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始皇为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

出行，是秦始皇重要行政方式之一。统一战争中，秦始皇曾3次出行。统一之后，又曾5次出行。由于是秦始皇重要行政方式，《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对于秦始皇行迹的记录比较详尽，而其中博浪沙“为盗所惊”情形及“微行”“逢盗兰池”事颇值得重视。

秦始皇以“临察四方”，“存定四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为政治志向，实现统一之后，次年，即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就有“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的巡行。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东行郡县”，“上泰山”，“禅梁父”，“南登琅邪”，“还，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九年（前218），再一次“东游”，发生出行遇险事，即博浪沙遇刺事件。《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又记载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的经历：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

所谓“为微行”，裴骃《集解》：“张晏曰：‘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也。’”关于“兰池”，裴骃《集解》：“《地理志》渭城县有兰池宫。”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在咸阳县界。《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

所谓《秦记》“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之说，《历代宅京记》卷三《关中一·周秦汉》也引作“《秦记》” 。今按：《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补：“《三秦记》曰：‘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 此《秦记》可能为《三秦记》，而非战国秦史书。《史记》张守节《正义》七见《括地志》转引《三秦记》，即《史记》卷二《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引《三秦记》言“龙门水”；《史记》卷五《秦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引《三秦记》言“芷阳”；《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引《三秦记》言“霸城”、“紫泥水”；《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引《三秦记》言“陈仓山”。《说郛》卷六一上《辛氏三秦记》“兰池”条：“秦始皇作兰池，引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清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卷二：“《三秦记》：‘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清同治十三年刻本）与张守节《正义》据《括地志》引文同。清张澍辑《辛氏三秦记》：“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长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括地志》，《史记正义》。”（清《二酉堂丛书》本）关于秦始皇“微行”“逢盗”地点“兰池”是否存在模拟海洋的人工湖，可以通过秦封泥“晦池”“每池”即“海池”的文物发现以及“兰池”位置得以推定。

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每征服一个国家，都要把该国宫殿的建筑图样采集回来，在咸阳以北的塬上予以复制。这就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而翻版燕国宫殿的位置，正在咸阳宫的东北方向，与燕国和秦国的方位关系是一致的。兰池宫曾经出土“兰池宫当”文字瓦当，其位置大体明确。秦的兰池宫也在咸阳宫的东北方向，正在“出土燕国形制瓦当”的秦人复制燕国宫殿建筑以南。如果说这一湖泊象征渤海水面，从地理位置上考虑，也是妥当的。

渤海当时称“勃海”，又称“勃澥”。这是秦始皇相当熟悉的海域。他的东巡，曾经沿渤海西岸和南岸行进，又曾经在海上浮行，甚至有使用连弩亲自“射杀”海上“巨鱼”的行为。燕、齐海上方士们关于海上神山的宣传，其最初的底本很可能是对于渤海海面海市蜃楼的认识。在渤海湾西岸发掘的秦汉建筑遗存，许多学者认为与秦始皇巡行至于碣石的行迹有关，被称作“秦行宫遗址” 。所出土大型蘷纹建筑材料，仅在秦始皇陵园有同类发现。秦始皇巡行渤海的感觉，很可能会对秦都咸阳宫殿区建设规划的构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姜女石石碑地秦宫遗址的位置看，这里完全被蓝色的水世界紧密拥抱。这位帝王应当也希望居住在咸阳的宫室的时候，同样开窗就能够看到海景。

汉武帝是秦始皇之后又一位对海洋有着特殊热情的帝王。他在宫苑营造规划中，专门设计了有明确的仿象海洋性质的人工湖泊。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在汉长安城以西，萧何为刘邦修建的未央宫的旁侧建造了宏大的建章宫：“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宫殿区的北面，有一个规模可观的湖泊，其中有象征海中神山的岛屿：“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所谓“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出自司马迁笔下，是明确的以宫廷中人工湖泊“象海”的历史记录。《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有同样的内容，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说：“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宽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所谓“殿北海池”特别值得注意，这一湖泊名叫“海池”，其位置在建章宫前殿正北。这是我们在历史文献记录中看到的名义确定的“海池”。以汉时尺度计，“石龟”长1.386米，应是仿象海龟。“石鱼”长4.62米，宽1.155米，也应当是仿象海鱼。

与《三秦记》“兰池”“刻石为鲸”的情形类似，《西京杂记》记载，在汉武帝为操演水军经营的昆明池中放置有“石鲸”：“昆明池刻玉石为鲸，每至雷雨，鲸常鸣吼，鬓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三辅黄图》卷四《池沼》：“《三辅故事》又曰：‘（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鬛尾皆动。’”昆明池“石鲸”在唐代受到诗人们的关注。宋之问、苏颋、储光羲、苏庆余、温庭筠等均有咏唱。杜甫《秋兴八首》其七写道：“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清初学者陈廷敬以为“笔端高绝，出寻常蹊径之外。”

传说“每至雷雨”，“石鲸”都有异常的表现，“常鸣吼，鬓尾皆动”。杜诗所谓“石鲸鳞甲动秋风”，也说在古人对于海洋的神秘主义意识中，“刻石”或“刻玉石”为之的“石鲸”，似乎是有生命，又有特别的神异功能的。

“海池”的规划和营造，是考察中国古代宫苑史和中国古代园林史必须注意的现象。秦汉时期咸阳—长安地方这一新的地貌特点，也体现了执政者海洋意识的作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为微行咸阳”“夜出逢盗兰池”，事在两次东巡临海之后，是否与海上见闻和心理感觉有关，也值得研究者思考。

“二十九年”博浪沙“为盗所惊”，“乃令天下大索十日”。“三十一年”兰池“逢盗”“见窘”，“关中大索二十日”。前者发生于“始皇东游”途中，是以“刺秦王，为韩报仇”（《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为明确目的的政治事件。后者发生于“始皇为微行咸阳”，即“若微贱之所为”情形之下。我们曾经指出，“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因秦始皇特意“微行”，“若微贱之所为”，可以看作并非针对政治权势者的体现为一般治安问题的事件。然而事在“咸阳”统治中枢地方，因而情节严重，以致于“大索”的空间范围虽然只限于“关中”而非“天下”，但是其时间限定竟然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