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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期的不列颠来说，域外文化主要指的是来自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来自希伯来的宗教文化，早期传播常常伴随着战争等方式来到不列颠，而对于早期的古典文化的传播，传教士也曾起过重要作用。
当今的英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基督教是英国宗教文化的主流，与主要来自移民的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其他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然而，早在英国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基督教信仰与文化在不列颠就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
不列颠岛的原住民可以上溯到铁器时代的凯尔特人，不列颠的宗教文化是与它被外族征服的历史相生相伴的。公元1世纪至4世纪是罗马征服的时代，罗马人先带来了万神教、领袖崇拜和拟人神文化，直到基督教在欧洲罗马统治的核心地区站稳脚跟，基督教才在不列颠的统治阶层中扩散。在5世纪罗马撤离的黑暗年代，不列颠的爱尔兰、苏格兰等地依然保留了基督教的火种。6世纪至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带着他们的日耳曼旧神来到不列颠，在与苏格兰高地信仰基督教的凯尔特人和欧洲教皇的势力拉扯中，也逐渐皈依了基督教信仰。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稳定，基督教也基本在不列颠确立了主要宗教信仰的地位。不列颠早期宗教信仰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途中既有反复，也有曲折的经历。
不列颠宗教文化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马人到来之前，在不列颠群岛建立了铁器文明的不列颠人（Britons）主要是凯尔特民族，他们和同时代的绝大多数铁器文化一样，遵循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和先祖崇拜。凯尔特人的宗教被称为德鲁伊（Druid）教，德鲁伊的字面意思之一是智慧，指的是凯尔特人社会中的祭司。在铁器时代的不列颠和高卢，凯尔特人并没有崇拜的主神，流传下来的凯尔特神的名字共达375个之多。 [1] 德鲁伊教是集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神秘主义和巫术为一体的古老宗教，没有教会组织，只有祭司阶层；没有文字典籍，只有口传禁忌；没有宗教场所，只有集会仪式。凯尔特人没有文字，所有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生产经验智慧和社会法规都以语言的方式被祭司掌握，因此德鲁伊教祭司就几乎掌控了整个社会的活动。德鲁伊僧侣不服兵役、不纳赋税，有权判决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仲裁一切公私争议。这不仅限制了凯尔特社会的进阶，德鲁伊祭司们还得以将自己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区分开来，从而掌握干涉世俗社会的权力。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未能够额外供养宗教势力的古代社会，武力仍然是统治阶级的绝对要求。统治者不需要借助宗教力量实行统治，各种排他或不排他的、性质各异的宗教力量彼此也不能消灭或替代，因此造成了多种宗教文化共存的特征。罗马不列颠早期，罗马统治者对德鲁伊教和基督教都进行了血腥镇压，但在势力不及的地方，这些异教仍然同时存在着。基督教传入不列颠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未能取得官方地位。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基督教依附于统治阶层传播。当统治者认为皈依基督教有利可图时，或是作为外交考虑，或是作为统治工具，才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这样的地位随着统治者决策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是十分稳固。
早期不列颠历史上的基督教化跟罗马化密不可分。问题并不是基督教文明如何在不列颠出现，而是那些不列颠文明如何皈依了基督教。 [2] 公元前58年开始，恺撒发动了对高卢地区的征服战争，高卢的凡内几人一度垄断着海峡两岸的贸易，恺撒镇压凡内几人后便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贸易对象。公元前55年、前54年，恺撒对不列颠发起的两次征服行动皆铩羽而归。但恺撒的行动加强了不列颠和高卢沿海地区之间原先就存在的政治经济联系，也许还促使不少罗马商人开始在不列颠长期定居。 [3] 公元43年，在罗马的形势稳定以后，克劳狄乌斯派普劳提乌斯率领四个军团和辅助人马跨海前往不列颠，开启了不列颠的罗马化时代。
基督教约在公元1世纪发源于罗马的巴勒斯坦省。罗马帝国时代早期，对被征服人民的宗教都十分宽容。只有对三个宗教的态度是例外：德鲁伊教、犹太教和基督教。 [4] 除此之外，罗马在不列颠并不禁止凯尔特人崇拜自己的神。罗马的万神教传入以后，凯尔特人的神便拟人化了，带上了明显的罗马特点，但同时又没有失去自己的特质。罗马和不列颠之间的相互潜移默化，我们可以从宗教物质遗产上看到最有说服力的根据。 [5] 如象征繁育和春天的女神，在不列颠的形象中仍然有着三颗头颅，三件肢体合一正是凯尔特人神话的显著特征。不列颠人在城市里修筑神庙也表明，传统的在自然中祭拜精灵的凯尔特习俗也向在神庙中举行祭拜仪式转变。
在公元1世纪到4世纪间，基督教在罗马的势力范围内迅速发展壮大。基督教传入不列颠是在大约3世纪中期，当时基督教在罗马仍受统治阶级的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罗马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颁布一系列敕令，关闭异教神庙、禁止献祭活动等，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时为罗马行省之一的不列颠自然也受到影响与控制。于是，从4世纪起，基督教化就成了罗马化的一种捷径，就像皈依圣公会是成为一个体面美国人的最佳方案一样。 [6] 4世纪是整个不列颠正式开始向基督教文化转化的时期，罗马统治阶层、罗马军人和不列颠凯尔特人都接受了基督教，凯尔特的德鲁伊教和罗马万神教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公元4世纪末期，罗马在不列颠驻兵统治的成本似乎已超过了行省能给帝国带来的效益，皇帝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大陆行省。行省军队离开后，一些来自行省的军队仍留在这里，想要代行统治的职责。但不列颠人不再拥护罗马的皇帝，凯尔特贵族们割据一方，仿佛又回到克劳狄乌斯之前分散的部落王国的情境。罗马撤离后，有一些皈依了基督教的不列颠人在撒克逊人入侵时期西逃至威尔士，把基督教带入了罗马时期未到达的凯尔特地区。但在5到7世纪，苏格兰、威尔士的凯尔特人所接受的基督教主要还是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基督教会。
从罗马撤离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建立统治，不列颠陷入了约一个世纪的“黑暗年代”。一位僧侣吉尔达斯用拉丁文所作的《不列颠的毁灭》普遍被认为是该世纪的唯一同期资料。僧侣的记载中充斥着大量对蛮族入侵、道德和人性沦丧的喟叹，其道德是以基督徒为标杆的。他认为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到来让不列颠陷入道德沦丧的境地。 [7] 5世纪不列颠的基督教势力主要在罗马征服未达到的爱尔兰、苏格兰高地等原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以传教士—修道院的模式，游离于小邦王权和世俗生活之外存在着。
公元6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建立国家时，仍旧笃信着他们的日耳曼旧神。 [8] 盎格鲁人的早期宗教可以分为四个成分：一是早期部族遗留下来的原始信仰，用图腾崇拜等膜拜动物和植物；二是旧雅利安自然崇拜，譬如以雷、风、火、水为化身，从罗马众神中脱胎的神祇；三是日耳曼的英雄和祖先崇拜；四是对一些模糊概念的拔高和顶礼，譬如战争、命运、胜利和死亡。 [9] 撒克逊人的异教是一种范围广泛的迷信，充斥着黑暗和恐怖，在野蛮人踏入新土地时用来描述不幸，在他们的概念中战争和屠杀是每个人终身的最高荣誉，他们都将以暴力的方式度过一生然后死去。 [10] 这种跟原始生产方式和部落组织方式息息相关的多神崇拜、神话传说具有浓厚的部落文明色彩，与不列颠其他地区凯尔特人国家所持的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殖民定居以后，慢慢也摒弃了多神崇拜，接受了基督教，与罗马不列颠时代的凯尔特人的轨迹如出一辙。
公元6世纪到7世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凯尔特人以邦国为单位大批皈依基督教的年代，建立了基督教在英国的根基。当时主要有三支传教力量：来自罗马教会的传教士、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以及来自法兰克的传教士。 [11] 其间，随着邦国混战和罗马教会的势力大小，基督教的改信过程或有反复。到7世纪后期，基督教已在全不列颠基本建立了官方宗教的地位，基督教伦理和价值体系也广泛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由此展开了不列颠千年笃信基督文化的历史。
基督教是不列颠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宗教文化。从发掘的公元3世纪罗切斯特地区十字架验证了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播，到597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向肯特的坎特伯雷派驻大主教奥古斯丁建立教区，再到1534年的《至尊法案》，基督教在英国源远流长，建立起统一的宗教认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英国基督教虽然经历了宗教改革与世俗化的冲击，但信仰基督和圣经的宗教核心是一脉相承的。
由于不列颠文明早期时经历了多民族共生和被征服的历史，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播也有多条不同的路径和类型。传播类型方面，除了民间自发传教和罗马教会派遣的官方传教外，还有以社会上层阶级的皈依为代表的官方支持，以及以王国交战、被征服者接受征服者信仰的暴力方式。这些类型和路径在时序上互有交叉，地理上有分有合，所依托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人物势力也各不相通，需要分而视之。
