘问世，使我们第一次有科学和实物证据表明，约6000年前，我国远古炎黄时代黄帝部落先民中，已诞生了造型上综合异体、气韵上可与明清皇家宫殿器物上的龙相媲美的虚拟的龙。它的出现，固然得力于异兽、异龙图腾兼并的社会现实，但是，真正的形式，还是借助于心灵的激发，群体心理意识的同感和认可。首先是对龙的基形、基干有一种共识，其次是以此为中心的兼顾八方的一统心理，这些心意发生碰撞，一种似此非此、昂首曲背、奔腾云涛的虚拟物——龙终于破雾而出，成为中华民族的习俗象征物。

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在古越地民众心底深处，它是一个没有固定偶像的崇信对象，如浙江原有的“龙圣”信仰。中国越地农村遗存有以“龙圣”祈龙求雨的崇信，其中的“龙圣”与学人一般的想象大为不同，往往只是一些普通的水生物，甚至还可以是昆虫。由这一事实而参之以上古文献，可知，在中国先民的心中，有统一的龙的理念，却并没有统一的龙的图像。这种无一定之形、无一定之性的龙，其实正是中国龙的原型所在。

所谓“龙圣”，即是越地农村求雨中被祈祀的一种活的龙体。现实中就是越地农村常见的以水生物为主的小动物，在祈雨意识中充当龙的角色，受人顶礼膜拜。

在中国，提起龙，似乎没有人不知道。对于它的尊容，又似乎无人不晓。自唐宋，特别是明清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思想的影响，帝王宫殿、服饰中，那种“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的黄色金龙，时常出现在人们眼前，为人所熟识。但是从中国龙形象的历史角度看，这一形象其实是后起的，是唐以后才逐步形成的，中间受到了印度龙王——那伽——实译为蛇王形象的渗透和影响。 而在越地民间稻农的心目中，这种龙形也仅仅是龙所表现出的一种形态。龙在他们神圣的求雨祭祀里，存在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黄鳝、水蛇、青蛙、蛤蟆、鱼、虾、龟、蟹等。

这与自古以来传统文献中所载的龙形大相径庭。对习惯于故纸堆里探究龙的学者来说，恐怕对此也闻所未闻。

龙形象的原形的多样性，不少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并有过许多这方面的论述。而越地农民求雨祈祀的对象“龙圣”各种形态，它不用说，名不见经传，而且，其状貌，更难于与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龙形象发生什么关联。

笔者自1991年至1997年随中日环东海民俗考察团，连年在浙江一带稻作区进行农耕民俗的调查研究。了解到越地稻作区农民求雨祈龙祭祀中普遍流行将一些普通水生物或小动物当“龙”供奉的场景，让人耳目一新。

1992年8月29日在奉化市畸上村调查时，稻农夏高益（男，64岁）说：过去种稻碰上天旱，就要到龙王庙祭龙王，请龙王降雨。雨不下，就要外出请“龙圣”。是日，长辈穿长衫，恭恭敬敬地在当地一池塘前焚香点烛，磕头祈求，请“龙圣”上天。龙圣就是塘里的白头黄鳝。其他地方没白头黄鳝，只有当地有。念好经，派人从塘里舀一条白头黄鳝——“龙圣”，放养在一只事先准备好的瓮罐中，即时全体敲锣、打鼓、放炮，回到村庙，将装有龙圣——白头黄鳝的瓮罐放在供桌上，全体求雨人再次恭恭敬敬焚香跪拜。还不下雨怎么办？就把有龙圣的瓮罐放在烈日下晒，未死之前送回池塘，再到其他地方去请，请回来的东西可能是条蛇或其他。请来的都叫“龙圣”。下雨后，庙里要演戏三天三夜。1952年，此地大旱，到处请龙，请龙人到处有人请，供吃。

1992年9月2日，笔者在宁波北仑区乌石岙溪东村，与老农王红成（男，73岁）、陆冬梅（女，71岁）、王信祥（男，59岁）等人座谈时，再一次采录到当地求雨请龙的详细情景。该地请龙——龙圣活动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没有任何事前的框定：天大旱求龙圣，近的在石高塘请江门老龙，远的到太白山龙潭请太白老龙。每户去人，老少都可以。求雨的人不准戴帽、撑伞，但可以在头上扎块白布。队伍浩浩荡荡，前有鸣锣开道，旌旗引路，随有灯笼、铳炮助威，场景如行会。中有柏树枝扎制的鼓阁民间乐队吹、拉、弹。其后是龙王轿，用柏树扎制，外结彩花，轿中放一个瓮（贮水），道士随行。最后是香烛供品。到了龙潭边，道士念念有词，他人放炮，鼓乐齐鸣，道行高的不到一小时，潭中出现鱼、青蛙一类生物，舀上来即放在瓮中为“龙圣”。三小时还没有，只好去赶。水中没有，龙潭边上的四脚蛇、蜻蜓、昆虫都可以取来，请作“龙圣”，抬回去祭拜。

