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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要义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讨论转变为强调全球治理的机制改革和以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共治的集体行动。在全球层面，G20强势崛起，并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金砖国家”概念也得以机制化，并成为“当代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的重要载体”。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不断出现新的全球挑战，使得各种跨国社会运动和跨国倡议网络纷纷涌现，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之中。而作为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肆虐全球、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和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僵局面前，也进行了重大结构调整与制度改革。
在地区层面，曾一度作为地区治理典范的欧盟，在一波三折的主权债务危机中，面临着治理机制的转型。为推动非洲的团结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非洲联盟也在积极建设并完善制度。而成功维护欧亚地区安全的上海合作组织，随着成员扩大和议题扩展，在从有效的双边接触向多边合作转变中，也在探索改革。鉴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谈判的困境，一系列区域性贸易安排随之兴起。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官方与民间、公共与私人的各种制度安排也在迅速发展。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21世纪，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情况来看，全球治理出现了以下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国际体系的转型；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突出；国家主义的回归。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
全球治理的趋势主要有四个方面：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整合性同步增长；治理内容具有差异性和同质性；治理机制的交互，全球治理各种机制的互动在垂直和水平层次都有所加强；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变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从全球治理的整合来看，美国自由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可以整合利益扩张和全球治理。吉登斯提出全球治理增强了跨越国家的政治、技术、文化、环境等联系。埃尔克·克拉曼尔（Elke Krahmann）等认为整合性是全球治理的核心特征，全球治理必然包括权威和政策功能在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之间分散、偏爱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以及类似的根源于全球相互依赖的加剧和意识形态转向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另一重要趋势是碎片化，参与治理主体变化，碎片化是全球治理发展到目前最突出的特点，多重、多变结构多个成分如何相互链接需要大量协调。实际上全球化愈向纵深发展，各个群体的自我认同越强，愈会按照自己的或基于现实或者基于想象的特点采取新的集体行动，结果便是无论政府层面还是非政府层面都难以协调一致。伊肯贝瑞（Ikenberry）等认为随着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传统大国开始内向化（inward looking），强调了全球治理作为国内政治的工具属性。美国等传统可能退出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从最初的南北格局朝向前大国—小国格局转化。伊丽莎白·R.德森布尔（Elizabeth R.DeSombre）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权力转换过程中，全球治理缺乏新的领导动力，传统大国的倡议和议程设置能力都有所下降。阿里德·恩得达尔（Arild Underdal）提出“最低野心法则”（law of least ambitious）肯定中小国家对于全球治理共识影响。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n）、菲利普·帕特伯格（Philipp Pattberg）等学者强调机制的碎片化，认为在一个全球治理领域中，有些制度缺乏相互联系，几乎无法相互联系，并且有着不同且互不相关的决策制定过程，有些则存在原则、规范和规则的冲突，有些由于基于不同联盟，出现治理冲突。
全球治理一方面要求各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接受共同的规范和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要不得不承认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性。托马斯·弗里德曼则提出更挤、更平的全球整合理论，强调全球治理对国家发展的同质性。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Kappen）认为通过集体权责（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是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但这种全球治理本身要求超越国家主权，对各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发展进行干涉。德国发展研究所等报告提出全球治理的再民族化概念，认为全球治理并不意味各国采取趋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制度。奥兰·扬提出全球治理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角色的体系，存在六种治理制度变动模式，其中内外差异性和同质性在治理制度演进中有不同的影响。斯劳特（Slaughter）等人提出全球跨政府协调网络的发展，无形地承担全球治理的功能，全球治理已经注入和嵌入了具有民主问责和合法性的国际制度和机构。
斯特凡·荣格（Stefan Jungcurt）等人提出全球治理机制的交互指的是国际机制之间的交互感应，是对国际制度在功能和运行上彼此交叉的概括。奥兰·扬将国际机制的互动分为“水平互动”（horizontal interplay）与“垂直互动”（vertical interplay）两种，存在议题交叉的全球环境与贸易的治理处于水平互动关系之中，不同层级和范围的治理几乎处于垂直互动中。小多边和全球治理的互动存在学术争议，埃尔克·克拉曼尔（Elke Krahmann）等人提出全球治理中小多边主义和全球制度互动，认为主要大国的小多边主义是构建有效全球治理的基础。而弗兰克·比尔曼则认为这种垂直互动增加了强国控制弱国的手段。
全球治理体系发展进程可以用一个双核体系、两个不确定性、三种冲击、四个竞争和合作来说明：一个双核体系，即全球各国力图通过集体行动来提供有效的公共物品，并且需求突破合作困境，也反映到主要大国的竞争。两个不确定性，其一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地位不确定，其二是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竞争、合作、共进关系冲突的不确定。三个挑战，即全球治理中大国能力危机，非政府和跨政府组织网络的兴起，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困境。四个竞争合作，一是未来话语权的竞争与合作；二是非传统领域的全球领导能力的竞争与合作；三是大国在全球治理主导权力的重新洗牌；四是平衡全球治理困境和大国权力转移中的竞争与合作。