基督教在最初进入不列颠的时候本身尚未成熟。虽然一神信仰、纯洁自身和组织教会的要求已初见端倪，但在当时并没有形成组织严密的教会，离发展到政教结合还很遥远，也就没有在宗教意识领域进行排他的能力。不列颠的基督教和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会既不是对手，也没有从属关系，但又不能说是完全独立的存在。 [12] 公元1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早期基督教最先是在饱受磨难的中下阶层中传播，逐渐地渗入到中上阶层中，并被统治阶层利用，反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列颠最早的基督徒传说是公元3世纪戴克里先时期的圣奥尔本。3世纪时，基督教在罗马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并多次遭到统治阶层的迫害。罗马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统治时对基督徒采取强硬措施，基督徒士兵被驱逐出军队，基督教堂的私产被充公，基督教典籍被烧毁。303年，戴克里先发表首个直接迫害基督徒的法令，全帝国范围内的基督徒要么放弃信仰，要么被处死。奥尔本是不列颠的一名庄园主，当时并不是信众。传说有一名罗马的基督徒流亡到不列颠，半夜敲开奥尔本的门，说明自己的情况。奥尔本接纳了这位教士，向其提供食宿。在教士躲在奥尔本家避难时，他看到这个逃亡教士日夜儆醒、祷告，自己也被天主的恩惠所感化。 [13] 罗马的审判官搜到奥尔本家中后，奥尔本穿上那位基督徒的兜袍，代替他被斩首。奥尔本的替身殉道故事流传下来，被追封为圣徒，一说圣奥尔本城市因此而得名。
在考古层面，1978年，罗切斯特发现了属于公元3世纪时的基督徒窖藏，其中有18块刻有十字架的还愿匾。这是迄今为止罗马帝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基督教还愿匾，同时也证明了公元3世纪时基督教确实已传入了古代英国。 [14] 发现窖藏的地址是一处罗马式庄园，但在3世纪的不列颠，罗马殖民者大多聚居在城市里，主要是统治阶层和罗马军队。庄园主大多是接受了罗马生活方式的富裕的凯尔特人，说明当时的凯尔特中上阶层开始接受了基督教。3世纪的罗马基督教会还没有成形，没有官方的支持，只能靠民间口口相传，并以拉丁文为载体记录典籍。行省罗马化也给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不列颠精神文明上的罗马化主要体现于两点：一是拉丁语，二是宗教。行省早期拉丁语的传播仅限于罗马人和凯尔特贵族，拉丁语对凯尔特人最重要的影响是带来了文字，使得之后的不列颠人得以书写历史。在开始考虑基督教会进入不列颠的进程之前，理应先考虑不列颠的罗马化，这有助于构建传教行动的语言文字基础。 [15] 罗马在不列颠建立行省后，拉丁语成了官方语言，不止罗马人使用，一些凯尔特部落贵族也开始使用。阿可利古拉在任时曾推广拉丁语的学习，他使酋长们的儿子接受通达的教育，学习罗马人滔滔不绝的辞令。 [16] 由于传统凯尔特文化没有文字，而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又依赖文字经典，所以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播必须以不列颠的罗马化作为依托。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的《米兰敕令》宣告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敕令的内容是：允许他们（基督徒）自由表达各自的想法，只要他们永远不忘对已公布的法律和政府抱着适当的尊敬，他们便可以毫无畏惧，不受任何干扰地在各自的会场中集会……希望我们的宽容将会使得基督教徒们在他们所崇拜的神前祷告时勿忘为我们的安全和繁荣，为他们自身以及为共和国祈祷。基督教的合法化为它的大面积传播提供了便利，不光城镇中的罗马居民，被罗马化的凯尔特统治阶层也接受了基督教，又进一步传播到凯尔特不列颠人当中。
《米兰敕令》开放了罗马帝国治下对基督教的限制，可以看出，统治者的意图是利用已难以扼杀的基督教徒势力为帝国谋求利益。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制定的法律和其他的政策也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如教会有权接受遗产和捐赠、教会神职人员能够豁免赋税和徭役等。君士坦丁本人还建造了多座知名教堂，并提拔教徒担任重要职位。《米兰敕令》后，基督教在不列颠的流传更为广泛了。主教们深入不列颠传教：不仅在教堂里，也在大路上、田野中和小径里被人群团团围住，讲经布道。 [17] 基督教在普通民众中的流传扩大了不列颠教徒的容量，这些教徒们为即将到来的5世纪黑暗年代保存了星星之火。
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也扩散到罗马不列颠统治区域的外围，即苏格兰高地、爱尔兰和威尔士这些仍被凯尔特人部落占据的地方。公元4世纪的不列颠基督徒数量在缓慢地增长，特别是在城镇当中，乡村地区对旧神的崇拜则持续了更长时间。 [18] 2世纪初时，早期基督教就形成了主教制度，主教是被祝圣为教会中的牧人及管理者，也是教义的导师及圣职敬礼的司祭，是建立教会、教区的一个必要条件。4世纪的不列颠基督教会仍多依托在伦敦、约克这样的大城市里，来自约克、伦敦和林肯的主教列席了314年罗马的阿尔宗教会议和359年的阿米尼宗教会议。但当时的基督教会在不列颠还没有什么地位，连教会的基本开支，参加宗教会议的差旅费都付不起。
基督教在不列颠传播初期，安定的古典文明环境给予了新兴宗教良好的发展土壤。不过这一土壤在5世纪时被罗马撤离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破坏了。罗马殖民者带来了拉丁文字和基督教，罗马的撤离把罗马诸神和罗马领袖崇拜也带离了不列颠。但基督教并未随着统治阶层的离去而剥离，它仍保存在不列颠凯尔特人普通民众中间，也保留在接受了罗马化遗产的爱尔兰修士当中。
罗马时期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一个重要使者是公元5世纪爱尔兰的圣徒帕特里克。4世纪末和5世纪初是罗马撤离不列颠的时期，罗马化的不列颠凯尔特人、未罗马化的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的皮克特人、未随罗马撤离的军人和日耳曼人在这片土地上展开混战，政权林立，被称为不列颠的“黑暗年代”。在“黑暗年代”中，凯尔特基督教修士坚持不懈的传教对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保留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列颠的地理隔离使得这里成为接受异端的土壤。大约公元429年前后，帕拉纠异端在不列颠广为流传。 [19] 受不列颠人请求，高卢的欧塞尔主教、阿基坦尼亚公爵杰马努斯为了打击异端乘船来到不列颠，恰逢蛮族入侵，杰马努斯带领东南部沿海的不列颠人击败了皮克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几次进攻。然而在使徒身份上，杰马努斯的门徒帕特里克远比他本人更有影响力。帕特里克出生于不列颠，年少时被卖到欧洲法兰克地区成为奴隶，在那里接触了基督教。帕特里克逃离奴隶主的囚禁后，到高卢的修道院跟杰马努斯学习基督教教义。其时，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的官方宗教，但在不列颠特别是爱尔兰地区仍未得到普及。
公元432年，帕特里克回到不列颠的爱尔兰，其时爱尔兰仍是凯尔特德鲁伊教的势力范围。据说帕特里克用爱尔兰随处可见的三叶酢浆草来向当时的爱尔兰人解释宗教上三位一体——天父、圣子及圣灵的重要教义，此说法流传开来后，酢浆草就成了爱尔兰的象征。为了纪念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功绩，他被封为圣人，他去世的日子3月17日称圣帕特里克日，后来也成为北爱尔兰的国庆日。
爱尔兰地势崎岖，无法组织大型的教区和礼拜活动，圣帕特里克就建立分散的教会，在修道院里组织修行。爱尔兰修道院脱离官方政权而存在，修士们在修道院里过着隐居的集体生活，每日讲经论道，还要通过劳动自给自足。他的门生把修道院的修行模式保持下来，形成了一支源远流长、影响颇深的派别。
来自爱尔兰的传教士以所到一处便建立修道院的方式，从苏格兰地区向南蚕食侵延，获得了诺森伯利亚、麦西亚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皈依。公元6世纪的一名修士科伦巴在爱尔兰修道院接受了基督教教义，563年，他去往苏格兰传教，苏格兰皮克特人的国王布鲁德把爱奥尼亚岛划分给他，允许他建立修道院。 [20] 爱奥尼亚修道院对6、7世纪不列颠的基督教文化影响深远，这里后来也成为不列颠基督教的圣地。杰马努斯的另一个门徒伊尔图得去到威尔士，在那里也建立了修道院。同皈依阿里乌派的哥特人与皈依天主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不同，这些凯尔特不列颠人没有原封不动地接受外来宗教。他们不许基督教破坏其民族传统，便将之改造为适合自己社会遗产的形式。 [21] 法兰克的传教士则主要在东盎格利亚国家活动，与罗马教会同气连枝。
科伦巴的爱奥尼亚修道院遵循的仍是圣帕特里克在爱尔兰建立修道院的模式。这些修道院和罗马教会不同，修士着白色长袍，按凯尔特习俗剃发，仅留后脑左耳到右耳的一条。在历法、节庆和祭祀习俗上，也有浓重的凯尔特文化的影子。罗马教会的复活节是正月十四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通常在正月十五至二十一之间，19年为一个周期。爱尔兰修道院基督徒庆祝的复活节是正月十四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通常在正月十四至二十之间，历法上84年一个周期。罗马教会将爱尔兰修士指为异端，爱尔兰修士也拒不接受罗马教会的领导。
公元7世纪，爱奥尼亚修道院的一名修士艾丹受诺森伯利亚国王的邀请，到英格兰建立修道院。在5世纪至7世纪，遵循爱尔兰修士庆祝复活节方式的多是凯尔特人的王国，但随着艾丹修士在诺森伯利亚的传教，爱尔兰式的基督教从诺森伯利亚散播到各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22] 其时，英格兰的肯特和东盎格利亚已有了与罗马教会联系密切的教区，随着英格兰地区基督教信徒的增加，两派基督教在不同之处的摩擦也剧烈起来。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维的兄弟奥斯瓦尔德本是罗马教会的信众，作为交换，他去到爱奥尼亚修道院试图传达罗马的信条，却在那里接受了爱奥尼亚派的学说。奥斯维的王后是前任诺森伯利亚国王之女，有肯特的血统，自然受到的也是罗马教会肯特教区的影响。因此，当时曾出现国王按爱尔兰历法庆祝复活节，而王后仍在为罗马历法的复活节守斋的现象。受爱尔兰修士和罗马教会共同尊敬的艾丹去世后，从爱奥尼亚新来英格兰的科尔曼修士是遵循爱尔兰方式的激进派，在关于是否坚守复活节和其他一些教规问题上出现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那个时期，不列颠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的政治版图已基本形成。虽有教派教义的不同，两方都接受了基督教。在英格兰，与罗马教会联系更紧密的肯特、约克两大教区影响最为广泛。从爱尔兰圣帕特里克伊始的修道院式基督教主要在凯尔特人中传播，由于英格兰的人口稠密，地形平坦，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与政权国家联系也更为紧密，因此修道院基督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国家中的传播受到阻力。随着越来越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者接受基督教，统一两派意见的工作提上日程。664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维召集双方要解决这些分歧。 [23] 奥斯维在惠特比召开宗教会议，通过辩论，决定在不列颠统一遵循罗马教会的习俗和祭祀历法。惠特比会议并非要把爱尔兰基督教一方打为异端，而是促进了两方信众的交流与融合。爱尔兰修士重视教义讨论和亲身传教的风格被继承下来，统治阶层也统一了节庆祭祀的方式。实际上，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阶层并非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更看重的是基督教作为统治工具的效用。作出惠特比裁决的奥斯维国王并不深信罗马传统的真谛，而是看到了广泛和权威的罗马教会体系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当诺森伯利亚被强有力的基督教王朝甚至更令人可畏的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认同时，会有更多潜在的利益。 [24]