求雨祈龙请“龙圣”，越地稻作区大同小异，流行面广。1988年版新编的《象山县志》对此作如下概述：

旧时，逢久旱，兴求雨。一般数村联合，仪式颇为隆重。先抬出福建寺庙之龙王菩萨。暴晒三日。每户斋戒食素。然后集结村民，赴深山龙潭请“圣”，队伍以大纛前导，随后找出菩萨及神位座轿，乐队接村排列，并有鼓、琴、台阁，人人执小旗，不戴帽，穿蒲鞋、草鞋，行至“龙潭”，由道士念咒、祈祷，以锣从潭中兜起一生物，称之“龙圣”，置于净瓶之内，恭迎返回。途经村庄，概由族长迎送。如经县城，则由县长迎送。民国间曾两次发生县长出迎不恭，迎圣队伍闯闹县堂事件。迎回“龙圣”，供之棚内“龙座”，派人日夜守护，众人顶礼膜拜。若近期内巧降甘霖，则视为灵验。遂将“龙圣”送回龙滩，并演戏“谢圣”。解放后，此风渐绝。

据该县慈禅寺当家可成法师自叙1935年自己迫于人情，临时充当道士去请龙圣的过程可知，当年高湾村民在数尺见方的小潭中请来的龙圣是一只蛤蟆（蟾） 。笔者在温州永嘉、丽水等地民俗调查中也都采录了不少类似的情况。可见在越地，稻农遇旱求雨请龙、祈龙之“龙”，身世不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既没有一个固定的种类对象，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至少令人生畏的形象。绝大多数，仅仅是一些貌不显眼、普普通通的水生物而已。至于它是蛤蟆，还是青蛙，或是黄鳝，或是鱼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祈祀请龙时，“先入为主”，谁先出现，谁先被捉请，谁就是显赫的“龙圣”——龙的显现。

唐宋元明清以来流行的神圣威严的为人们所熟识的龙，在人们祈雨时，其化身“龙圣”却成了一些不显眼的小动物，这些小动物被作为“龙圣”受人朝拜，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可事实正是这样。这表明，龙在稻农的心灵里，至少不是一种固定模式。从“龙圣”崇信的内涵观察，诸多的物类中，都存在龙的崇拜对象。“龙圣”才是真正的龙。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观察民俗，任何民俗都是一定民众群体的共同的心意表现。这种心意一旦成型，它就构成一定的民俗心理定势。这种民俗心理定势形成后，便会囿于特定的层次，向某一方向缓慢发展，造成一定的趋势。它一方面使已有的民俗的心愿无心理障碍地以纵向线性状流传下去，另一方面，又为在此基础上构建新民俗奠定心理的精神条件。中国龙信仰习俗观念成型后几千年流传不息，同时又衍化出许多新的龙的习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龙的神圣、威严、伟大在每一个炎黄子孙中或多或少都留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影响，直到今天也如此。浪迹天涯的海外华侨，更是喜欢把自己看作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追根究底，这还是数千年来龙民俗心理定势潜移默化传承、影响的结果。至于后世因龙而起的各种崇龙、祭龙、娱龙的民俗事象的活动，如龙种、龙祖的世俗观念；龙王、龙子、龙女的神话传说；蛇郎、蛇女的故事；将龙的祭祀分为龙抬头（二月二）、祭龙节（五月初五）、分龙节（五月二十）以及赛龙舟、晒龙袍、舞龙舞、玩龙灯等等，更是龙信仰定型后传承衍生的新习俗。由此可见，民俗本身的传播和再生重构中，原有的群体民俗心理定势的轴承作用，这在中国古老龙俗中已充分显示。 +Xt5Fnmm4hJTDp2Uy7g2IV4d7bHX5m5rRRcDx4Zu4tTgNXZVEOzJPwYdi5Xz/Oz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