第一，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针对这些制度困境，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体制改革倡议：一是重建世界秩序的基本理念。秦亚青教授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新兴大国群体崛起的时代，需要构建融合各种文明、治理思想的新的治理体系，也需要重建世界秩序的理念原则。为此，他提出了三个基本的秩序理念：多元主义（pluralism）、伙伴关系（partnership）和实践参与（participation）。二是创建全球领导体制。英国学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主张打造“全球契约”。法国学者阿塔利则主张建立“全球政府”。美国的伊恩·布雷默倡导树立一个世界领导者。三是倡议网络治理方式。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全球治理的大部分工作将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网络组织如G20，将被用于设置议程、建立共识、协调政策、交流知识及制定规范。”四是建立“自愿联盟”。美国学者布拉德·格罗斯曼等人认为，在缺乏一项全面而统一的全球治理方案的情况下，将出现新的领导方式，即“自愿联盟”。五是以双边方式解决双边问题。Michael W Manulak的《双边问题的多边解决：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和加拿大环境外交政策》（Multilateral solutions to bilateral problems：The 1972 Stockholm conference and Canadian foreign environmental policy）分析了加拿大对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贡献。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及其预备会议阶段，陆地对于加拿大环境外交政策的发展十分关键。在《加拿大北极海域污染预防法案》通过的背景下，加拿大的外交官开始利用1972年会议来推进国际环境法律的发展和为建立防止海洋污染的原则而集结支持力量。会议之后，加拿大官员以在斯德哥尔摩获得的有利条件是本国政府的单边北极防污染举措而合法化。借此，皮埃尔政府在环境领域寻求通过多边方式来解决单边问题。
第二，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存在着广泛的机制碎片化，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制度现象及结构特征。目前学术界对机制化碎片化的讨论尚处于初步阶段，停留在对机制复杂性进行简单加权，即探讨中心治理结构还是多中心治理结构更可行，也缺乏衡量碎片化的明确标准。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出现归因于问题结构、权力分配和国内单元三个因素。首先，全球治理面临的议题领域的不同与深刻差异直接影响了构建单一性机制还是碎片化机制的前景；其次，权力政治的博弈导致了机制碎片化的出现；最后，国内政治是机制碎片化产生的重要变量。机制碎片化的类型主要包括协同型碎片化、合作型碎片化以及冲突型碎片化。机制碎片化并不意味着机制设计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推动合作的失败。相反，这是一种新的达成合作的机制设计战略，而且，这一战略并不会随着实践的推移而被抛弃。碎片化的不同类型为治理机制碎片化进行有效的约束与管理创造了条件。学界已经对机制碎片化管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塞巴斯蒂·奥波斯赫（Sebastian Obertur）等人基于不同行为体发展了一个管理不同碎片化问题的分析框架，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管理方式：等级型管理（overarching management）、协调型管理（coordinative management）以及单边型管理（unilateral management），具体分析不同问题领域和不同行为体利益诉求下的碎片化管理及其区分问题。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凯文·扬（Kevin Young）的《全球治理危机？碎片化、挑战和世界秩序》（ Global governance in crisis？ Fragmentation，risk and world order ）从全球治理角度比较了金融和安全方面的相似点，我们认为金融和安全在普遍性安排和全球治理层面上有很多相似的特点：都是关于“基础性”资源的治理，都有一定的风险性等。在治理能力问题方面也有很多相同的问题存在。这些相似之处并不唯一局限于这些领域，实际上，它说明了一些全球治理的特点。在思考治理挑战和制度化解决方法时，一些未曾预料的新事态也凸显了全球治理工作中一个业已存在的治理乏力情况，机制失败和固有能力缺陷将继续在很多领域阻碍政策制定者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为。
第三，全球治理鸿沟。全球治理鸿沟表现在全球治理实现过程中，其所需要的价值、制度、行动主体及治理议题出现差异与争议，从而削弱或阻碍了全球治理实现及效能提升，并进而带来全球治理过程和结果的失衡（imbalance）与失当（inadequacy）。劳伦斯·布什（Lawrence Busch）的《全球市场时代的治理：挑战、限制和后果》（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global markets：challenge，limits，and consequences ）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有着新自由主义方方面面的特点，市场化的世界几乎影响到了食品和农业的每个领域。而且，大多数民族国家和很多国际治理主体包含了新自由主义的层面，命运共同体有着自己的标准、资质和资格，这些正是新自由主义继续享有霸权地位和对此有不同反应的表现。重要的是，通过“多股东”形式来限制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努力也是在新自由主义议程下设置的。新自由主义本身的危机是气候变化、持续的财政危机和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导致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仍然很广泛秉承着，对可能出现的替代路径起到阻碍作用。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对当前“多股东”倡议形式的替代方案将推动公正、民主和平等，这种替代方案仍有待建构。弗兰克·阿拉博诺夫·阿布米尔（Frank Aragbonfoh Abumere）的《全球制度秩序和资源诅咒问题》（ The Global Institutional Order and The Problem of Resource Curse ）分析了全球制度秩序在资源诅咒问题上的作用。通过探讨资源诅咒的复杂性和引起资源诅咒现象的多层面性质，来说明全球制度扮演的角色。尽管资源诅咒问题很复杂，引起资源诅咒的原因也很多样化。但是，在不同行为体扮演的不同原因角色中，全球制度秩序的角色还是很鲜明的。这种归因方式基于隐性的论断，即任何有助于导致资源诅咒的行为体或机构都是“水平”层面的，全球制度秩序虽然对资源诅咒的形成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它对治愈已经导致的资源诅咒亦有一定积极作用。
第四，全球治理和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萨拜娜·图卡（Sabina Tuca）的《全球化世界的全球治理和国家主权》（ Global Governance vs.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指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了在缺乏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代价。本书旨在强调，在一个国家面临主权被侵蚀的危险下，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包括当前的挑战和未来的图景。尽管一些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准备接受全球治理的一些方面，而且也不想对它们的主权作出限制。但是，目前的发展趋势似乎将全球治理塑造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关键组成部分。人们应该更深刻地认识全球治理，在当前这个十分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全球治理是唯一现实的治理方式，所有国家和相关组织都应该参与到不同的治理任务中。很明显，全球治理和国家主权的内涵将会改变，主要的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之间将会出现另一种互动体系。类似于“黑天鹅”的另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将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