公元664年后，科尔曼和一批不愿遵从罗马方式的信众回到了苏格兰，遵从罗马方式的教士迅速补上了英格兰一些教区的主教位置。不过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原先的基督教教义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文明生长的初级阶段，这种隔离才使得以爱尔兰为核心的，独立且与众不同的“远西方基督教社会”胚胎有可能同大陆上新生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同时出现。 [25]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依附于日耳曼国家保存下来，罗马教会的教皇是欧洲基督教的最高首领。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欧洲大陆的日耳曼国家保持着联系，法兰克教士能够在不列颠畅通无阻，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日耳曼人时而也与不列颠人联姻。596年，教皇大格里高利向不列颠派出使徒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在萨尼特登陆，首先拜访了肯特势力最强的国王埃塞尔伯特。这是一个有着召集其他国王为他而战权利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并且他在560年已经娶了一位法兰克基督徒公主伯莎为妻，对基督教并不陌生。 [26] 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阶层中已经有部分皈依了基督教，他们有些是受到自发从法兰克来不列颠的传教士的影响，有些是受到科伦巴的影响。但基督教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得到官方国教的地位。
圣奥古斯丁随行的翻译是法兰克人，他们与伯莎王后来到不列颠时同行的主教圣马丁取得联系，遂被引荐给了埃塞尔伯特。在6世纪末的时候，对埃塞尔伯特来说，令他的子民改信基督教困难重重。盎格鲁-撒克逊人仍崇拜旧神沃登和索尔，认为他们象征的战争和胜利是使得肯特王国强大的根源，贸然改信会使仍崇尚武力的日耳曼人失去好运和神的庇佑。但圣奥古斯丁来自罗马，比起海峡对岸的近邻法兰克人和身边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来说，罗马在6世纪仍是一个伟大而响亮的名字。597年，在权衡之下，埃塞尔伯特最终接受洗礼，在坎特伯雷以圣奥古斯丁为大主教建立了教区。坎特伯雷大教堂是不列颠第一座大教堂，肯特教区也是英国第一个与罗马教会有着直系从属关系的教区，从此之后，罗马教皇正式把不列颠纳入了基督教世界的视野之中。
埃塞尔伯特受洗后，圣奥古斯丁派牧师劳伦斯和修士彼得回罗马向大格里高利汇报，并请求教会更多的支援。大格里高利很快派来了新的一批使徒，其中就有著名的默利图斯院长。到7世纪初，约克和伦敦已经建立了两个教区，拥有12名主教。圣奥古斯丁完成了他的使命，将基督教的星火散布到不列颠的英格兰各地，几乎每个国王在他的领地里，都有一个主要的神职人员。 [27] 但是，尽管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布伦特瓦尔达王已经从圣奥古斯丁处接受了基督教，异教在616年仍然十分强势，甚至在肯特也是如此。 [28] 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阶级对基督教的皈依只是个人行为，民间仍流行着对日耳曼诸神的崇拜。
凯尔特不列颠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斗争是公元5世纪至7世纪不列颠的主题。罗马驻军撤离不列颠后，他们仍然占领和统治着不列颠那些较边远的部分以及不列颠以外的岛屿。 [29] 英格兰地区原先的凯尔特部落王国和罗马藩属国失去罗马驻军的保护，出现了一些暂时的王。凯尔特人沃提根统治了英格兰南部地区，他并无宗教信仰，是吉尔达斯笔下的野蛮暴君。在罗马强兵驻扎的数百年间，不列颠人的叛乱和起义均是小规模的，即使“独立”也是在罗马领袖的旗帜之下。这造成了不列颠人中凯尔特尚武习俗的湮灭，不列颠人已经习惯了被统治与和平，甚至短时间内失去了武装保卫自己的能力。于是在这段罗马撤离后的黑暗年代里，英格兰地区的不列颠凯尔特人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邦国之间战乱无休，宗教信仰也失去了统治阶层的庇护。
罗马的撤离不仅带走了军队和统治者，也带走了基督教的僧侣和教士，剩下的不列颠人，他们抛弃了基督教的轻轭，终日沉溺于暴饮、空想、争论、殴斗、嫉妒以及诸如此类的罪恶行为。 [30] 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者显然又是尚未得到基督教化的，在不列颠僧侣的眼里：“神啊，外邦人已经进入你的地盘，玷污你的圣殿。” [31] 僧侣吉尔达斯叹息不列颠之毁灭，主要是基于不列颠的罗马文明之毁灭；也有不列颠凯尔特人沦为蛮族的阶下囚奴，失去故国家园之毁灭；还有曾经接受罗马基督教的凯尔特人被外族侵略干涉抛弃了基督信仰，蛮族统治者都未皈依的信仰之毁灭。
英格兰地区的凯尔特不列颠人在来自西北的苏格兰人和来自北方的皮克特人的暴行下遭遇了苦难。 [32] 公元4世纪和5世纪初时更严重的威胁来自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所有文字资料都赞同这一点。 [33] 于是，在高地人的侵扰下，不列颠人又派使者到罗马去哀求救援，他们恳求说，不能眼看着自己可怜的国家就这样地被彻底摧毁，不然的话，外族人会残酷恶毒地把这个由于他们才繁荣了这么久的罗马行省的名字肆意抹掉。 [34] 5世纪初年，罗马援兵可能又来了一次和两次，然后就彻底放弃了不列颠，他们自身也陷入与东部匈奴王阿提拉作战的泥淖。于是英格兰地区的凯尔特不列颠人派人前往盎格鲁人那里，向盎格鲁人的首领们提出同样的请求。 [35] 盎格鲁英雄传说中的霍萨和亨吉斯特兄弟受沃提根的邀请来帮助他们打击高地人，在比德的叙述中这是455年，但这一时间比盎格鲁–撒克逊人陆续迁入不列颠的时间要晚。
5世纪中期，日耳曼人大迁徙扩张到了欧洲大陆最西端，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不列颠岛东南部开始登陆，建立起日耳曼式的部落国家。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他们的首领便是亨吉斯特和霍萨兄弟。 [36] 肯特人、怀特人（即占据怀特岛的居民）以及住在怀特岛正对面的西撒克逊地区，至今仍然称为朱特人的那些人都是朱特人的后裔；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居住在今天称为古撒克逊人地区的撒克逊人。从居住在称为安格尔恩地区的盎格鲁人中繁衍了东盎格鲁人、高地盎格鲁人、麦西亚人和居住在亨伯河北岸的所有诺森伯利亚人的后裔以及其他盎格鲁人。 [37] 讽刺的是，英格兰地区不列颠人不堪苏格兰人南下的侵扰，请来盎格鲁-撒克逊雇佣军，但很快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他们最大敌人。在英格兰东南，撒克逊人对不列颠人展开了屠杀，仅存的几个罗马城市血流成河。
456年，盎格鲁部落首领亨吉斯特占领肯特。随后的几十年间，盎格鲁–撒克逊人传说中的首领陆续来到不列颠，他们在哪里登陆，就在哪里与不列颠凯尔特人作战，杀死他们后占领他们的土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记载到的地方有萨塞克斯、克雷福德、朴次茅斯、查福德、怀特岛、索尔兹伯里、威塞克斯、诺森伯利亚、威尔特、格洛斯特等。
在这段时间内，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不列颠凯尔特人向西南部驱赶，已经接受基督教的凯尔特不列颠人逐渐从英格兰撤退，基督教以及罗马文化特征也与之相伴。盎格鲁-撒克逊人带着日耳曼蛮族文化进入英格兰。基督教只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久久没有入侵到的地方，比如萨默赛特、德文和康沃尔，和一部分的威尔士才有所保留。 [38] 这些不列颠边缘地区保留的基督教火苗与爱尔兰方向的修道院式基督教联系了起来，修士们主张建立修道院，与世俗生活隔离，过着苦修的生活。5世纪的时候，他们暂时没有参与到凯尔特不列颠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争斗当中。考古在康沃尔地区发现的4世纪后教堂遗址中，既有罗马式的石柱和马赛克装饰，又有凯尔特式的拱顶和圣坛分列。6世纪撒克逊人势力进入康沃尔，所以6世纪后的教堂遗址中还有撒克逊风格的圣人雕塑。由于凯尔特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文字，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又给德文以西的康沃尔地区带去了拉丁文字，这些英格兰西南地区的凯尔特王国也慢慢开始接受基督教的熏陶。
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仍信奉日耳曼多神教和不可知论，不过在圣奥古斯丁以前，罗马的一些影响就已经渗透到英吉利人当中去了。 [39] 在英格兰，有超过20个地名包含eccles这个词根，它来自不列颠语的egles，意思是教堂；譬如肯特的埃克尔斯（Eccles），诺福克的埃克尔斯和杜伦的伊格斯克里夫（Egglessclife）。 [40] 盎格鲁-撒克逊日耳曼人在建立部落王国期间，渐渐从信奉的诸多神明中简化出若干主神，七国时代的五国国王都宣称自己是战神沃登的后裔。盎格鲁-撒克逊人似乎是有选择性地留下一部分神话和传说，也许是因为其真实性，又或者是特意编造出来使其神圣性高于其他族群。 [41] 这体现了王国之间的战争关系以及日耳曼人对武力的热衷，体现出统治阶层慢慢发觉简单归一的宗教能够为统治提供便利。其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一神信仰的基督教的主动接纳不能说没有现实上的考虑。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建立邦国后，巩固统治、扩大势力就成了当务之急。“七国时代”泛指5世纪至9世纪不列颠英格兰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实则当时建立的盎格鲁-撒克逊邦国远远不止七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大国逐渐吞并了周边的小国，到7世纪末大致形成了以肯特、东盎格利亚、西盎格利亚、麦西亚、诺森伯利亚、埃塞克斯、萨塞克斯、威塞克斯为代表的势力版图。同时，凯尔特文化并没有在整个不列颠消亡。在苏格兰、威尔士、康沃尔、德文等地区保留了凯尔特人的国家，爱尔兰、苏格兰更是保存有未经侵略者文化染指的原生凯尔特文化。在威尔士有4、5世纪的罗马维拉建筑的遗址。凯尔特人区域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区域的边界在6世纪到7世纪逐渐成形，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也缓慢地以此为基础向边疆推进。
