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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领域中的许多学者开始使用“全球治理”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指出，全球治理是指个体、制度、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等管理共同事务并实现多途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冲突的利益或多样化利益能够互相调适并合作，其包含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综合使用。这一定义表明：首先，全球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内嵌于全球各国或地区共同关注议题的解决，重在协调、谈判；其次，全球治理的制度建构不同于传统的国家权威做法，既包含国家或地区间的协议，也包括不同的习俗惯例等；最后，全球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主体既有国家层面的政府，也有非政府组织和各类跨国组织。
冷战正式宣告结束是凸显当代全球治理变动模式问题的根源。冷战结束后，南北问题及一系列被美苏对峙所掩盖起来的非传统的全球问题，如能源、粮食、环境、人口等问题，凸显出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除冷战正式结束外，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也是全球治理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根源。
全球治理理论也起源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导国际组织研究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日益不满，尤其是它们没能充分抓住全球化时代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数量和影响上的增长以及技术变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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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当前的研究进程是源自并仍属于对国际组织的研究范畴之中。
20世纪70年代前，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主权国家的活动及其互动。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展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关注跨国关系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国际关系研究的这种趋势使全球治理研究领域这一阶段的特征较为明显：对全球治理的分析不同于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活动，因此明确了它们各自的任务和对彼此的影响。
致力于在跨国主义和国际组织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建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关注点放到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
研究上。一批文献涌现出来，试图解释机制被创造、维持和破坏的条件与环境。诸多研究认为，机制是通过国家间的协商被创造出来的，而国家是自利的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参与并不完美的机制，因为机制外的成本会高于参与不完美机制的成本。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国际机制的研究与对国际合作的解释联系得更加紧密，难以区分。然而，尽管寻求使国际关系研究超越其国家间关系研究的先入之见，国际机制研究本身仍然是偏向于国家中心视角的。因此，学者们开始发展全球治理理论，以从理论上超越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狭窄本体论限定。 [2]
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为“治理”提供了权威的定义——“政府统治意味着由正式权力和警察力量支持的活动，以保证其适时制定的政策能够得到执行。治理则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并不一定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换言之，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
罗茨在其代表作《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管理》中列出了治理的六种定义。格里·斯托克在其代表作《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里，对此前各国学者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概念作了梳理。托尼·麦柯格鲁在《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中，对当前全球治理的机构、功能与模式，以及从政府到多层治理体系这一结构性转变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考察，认为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一种扭曲的全球治理，应该建立超越国家的更广泛的、联系更紧密的全球治理体系。马丁·休伊森与蒂莫西·新莱克合作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
对全球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也对全球治理理论的应用予以考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和约翰·D.唐纳胡主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对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全球治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全球治理新领域的理论应用范式主要有公共物品理论、安全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三种。
一是公共物品理论。根据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霸权是公共物品的主要供给者，当霸权能力不足或者缺乏意愿时，全球治理绩效就明显下降，这时就需要国际制度来代替霸权进行有效供给。国际制度实质是集体供给公共物品，而制度设计需将恰当的原则规范、初始条件、内嵌成本收益和外在问题领域因素融合。哈丁“公地的悲剧”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相关解释，总体上也属于公共品理论范式。苏长和引入新制度经济讨论不同博弈情形下国际合作途径，从制度设计、安排、创新和变迁角度回答国际合作解决全球公共物品供应的问题。国际合作理论实际上也可归属于集体公共品范式。潘德认为目前的国际合作理论已失去意义，应聚焦于那些需要全球解决方案的具体问题，包括四项因素：（1）全球治理的潜在原则（游戏规则）；（2）合作的地区差异；（3）集体行动的条件；（4）在正式—非正式基础上演化的集体行动过程。