肯特是东南英格兰最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肯特国王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中最先皈依基督教的首领。如前所述，公元597年奥古斯丁登陆英格兰前，肯特王埃塞尔伯特已经从法兰克妻子伯莎王后那里接触了基督教。奥古斯丁在埃塞尔伯特的帮助下，重建了坎特伯雷一座据说是古罗马人建造的教堂，为这所教堂祝了圣，为他本人及所有继任者建造了居所，在城市东边离城不远的地方，还建造了一座修道院。 [42] 公元604年，奥古斯丁任命默利图斯和贾斯图斯两人为主教，默利图斯负责东撒克逊地区的传教，东撒克逊与肯特以泰晤士河为界，紧靠东海，主要城市是泰晤士河沿岸的伦敦。 [43] 埃塞尔伯特在伦敦建造了圣保罗大教堂，这里的国王是他的外甥萨尔伯特。另一个主教贾斯图斯被派往罗切斯特，罗切斯特在坎特伯雷以东24英里的地方，城里有埃塞尔伯特建立的圣安德鲁教堂。 [44] 这些撒克逊人的教堂特点是大而宽敞，用料讲究，用成列的柱子支撑拱顶。 [45]
公元616年埃塞尔伯特去世后，基督教的影响迅速萎缩，奥古斯丁后的劳伦斯大主教耽于与苏格兰的凯尔特基督徒辩论复活节问题，但收效甚微。埃塞尔伯特王的儿子埃达伯德公开带领他的子民们恢复了旧信。 [46] 埃达伯德还按盎格鲁-撒克逊旧俗娶了埃塞尔伯特的遗孀，这在基督教伦理中是不可容忍的。埃塞尔伯特的外甥，东撒克逊王萨尔伯特死后，他的三个儿子都信奉异教，迅速在东撒克逊恢复了偶像崇拜。默利图斯被从伦敦主教的位子上赶下来，和贾斯图斯一起离开英格兰投奔罗马。
传说劳伦斯大主教使得埃达伯德王皈依了基督教。619年，埃达伯德王抛弃不合基督教法的婚姻，接受洗礼，同年召回了默利图斯和贾斯图斯。默利图斯被任命为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和继任者贾斯图斯的工作影响下，基督教慢慢渗透了英格兰东南的肯特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埃塞尔伯特的孙子，埃达伯德的儿子欧森伯特王很早就接受了洗礼，一直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公元640年，欧森伯特下令在他统治的王国全境内摧毁异教偶像，他是以国王身份摒弃盎格鲁-撒克逊旧神信仰的第一人。 [47] 肯特和东盎格利亚的基督教传播在7世纪时稳固了下来。
另一个问题在于，公元7世纪初的南部英格兰人口较为稀少。低地的山谷、平原饱受洪涝之苦，北部盎格鲁人的诺森伯利亚王国则拥有更多数量的人群。诺森伯利亚是7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中的强者。7世纪初年，诺森伯利亚王埃德温迎娶了埃塞尔伯特之女、肯特国王的妹妹埃塞尔伯恩。 [48] 625年，约克建立了教会，教皇卜尼法斯终于完成了大格里高利的夙愿，波莱纳斯是第一任约克大主教。但对于北部王国来说，他们与凯尔特人的基督教修道院之间的联系远比跟约克教会背后的罗马教皇的联系紧密得多。
凯尔特人的基督教是与爱尔兰的圣徒帕特里克所建立的修道院一脉相承的。在5世纪黑暗年代中，大部分英格兰地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不列颠原先的居民凯尔特人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活动，到6世纪时爱尔兰和苏格兰已经广泛归信了由帕特里克传播的基督教。633年，奥斯瓦尔德在诺森伯利亚称王，他曾在苏格兰的艾奥纳修道院避难，一并邀请了艾奥纳的艾丹修士来到英格兰为他的子民传教。
艾丹修士在634年到651年都是诺森伯利亚的主教。他没有选择都城拜布尔作为临时居所，而选了另外的一个叫做林迪法恩的岛屿作为自己的福音基地。 [49] 他按着艾奥纳的模式建立修道院，教化异教日耳曼人，训练修士。即使在640年奥斯瓦尔德被继任者玛莎菲尔德和麦西亚的彭达联合击败后，在坚定的异教徒彭达统治期间，艾丹修士也没有停止或放弃传教。
麦西亚是七国中占地最广的一个国家，北接诺森伯利亚，西接威尔士，麦西亚国民的民族和信仰非常复杂。麦西亚也是7世纪中期不列颠最强盛的国家。彭达非常憎恨基督教，在麦西亚全境迫害基督徒，驱赶修士，拆毁教堂和修道院。因为在他是从威尔士奴隶中得知它的，而不是从英吉利武士中。 [50] 由于地缘关系，麦西亚与凯尔特人占领的威尔士长期敌对着。654年彭达死后，他的儿子皮达即位。皮达缺乏父辈强有力的统治手腕，于是选择通过接受基督教来维持北部地区的安定和与南部英格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放松了对基督教的迫害。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传教和渗透，7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在不列颠基本奠定了主要宗教信仰的地位。664年惠特比宗教会议统一了不列颠的基督教各派，重新确立了英格兰教区的划分，加强了不列颠基督教同罗马教会的联系。异教的势力渐微，不再能与之抗衡。
威尔士、英格兰西南和布列塔尼地区自铁器时代以来居住的就是凯尔特人。罗马不列颠时期，不列颠行省的最西端到达德文郡地带。由于山谷纵横和湿地、洼地交错，罗马的步兵和战车无法深入西南，凯尔特人的王国得以在康沃尔和西德文地区保存。公元4、5世纪，英格兰中部战乱，许多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向西迁徙，把基督教也带入了康沃尔地区。
康沃尔的地势复杂多变，凯尔特王国林立，缺乏统一的政权，也没有跟罗马教会建立长久的官方联系。公元6世纪时，一个叫保罗（或保里努斯）的神职人员到布列塔尼的一座城市担任主教，人称里昂的圣保罗，他的教职行使区域也同样覆盖到康沃尔，在那里他被称为保林（Paulin）。 [51] 在圣保林之前，康沃尔的凯尔特人已经有了信奉基督教的传统，他们所接受的是隐修模式的基督教，过凯尔特历法的复活节。许多修道院的神甫们同他们的妻儿居住在单独的房屋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像修士，而更像是大教堂的教士。 [52]
康沃尔的凯尔特王国跟周边的撒克逊国家来往频繁，有时交战，有时又请求他们的支援来驱赶海岸线上的维京海盗。它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好恶跟统治者的手腕强硬程度有极大关联。在撒克逊人对东德文郡的控制力度不强时，他们也还是拥有他们自己的主教团，就像有自己的王室一样。 [53]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凯尔特王国都皈依了基督教，撒克逊人对异教的凯尔特王国进行了武力征服，康伯利亚国王就是在撒克逊国王埃塞尔斯坦的武力下皈依的基督教。755年，德文郡东部依然在撒克逊人的统治范围内，他们的王室贵胄在萨里郡的战斗中死亡后要被送到埃克斯明斯特去安葬。 [54] 825年，西撒克逊国王埃格伯特和麦西亚王国开战，获得胜利，将麦西亚人向北赶过泰晤士河。于是肯特人、萨里人、南撒克逊人和东撒克逊人都归顺于他。 [55] 西撒克逊王国统治了南部英格兰的中心地带，德文是康沃尔和撒克逊王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但康沃尔的地形更险峻，人口更少，也更苦于维京海盗的侵扰，他们向撒克逊人臣服只是时间问题。
康沃尔保留较为完整的基督教堂多是公元10世纪后建筑的。10世纪前凯尔特人的教堂遗迹不多，但也是因为凯尔特基督教徒们与罗马教会的联系不多，仍奉行凯尔特基督徒中流行的修道院隐修模式。当凯尔特王室成员的主教在614年到博德明上任时，那里还是一处隐居地一般的所在。 [56] 博德明直到10世纪初才建立正式的教区。英格兰西南地区的凯尔特人原先就从罗马不列颠那里接受了基督教，在与撒克逊人交往时，罗马教会在不列颠以肯特教区为中心，向英格兰各地派遣主教，康沃尔的基督徒才与罗马教会建立了联系。
七国时代英格兰西南端的盎格鲁-撒克逊大国威塞克斯是撒克逊人建立的国家。公元10世纪时，西南英格兰地区同时面临着海上维京人的侵扰和东部撒克逊人的虎视眈眈，最终败于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斯坦之手。埃塞尔斯坦同期又收获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投降，从而成为整个英格兰最强大的事实统治者。埃塞尔斯坦得到整个康沃尔是在936年， [57] 他的基督教信仰也是康沃尔地区各个凯尔特国王臣服于他的理由之一。
宗教文化传入的最典型路径就是伴随着异族征服。罗马殖民者带来了拉丁文字和基督教，罗马的撤离把罗马诸神和罗马领袖崇拜也带离了不列颠。在罗马占领不列颠时期，基督教虽然于392年取得了国教地位，但其时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已经日渐衰微，所以不列颠的基督教并未一开始就带着官方的烙印，而是在罗马化构建的文化基础上在民间传播，并未随着统治阶层的离去而剥离。屈勒味林说：罗马人所留下之永久事迹仅有三种：一即伦敦之故址，二为罗马道路，三是威尔士人之耶教。 [58] 基督教在罗马占领下的不列颠登陆，却在未彻底罗马化的边缘地区流传下来。
在撒克逊人入侵时，逃到威尔士的凯尔特人把基督教带了过去。凯尔特人聚居的地方建立了凯尔特人的基督教会，这些教会又与同样接受了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会截然不同，隐隐蕴含了原始的民族认同，虽然这种民族化的教会并没有坚持发展下去。爱尔兰流传的基督教以圣帕特里克为源头，帕特里克虽然是在高卢开始信仰罗马基督教，却身体力行地创建了与不列颠凯尔特人民族文化更紧密的教派。爱尔兰基督教在664年被英格兰地区的统治者取缔，但在日耳曼人没有到达的地带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不列颠改信基督教的过程从3世纪一直延伸到7世纪。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不列颠经历了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和邦国混战，基督教的传播路径也是错综复杂的。罗马不列颠时期从罗马化的中心地带英格兰传入，罗马撤离后，基督教随凯尔特人进入威尔士、爱尔兰，英格兰被日耳曼异教占领。5世纪时，帕特里克把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在6、7世纪从爱尔兰又传入苏格兰，再南下传入英格兰。6、7世纪时，基督教也从法兰克罗马教会地区传入英格兰，两方教派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关于复活节历法的教义之争。
自上而下是文化传播最传统的路径之一。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自上而下的宗教传播体现得非常典型。圣奥古斯丁首先使肯特王埃塞尔伯特皈依，他来自法兰克的基督徒妻子在其中可能也起到了作用。同时，由个别统治阶层精英支撑的改信也是很脆弱的。埃塞尔伯特死后，属国东盎格利亚和埃塞克斯迅速恢复了旧信，罗切斯特和伦敦的主教遭到驱逐。他的儿子，年轻的埃达伯德进行了异教婚姻，按照英吉利古代法娶了父亲的遗孀。统治阶层的反复使得本就未臻成熟的教会在肯特也发展曲折。
基督教和异教的争端也伴随着不列颠信仰转化的始末，特别是日耳曼信仰和基督教的争端。尽管英格兰的改信过程中有少许异教徒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英格兰建立文化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基督教的胜利。 [59] 7世纪中期，仇恨基督教的麦西亚王彭达势力范围迅速扩张，这使得基督教的传播仍困难重重。直到彭达败于伯尼西亚王奥斯维之手，奥斯维又从他的妻子肯特公主那里接受了罗马基督教。不同信仰的统治者的更迭，对其领地范围内基督教、特别是依靠教会的罗马基督教的发展传播有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驻下并开始发展农耕文明后，上层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慢慢接受了基督教以取代原先的偶像崇拜。稳定的社会结构是农耕文明的根基，基督教教义中正好也有可以被利用的内容，于是统治者和教会不谋而合。在流行的宗教与过去的宗教之间存在着桥梁，它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辩证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观念的冲突和同化，在6世纪至8世纪不列颠的改信中也有所体现。 [60] 当然，由于七国时代邦国之间战乱的频繁，这一转化的过程并非全部是迅捷与主动的，而是充斥着拉锯与反复。
一种外来宗教从传播到获得皈依，建立起文化，其间转化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列颠从3世纪开始有早期基督教的痕迹，到7世纪中期惠特比宗教会议统一教派，也仅是为大多数统治者所接纳利用，离建立起有实权、独立力量和稳定的教会还有很远的距离。早期不列颠对基督教的吸纳和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信仰的转化，是整个不列颠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交汇融合的结果。不列颠宗教文明经历了自己独特的漫长发展演变历史，这段历史和不列颠凯尔特文明、日耳曼文明的形成与重塑密切相关，也与不列颠民族分布的地缘特征相关。基督教作为不列颠文明和欧洲大陆血肉联系的重要一环，早在诺曼人登陆之前就奠定了基础。
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总是和这一民族早期文化传统的形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列颠人是一个崇尚经验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梦想、敢于挑战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能建立起近代历史上最强大的世界帝国，正是由于域外异族征服及其异质文明的融合、基督教文化的主动吸纳与传播，尤其是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充分摄取与吸纳创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效用。
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克特说：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前，诸多部族还没有凝聚在一起的时候，是罗马文化给了不列颠以最早的启蒙。 [61] 我们知道，在英国近代文明形成的诸多要素中，来自罗马的诸多文明对不列颠民族的融合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欧陆诸多文明尤其是罗马文明，是英国近代社会崛兴的文明之根。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是在一定的历史时序中通过不同的学术群体的更替、历史空间的位移、早期成就的形成等因素，呈现出自己的路向。
学术群体的更替对于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我们知道，在特定的历史空间，古典文明的文化内涵的呈现，都是凭借传播主体来实现的。在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的进程中先后由希腊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不列颠人等作出了贡献。
希腊罗马人对于古典文明的贡献尤其重要。西方学者认为，希腊人创造了政治；他们同样创造了政治理论，而且在他们所创造的这两个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联系。 [62] 希腊人拥有相当繁荣的古典文明。他们不仅精通诸如医学、建筑、天文等学科，而且他们的论证艺术、他们的能言善辩、他们对复杂问题更为敏锐的理解力均有着使用价值，这样一种古典文明，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强大的感召力。罗马人存在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当罗马人卷入对东部进行征服时，他们不能容忍由自己垄断政治与军事权力，而文化却由希腊人垄断；另一方面，罗马人要有效地控制希腊人，就必须首先拥有希腊文化，即便罗马人对希腊文化存有不同的态度。在历史观念的矛盾与冲突中，罗马人的智慧伦理超越形而上学，有效地实现形而上学的经验化转向。罗马人全方位地继承了希腊的文明，而同时也体现出自己的特别创造力。学界认为，像古代罗马人一样，当代西方人意识到“历史”是继承希腊人的。希罗多德对当代西方人来说是历史之父，一如当年他之于西塞罗。 [63] 我们知道，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兴趣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他们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以希腊模式创作……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国家一样，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的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未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并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意学习修辞学时，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这也即是老加图极力呼吁从罗马驱逐希腊教师的缘故。在西塞罗还是年轻人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师从于希腊教师，后出国赴雅典或罗德斯进修，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64]
阿拉伯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做了许多工作。值得关注的首先是阿拉伯人对古典文明传播的贡献。西方学界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著作的传播首先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著作进入阿拉伯世界的。 [65] 公元9世纪中叶，是古典文明传播的鼎盛时期。阿拉伯学人伊本·铿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除了《政治学》之外的主要著作，还著《第一哲学》讨论人的灵魂和知性问题，为古典时期的科学、哲学和文化的传播，作出很大的贡献。 [66] 公元11世纪，由于拉丁文翻译被人们称作阿维森纳（Avicenna）的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西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传播逻辑学、物理学、数学、神学和形而上学，并进一步发展铿迪的哲学思想。最引人关注的是阿维洛伊（Averroes，1126—1198），在许多阿拉伯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学的情况下，阿维洛伊已经由于评注亚里士多德全集而著称。不仅如此，他还为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了评注。 [67] 阿拉伯人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在西西里岛多元并存、相互交融，而叙利亚又是阿拉伯人传播古典文明的重要桥梁。可见，阿拉伯思想家们为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播作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贡献，古典文明才得以由南欧传播到西南欧直到西北欧。
犹太人对古典文明的复兴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犹太人是一个极其神奇的群落，几乎每一种近现代文明的创造都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早期的犹太人大多与穆斯林交叉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自的语言也可相互交流相互使用。从公元12世纪起，有相当一部分古典著作由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好像一开始的时候，犹太人使用的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选录（doxographies），但他们很快得到有阿拉伯语注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阿拉伯语是穆斯林的土地上犹太人说话和写作时用的语言（有时候用希伯来语字母）。 [68] 伊斯拉里（Isaac Israli，850—932）、加比罗尔（Solomon ben Judah ibn Gabirol，1022—1054或1058）、犹大·哈列维（Judah Halevi，1075—1140）、迈蒙尼德（Moses ben Maimonides，1135或1138—1204）等思想家，是犹太人中传播古典文明的代表。灵魂学说、知识论、世界初始元素理论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得到了介绍和评论。加比罗尔从柏拉图那里学到了灵魂学说和知识论，加比罗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观念与普罗提诺也有相似之处， [69] 而迈蒙尼德则认为，12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主义展示出新柏拉图主义对于犹太哲学的主导性影响。 [70] 亚里士多德的理智代表了人类理智的极致，亚里士多德著作是讨论科学的所有著作的根本和基础。学界认为，在犹太思想家中，没有人在传播亚里士多德科学思想方面的贡献比迈蒙尼德更为杰出。 [71] 他们还认为，如果难以理解古典著作，可以通过阅读阿拉伯思想家拉法比和阿维洛伊翻译的著作。可见，犹太思想家对于古典文明的传播是与阿拉伯思想家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可以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相互交融，共同生长。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他们是将古典著作从西西里岛、阿拉伯世界经地中海传播至西班牙和法国的忠实使者。在法拉比和阿维洛伊时代还不能完整地向西欧传播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比如他们可能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比较熟悉，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比较陌生，甚至在西班牙根本就难以看到这本书。 [72] 然而，他们依然是古典政治学传播的杰出代表。