在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方面，休·沃德认为气候变化属小鸡博弈模型。王军对气候变化经济学完整梳理后，认为国际气候制度设计存在议题关联和旁支付等问题。于宏源以全球环境基金为例，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逻辑涉及大国作用和选择性激励。奥伦·扬对影响国际环境制度的遵约和有效性问题进行研究。在能源领域方面，赵宏图、查道炯等认为能源进口国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制度是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赫克尔·施奈德（Huckel Schneider）认为，多边全球基金已成为国际社会、公民团体、私营部门共同对抗艾滋等传染病的主要资金筹集的治理机制。珍妮·B.霍尔德（Jane B.Holder）和塔提安娜·弗莱撒斯（Tatiana Flessas）指出，公域本质是公共空间和公共进入问题。北极、外太空治理主要由周边国家或者关键大国治理，制度设计还未开始。艾玛·威特布（Emma Witbooi）以西非海岸渔场过度捕捞说明多边制度治理也需双边合作。议题“互嵌”、机制关联趋势下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应需要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资源交换理论兴起。纳夫罗兹·K.杜巴什（Navroz K.Dubash）认为环境治理涵盖环境、增长和分配三方面内容，需要囊括国家和次国家机制。肯尼斯·W.阿伯特（Kenneth W.Abbott）认为，商业和公民社会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发展出两枝化和分散化的可持续治理体系。丽塔·阿卜拉汉森（Rita Abrahamsen）和麦克·C.威（Michael C.Williams）认为市场也可参与全球治理。米尔顿·L.穆勒（Milton L.Mueller）则对因特网治理的全球制度进行完整阐述。联合国全球契约提出十个普遍性的原则和准则，致力于企业战略政策倡议、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填补了很多空白。目前灾害领域、高科技风险领域、人口领域诸多问题尚处于治理初期，基本采取反应式双边解决渠道，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可能参与其中但作为有限，还难以满足公共物品供应的长效机制和稳定供应。
二是安全化理论。莱斯·布朗和杰西卡·马修斯提出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将环境、人口资源等因素纳入安全研究范围。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迪克认为，森林环境恶化、资源短缺造成许多地方暴力冲突，环境稀缺分解为供应稀缺（资源枯竭和恶化）、需求稀缺（人口和经济增长）和结构性稀缺（不同社会群体环境资源的占有不公平）三方面。皮特·哈耶斯（Peter Hayes）认为全球和地区环境冲突可外溢到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约翰·德赖泽克提出绿色政治已成为生存主义话语。桑吉塔·塔普利亚尔（Sangeeta Thapliyal）认为水资源匮乏和枯竭引起紧张、招致冲突，成为政治问题。简·塞尔比（Jan Selby）、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查尔斯·H.格罗斯（Charles H.Gross）阐释水危机的生态后果，过多人口引致水资源短缺；技术后果即技术、经济和政策管理引致水资源危机；政治后果即水资源控制和分布的不平等。艾伦·梅塞尔（Ellen Messer）指出，2008年粮食不安全引发超过50个国家的政治动荡，粮食价格和匮乏造成的饥饿也可以造成冲突。莎拉·E.戴维斯（Sara E.Davies）利用安全化理论讨论当前全球传染病治理机制。尹胜元（Sungwon Yoon）在对亚洲SARS和甲流分析中表明，观念对传染病治理政策影响很大，一般传染病存在经济、生物技术和安全三种逻辑，而三种逻辑有不同后果。赵洲认为，核治理需要调整国际秩序结构，以“负责任的主权国家”国际管制和原则构建新的国际核安全秩序，强化各国风险治理和国际合作与协调。跨国社会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抗争政治”，主要包括绿色和平、女权运动、生态运动、社区发展运动、反战运动，具有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扩大影响等方面的作用。
三是现实主义理论。全球能源环境治理是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乃至世界转型的重要来源。苏珊·斯特兰奇认为能源具有金融、知识、生产和权力等性质，英国霸权与煤炭、美国霸权与石油的关联说明核心能源更替和国际政治周期律高度契合。丹尼尔·耶金、威廉·恩道尔、日涅兹等学者围绕能源与国际政治、外交博弈作出大量研究。现实主义确保能源来源和运输管道的畅通，而这又要求以政治行动甚至军事行动打破大国垄断为前提。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定价基本反映各国实力。张海滨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推动发展中国家执行赶超战略、引致环境问题频发爆发而全球治理能力又为发达国家垄断，最终形成南北不对称。刘江永和保罗·G.哈瑞斯（Paul G.Harris）指出，环境问题是日本可以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领域，着眼点在于改善邻国对日本认知。美国环境外交一直存在国家利益、全球领导地位、软实力、全球战略四重目的。麦克·戈德曼（Michael Goldman）全方位阐述全球自然资源公域的政治博弈，北极、南极治理、外太空、互联网作为数字公共产品（digital commons）目前尚处于积极无政府状态（positive anarchy）。夏立平认为北极环境酝酿重大变化，环北极国家对北极主权和资源竞争和争夺加剧。沈逸等认为，美国正发展以“控制—塑造”为基本特征的进攻性互联网自由战略。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太空领域的国际行为规范不会以任何方式限制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活动或保护美国和盟国能力。美国对外援助考察可以发现灾害外交和国际援助也存在国家利益、国家权势的现实主义考虑。
总体上看，全球治理新领域的研究现状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凸显人类安全、关注单个人的生命和尊严；碎片化异常明显，结构的多重性和多变性，多个成分的相互链接大量协调；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承担责任的意愿大幅降低，公共物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国家治理和非国家行为体并存，南方与北方、大国与小国、西方与非西方的博弈相互交织，各种行为主体都有其中的利益和归属；资源囚徒博弈、集体行动逻辑、多中心治理等公共选择理论纷纷在这些领域尝试应用。全球治理新领域的研究受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流派的影响较小，国家权力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所涉及的领域较少，因而为世界体系以至全球体系下的全球治理范式研究和实践提供了较大空间。
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探讨以俞可平为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主要有《治理与善治》《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增量民主与善治》《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其中，《全球治理引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起源、产生原因、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同时提出了自己对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理论的观点。这篇文章在国内研究全球治理理论的著作中，引用率是最高的。国内学者看待全球治理理论的立场主要有三种，即肯定全球治理理论，否定全球治理理论和对全球治理理论持中立态度。
[1] 参见Weiss T G. “Governance，good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conceptual and actual challeng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0，Vol.21，No.5。
[2] 参见Ozgercin K V，Weiss T G，“The Evol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2009，pp.137—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