英国的学者对于古典著作乃至古典文明的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伦三岛的学者，尤其是苏格兰人为古典文明的早期复兴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除了爱留根纳（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是同一个族群，只是在不同时域称谓不同）、约翰·司各脱、威廉的奥卡姆之外，米切尔也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仅就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言，大约从1120年开始，苏格兰的米切尔先后翻译了《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论灵魂》《论感觉》《论回忆》《论梦》《论长短》《动物志》《形而上学》等著作及其不同版本。 [73] 米切尔对于古典著作传播的贡献，在英国乃至西欧形成重要影响。
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经历了一个十分久远的过程，然而在大学建立之前，能够作为早期突出成就的也只有约克的阿尔昆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及其学术群体所作出的贡献。
早在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初，约克有一个叫阿尔昆的学者。阿尔昆在约克接受的教育使他得到了一种很好的拉丁语文化背景：维吉尔的诗歌、古代晚期基督教诗歌、早期教父文本宽阔的语境，以及早期其他一些英国学者，如阿尔德海姆·比德（Bede，673—735）等作者创造的来自欧洲大陆文明又有所发展而变得更加抽象的文本。 [74] 查理大帝时期，阿尔昆鼎力推崇知识，认为人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行善，因此主教应创办学校。 [75] 正是在约克修道院受到很好的古典式教育的阿尔昆，后来主持约克修道院的学校工作。公元781年，阿尔昆从罗马归来后接受查理大帝的邀请，到法兰克王国首都埃克森主持宫廷学校工作。在此期间，阿尔昆开始教授作为语法的对话、修辞、逻辑，以及部分古典著作的手稿，他还在古典文明改良活动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
令人关注的是，阿尔昆创建了一个古典学术著作译介工作小组。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群体，对希腊罗马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波爱修、波菲利等许多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和评介。公元8世纪90年代，阿尔昆凸显了逻辑哲学的历史地位。他的《论逻辑》是中世纪逻辑哲学第一部学术文献。通过这一部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论在逻辑学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逻辑哲学的崛兴，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萌芽。可是，阿尔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逻辑学是否适合于上帝？适合，教父哲学已经走了几百年路程；不适合，那么逻辑哲学最终将实现与神学的分离，并预示着人类文明重心的转移。阿尔昆《论对神圣的三位一体的信仰》，逐渐取代了奥古斯丁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诸多解释。阿尔昆不仅在哲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等方面全面译介古典著作，尤其是对伪奥古斯丁《十范畴》的阐释所体现出来的观点，在他的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学生弗里德基斯（Fredegisusu de Tours，？—834）在巴黎撰写《论虚无与黑暗》，黑暗指灵魂认识之前的蒙昧，虚无指柏拉图创世说中的“世界灵魂”被创造之前的“前存在状态”。阿尔昆的另一位学生莫鲁斯（Rhabanus Maurus，约776—856），成为美因茨地区主教。他倡导七艺教育，编撰多种教材，传播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由于阿尔昆小组的存在在宗教文明的背景中有其独立自由的存在方式，有其群体的对于古典著作的翻译与传播，因此我们认为，阿尔昆小组建树的事业，是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源头和重要标志。
特别重要的是，人们后来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公元891年由菲利普斯题字的译文。 [76] 到了公元10世纪前后，《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翻译成英文。 [77] 这一时期，古典文明中的核心性著作已经被传播到不列颠。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1120—1180）是古典政治学的忠实传播者。虽然约翰早年在乡村学校在当地牧师的管理下学习，但是他或许是接受了最接近于16世纪人文主义教育意义的小学生。后来又花了很多时间（1135—1136）在巴黎和夏特尔学习，接受了深厚的宗教和古典文明教育。1148—1152年，约翰作为教徒们的工作人员生活在政治中心，一边接受宗教文明的熏陶，一边又面对世俗生活世界的影响。尽管约翰的著作很少留存，然而他的许多书信，记录了他对古典文明的许多见解。
约翰认同柏拉图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学说，认为共和国如同放大了的人体世界，他们的全体成员相互依存而且拥有共同的福利。约翰还提出了自己的国王学说。他认为，国王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传统的规则，他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奴仆。 [78] 约翰著《论政府原理》，他关注的是普罗塔克的政治思想，关注的是恺撒的共和思想，关注的是图拉真的政治主张。 [79] 《论政府原理》受到美国思想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特别关注，他认为，《论政府原理》的作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是西方政治科学的创立者。 [80] 伯尔曼认为，约翰的著作有四点创新：首先是包含于《论政府原理》的新的东西是作者努力用一种包罗万象的方式把来自极其多样和矛盾的渊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尼克、维吉尔、奥维德、《旧约》《新约》、教父们、研究由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自己同时代所注释的查士丁尼法律原文的罗马法法律家、教会法法律家，以及其他渊源的理论、原文和例子汇集在一起，并企图整合他们。其次，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除了作出综合的努力以外，还发现了一种通过概念去实现综合的方法，这些概念通过抽象出矛盾的规范的共性而综合在一起。第三，有些事例即使披上了《圣经》的、希腊罗马式的或者其他来自较古老的时代的外衣，也还是引入了一种经验—归纳的特性、一种对实际经验的关切或一种决疑法。结果是形成了这样一本书：一方面，它不是对某种乌托邦或理想共和国的描绘；另一方面，它也不是一种衰败时代的编年史，尽管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他还说，在《论政府原理》中看到的政治统治的有机体概念和自然性概念，更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不是斯多葛派或早期教父的思想。虽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当时无法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他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政治共同体要服从作为理性的自然法，并且认为自然或理性要求国王按照正义和公平的原则统治。也就是说，约翰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具有一致性、相似性，抑或继承性。约翰在接受古典文明教育的过程中，接受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的影响。 [81] 可见，约翰来自古典政治学与古典文明中的政治思想，影响着那个世纪直至近代社会。
古典文明从希腊、罗马经过地中海世界传播到不列颠，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序和地理空间的位移，经历过诸多思想家的整理与翻译，经历过诸多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以使古典文明在诸多内涵与形式发生变异升迁与创新，从而对英国近代文明的崛起产生强大的推动力。仔细考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源流，及其内涵与形式的演变过程，对于探讨英国近代文明崛兴的历史原因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诸多途径中，教堂与大学的建立及其对于摄取古典文明既具有特殊的效用也是其最为重要的途径。
教堂的建立，对于不列颠早期古典文明的复兴及其全面拓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不列颠社区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诸多教堂的先后建立是古典文明全面复兴的重要桥梁。西方学者认为，在古典文明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当英国学者于15世纪初格外关注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知识分子对于英国的关注则开始减弱。然而，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各地的基督教机构和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方学者认为，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进入高潮之前，许多地方古典文明复兴是通过教堂来实现的。比如，在英格兰，古典文明的传播就是从坎特伯雷大教堂开始的。首任大主教奥古斯丁就是古典文明最早的传播者之一。奥古斯丁给不列颠首先带来的是宗教信仰，可是同时也带来了法律和古典文明地方化的意识形态。 [82] 在奥古斯丁和格里高利的诸多讨论中体现出这样一种观点，宗教信仰和法律都具有地方化的可能性。奥古斯丁说过：既然只有一个信仰，为什么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习惯？奥古斯丁还说过：请告诉我，如果有人偷窃了教会中的东西，该怎么处罚他？格里高利告诉他的答案是，宗教信仰可以有自己不同地方的习俗，法律问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83] 这些观念，和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意识十分相近。
坎特伯雷第七任大主教西奥多·塔尔苏斯（Archbishop of Canterbury，Tarsus，668—690）就曾经阅读普罗塔克的著作，并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公元9世纪的爱尔兰人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一位与普通传播希腊著作的方式存在明显区别的学者，他在不列颠传播新柏拉图主义的生涯中，既没有使用比德《英吉利教会史》中关于普罗塔克的材料，也没有使用约克宗教学校图书馆阿尔昆资料中关于普罗塔克的书籍，或许奥尔本斯教堂发现的这位基督徒所使用的手稿类的普罗塔克的著作直接来自雅典。 [84] 在诸多坎特伯雷大主教中，对于摄取古典文明过程起到突出作用的还有第36任大主教安瑟尔谟，他于1494年被教皇封为圣徒。他于1093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将希腊古典文明中注重理性、重视逻辑学与辩证法，以及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传统带到不列颠。
首先，安瑟尔谟认为，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渴望得到理性的支持。他说：“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所爱的真理，因为我绝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 [85] 这种对理性的呼唤，显然超越了教父哲学时代神为万物之本源的观点，而是从信仰之外寻求理性的支撑。在《论语法》一文中，他还对名称和意义的差异，以及说话等范畴的使用，都主张需要理性的证明。
其次，安瑟尔谟重视古典文明中的逻辑学与辩证法。安瑟尔谟在他的《宣讲》中所作的关于上帝本体论证明就充分体现出他对于逻辑哲学与辩证法的重视。这一段三段论是逻辑推理的内容是：
大前提：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小前提：上帝是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结论：上帝在实际上存在。
尽管这一推理中缺乏设想与存在之间的必然性关联，然而它的逻辑推理与辩证法的性质及其在经院哲学中的运用，实际上是传播了古典文明中的逻辑哲学观念与辩证法思想。
还有，安瑟尔谟十分关注自由意志问题，为自由意志的神性实现向人的自由意志的转换准备了条件。安瑟尔谟在《论选择的自由》中说，自由的选择似乎与上帝的恩典、命定与天意相对立。我想知道自由的选择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总有自由的选择。他认为，人的意志是灵魂的一种功能，具有选择功能的倾向性，还可以付诸实际运作，而且与有用和正当有关。显然，意志与道德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主观倾向性和实践性。安瑟尔谟对于人的意志自由的关注，与奥古斯丁的神的自由意志相关，但同时又超越了这一学说，以便进一步实现向奥卡姆的人的主观意志的自由的根本的转变。
早在公元7世纪，坎特伯雷就建立了学校，进行希腊文化和拉丁语教育；贝辛斯托克的约翰还从雅典带回普罗塔克著作的手抄本， [86] 传播希腊时代的人文主义观念与政治哲学思想。
在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过程中，大学的兴起意味着什么？牛津大学建立的早期状况是我们了解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无法准确把握牛津大学建立的时间，但是有案可考的是，早在牛津大学创建之初，就必然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牛津大学的创建得益于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诸多资源；二是牛津大学最早授课的是宗教人士或者说是基督徒。 [87] 据查考，较早在牛津发表演讲的是1133年的一位引人关注的来自巴黎大学的老师罗伯特·普鲁斯（Robert Pullus），他发表的是关于《圣经》的演讲。后来是1149年，有一位更有声望的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老师瓦卡里乌斯，他在牛津讲授的是罗马法。显然，这是牛津大学课程世俗化的重要标志。12世纪下半叶，牛津已经形成比较稳定和有组织的大学，还建立了主教之下的专门委员会掌控大学的中心权力，然而商业行会拒绝合作，直到12世纪末尚未获得容许，没有开设人文学科课程的资质。然而，这一现象也表明，商务在牛津大学早期教育中至少已经形成思想和语境并体现世俗化的趋向。早期学生大多来自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已经成家的英国人在完成巴黎大学学业之后来到牛津大学。人文学科最早又分成了法文、英文、诺曼文和皮卡兹文。或许，这是牛津大学学科分类的最早记录。据查考，牛津大学主要有人文、法律、医学和神学四个学科，后面三个学科是在人文学科建立之后建立起来的；拉丁语是牛津教育使用的最基本的语言，拉丁语法是主要的必修课。在中世纪，由于课程的发展又将拉丁语教育分成两组：一个小组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一个大组包括数学、音乐、地理和天文。这就是古典式的七艺教育。这七种自由艺术教育是由宗教人士主持的一种十分严肃的学习方式。 [88]
尽管我们感受到的牛津大学历史悠久而且十分辉煌，可是它的形成和发展的经历却十分艰难。早期的牛津，人才匮乏，图书亏缺。据史料记载，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就是当时牛津大学的资助者之一。 [89] 格洛斯特公爵十分慷慨，他为牛津大学捐助了280多本手抄本图书。 [90] 在15世纪初的英国，这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和文化财富。然而，1447年公爵逝世给他身边的学者们带来严重的影响。有人认为，他的离世使得以他为中心的第一批人文主义者面临终结。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家的名声不太显赫，而且也很少为社会所接受。有时人们能忘却来自古希腊的古典文明，甚至无法辨明从意大利来到英国的一些学者。然而，在古典文明复兴的第一个阶段，人们为了一代代人的成长用汉弗莱的名字命名图书馆和每年均可获得的基金，用汉弗莱的名字鼓励复兴时期的后来者。 [91] 核心人物及大学，在英国文艺复兴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体意识”与“现代路线”的确立，是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确立人是约翰·司各脱和威廉·奥卡姆。约翰·邓斯·司各脱（约1266—1308）是一位出生于苏格兰的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他于1288年前后，在牛津大学学习神学，《箴言四书》是他的学士论文，也被称为《牛津评注》。1291年被按立神职后，他曾经赴巴黎大学学习。1300年7月6日，他成为牛津教区报给林肯郡主教约翰·达尔德比（John Dalderby）的22名方济各会修士之一。此时，司各脱修订他的《箴言四书》。1302年，司各脱被送到巴黎学习，并在那里讲授《箴言四书》。1303年，他因在教会财产征税问题上效忠教皇博尼法斯八世而反对法王菲利普，被驱逐出境而返回英国，1304年才回到巴黎并再次讲授《箴言四书》。这一年，他成为巴黎大学教授，并接替方济各会总会长、来自西班牙的冈察乌斯（Gonsalvus of Spain）。任职期间，他曾主持过与多明我会修士威廉·彼得·高迪努斯（William Peter Godinus）讨论个体化原则的自由辩论会。1307年秋，方济各会教席很快被亚历山大利亚的亚历山大接替，后被调到科隆方济各学馆，作为一名讲员一直到1308年。就在这一年，正当他忙于修订《牛津评注》的时候，1308年11月8日，司各脱去世并安葬在科隆。值得关注的是，司各脱的自由辩论中的“个体化原则”和《论第一原理》中关于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问题。他的观点，在传播神学和古典哲学的过程中已经包含着个体与群体、无限与有限、可能与事实等对立统一的范畴。我们知道，司各脱用“无限”和“可能”的假想逻辑，来为上帝存在辩护。从表面上看，司各脱的观点是一种倾向于唯识论的经院哲学观，但是他的观点对于个体、有限和事实的包容这一现象，事实上已经为奥卡姆“现代路线”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也呈现出古典文明意义在不列颠宗教文明背景中演进的历史轨迹，即由重视观念与神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向重视存在与个体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转变。
13世纪之后，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历史上出现了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威廉·奥卡姆及其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路线。奥卡姆现代路线的确立，标志着新柏拉图主义向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转换的完成，也同时标志着经院哲学使命的完成；更重要的是，13世纪初的英国，出现了最早为个人权利立言的《大宪章》，它不只是王权、教廷与民族情愫的碰撞与融合的产物，更是历史运演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和社会阶层等复杂的社会因素走向统一的重要标志。古典文明的复兴，从文化内涵升迁和政治观念演变两个方面昭示着不列颠乃至整个欧洲进入了民主政治、理性哲学和人文主义观念逐步成为主流的近代社会。
大学的建立对于英国古典文明的摄取所担当的使命是不可估量的。牛津大学是英国的第一所大学，也是为近代早期英国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的大学：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1168—1253）、罗吉尔·培根（1214—1292）既毕业于牛津，也执教于牛津；约翰·邓斯·司各脱（1265—1308）、奥卡姆的威廉（1285—1349）都是牛津大学培养的优秀人才。 [92] 人们在12至13世纪就开始普遍地传播古代希腊柏拉图等诸多思想家的著作与思想； [93] 到了15、16世纪，势头则逐步转向亚里士多德。据查考，到17世纪初，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在牛津诸多学院甚至整个不列颠的传播已经形成高潮。 [94]
牛津大学从建立的时代起，就具有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品质。早在1184年，国王就馈赠了一个市场——高街（High Street）——给牛津大学；1219年，教堂的主教又得到国王的许诺通过一条大路将教堂、市场和大学连接在一起。 [95] 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学与宗教、世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容易在多元碰撞与融合中获得发展与前行的力量。
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相对于其他民族对于古典文明的接受存在明显的独特性，不列颠总是以自己为主体面对古典文明。主体意识的确立，范畴意义的转换，存在样态的升迁，是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过程中呈现的特征。
早在公元一二世纪，古典文明就已经零散地伴随着宗教使者传播到西欧。许多民间的宗教活动及其古典文明的流传是无案可考的，仅就有案可考的则可以追溯到公元156年之前。比德说过：在公元156年之前，不列颠王卢修斯写信给神圣的罗马教皇埃路塞路斯，请求教皇下一道训令让他成为基督徒。他的这一虔诚的愿望很快得到了实现。因此，不列颠人接受了基督徒并在安宁中完整纯洁地把它保持下来，直至戴克里先皇帝时代。 [96] 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后到公元四世纪，不列颠就已经得到了来自罗马军队与教会中知识分子带来的罗马古典文明。卢修斯国王的行为还表明，在域外文明面前，不列颠人始终是一个主动者。宗教信徒们则备受七艺教育熏陶、拥有深厚的古典文明学养。公元5世纪末或6世纪初，圣古荣来到康沃尔的山林之间并居住在这里；公元518年，圣比德诺克又来到了康沃尔，共同建立他们的宗教领地，传播他们的宗教事业。 [97] 此时，罗马古典文明的传播，处于一种绝对的伴随状态；到公元597年，进入肯特郡的奥古斯丁带着他的宗教群体在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带来了古典文明。坎特伯雷是由罗马人模仿圣彼得大教堂在不列颠建造的第一座教堂，告解室或地下室及其阶梯有所上升。 [98]
令人关注的是，传播古典文明的学者大多终老于英伦三岛，这里的修道院在大格里高利及其同时代人过世以后，成了古典文明的宝库。在这些修道院里，人们不仅用拉丁文而且也用希腊文研究古代基督教著作。 [99] 可见，宗教群体传播古典文明的同时也在传播基督教，从而实现两希文明对西欧世界的影响，其间英国学者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不久以后，即大约在4个世纪后的蛮族入侵之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的贡献，基督教呈现出一种新的基督教文明。 [100] 也就是说，在古典文明的西传与融合的过程中，教堂的建立强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明传播的历史进程。
不列颠摄取的古典文明，其内在思想与意义随着历史时间的变迁而不断演进。我们知道，古典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现，其形态和内涵是在不断地演进和变化的。从公元初年到公元5世纪，古典文明零散地伴随着战争与宗教文明传播到西欧；5世纪之后，古典文明逐步以不同方式全方位地传播与介绍到西欧，直到13世纪大学的建立，使古典文明复兴进入鼎盛时代。从总体上说，早期不列颠摄取的古典文明具有相对稳定的思想内涵，神性、理性和人文情怀等要素始终具有重要的分量并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古典文明的内涵又有其不同的倾向和呈现方式。
随着时间的变迁，中世纪哲学观念逐步由教父哲学向经院哲学位移。一系列经院哲学家的诞生，有力地推进了古典文明的全面复兴。在普罗提诺、奥古斯丁等教父哲学家之后，爱留根纳等体现经院哲学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们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改变了来自古典时代的诸多文化范畴之根本内涵的理解均以教父哲学甚至柏拉图主义观念为依据的历史状况，自然的内涵、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获得了新的阐释。特别重要的是，自然的内涵及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到了爱留根纳时代发生了根本变化。
公元9世纪中叶，爱尔兰学人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810—877）就是研究希腊古典文明的著名学者，他的《自然的区分》是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成果。《自然的区分》写作于860—866年之间，是爱留根纳晚年的著作。9世纪50年代，爱留根纳奉查理大帝之命翻译了许多希腊时期的著作。 [101] 他的《自然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萌发出经院哲学的初始品质：初步确立“理性”在宗教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基于自然以超越历史与宗教的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教父哲学以来自然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使自然获得了无限广阔的生存空间。
“自然”在爱留根纳那里实现了与上帝的对立和分离：一方面，爱留根纳以理性为根据实现对自然丰富内涵的理解。他认为，自然是关于一切存在的东西和一切不存在的东西的普遍名称。用无限丰富与广阔的内涵，将自然的存在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从而形成与上帝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爱留根纳用辩证法实现了对于自然诸多存在形态的逻辑的区分。根据上帝的生成与发展的四个阶段，自然可以区分为：（概念1）指示作为自然最初原因的上帝，他能创造；（概念2）指示上帝作为创造的原型理念，他被上帝创造；（概念3）指示上帝按照原型创造出来的事物的总和，这些事物不能再创造其他事物；（概念4）指示作为自然最终目的之上帝，他不被创造，也不能创造。由于爱留根纳认为，真理的运行起始与归宿均以上帝为依托，因此被认为是泛神论的思想家。然而，爱留根纳对于自然生成与自我显示说的理路与逻辑建构，以及关注结构、符号和文本等范畴，被现代人认为是宗教哲学历史进程中语言结构的重要创新，而且也为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后现代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02] 显然，爱留根纳的哲学思想对于现代思想家带来许多启示。
自然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既是一种有的存在，也是一种无的存在；它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理性，理性高于权威；尽管自然的起始与归宿以上帝为依托，然而自然拥有自己原型世界和可感世界，自然不是寓于上帝之中，而是上帝寓于自然之中。可见，以“自然”及其与上帝的关系的案例可以说明，古典文明的内在意义从初始状态传播到不列颠经历了无数次洗刷和重构，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英国学者威廉·魏安思曾经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介为案例。从诸多译著的材料出发，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心理与精神因素的变化，外在的标杆与社会尺度的变化，亚里士多德著作文本内在的诸多主观意图等三个方面的因素，是构成古典文明传播进程中内在意义变化的主要原因。 [103] 事实上，基于社会历史与地理空间的转换，威廉发现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文化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68—1253），生于萨福克郡的农民家庭，早年在牛津教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牛津艺学院任教。在牛津期间，格罗斯泰斯特潜心研究法学、医学和神学。 [104] 1209—1214年，英王约翰与教会发生冲突，关闭牛津大学，格罗斯泰斯特赴巴黎大学神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回牛津教授神学。1214—1221年，任牛津大学首任校长。1235年起任林肯郡主教直到去世。他对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主要功绩是：评注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哲学、宗教哲学、数学、光学、物理学、美学、逻辑学、人学和神学等古典文明相关的多方面的著作；邀请希腊人讲授希腊文字与文化，从希腊学者那里学到古典文明研究的奥秘。 [105] 守护宗教与拉丁文的文化传统；格罗斯泰斯特等人率先全面系统地向英国传播来自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与古典文明。格罗斯泰斯特首先是一位忠实的信徒，是宗教的忠实捍卫者，无论是生活、事业还是学术研究都以他的信仰为基础；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他译介了光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占星学、农学等自然科学著作，并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再次格罗斯泰斯特还是一位人文与社会科学家，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后分析篇》《归谬篇》，还编著了《神学问题集》《论真理》《论真命题》《神的科学》。1239—1244年，他着力推进古典文明的复兴，将大量的希腊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还对乡村文学和家政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的贡献。 [106]
更重要的是，英国最早的大学——牛津大学是在格罗斯泰斯特那里实现了组织机构的世俗化。1120年，牛津大学实现了同主教权力的分离，实现了大学管理与组织权力的世俗化。 [107] 格罗斯泰斯特在思想领域如同他在宗教世界一样，具有很高的威望，不仅在牛津大学教育和宗教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的成就，而且有很多好朋友和好学生，影响了像罗吉尔·培根等下一代学者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直到以后的几个世纪。 [108] 或者说，在宗教学的基础上，格罗斯泰斯特给了他的那个时代，给了不列颠以科学思想与伦理规范。他，造就了一个时代；那个时代，造就了拥有近代文明的不列颠。我们认为，来自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改变了英国，而英国则改变了整个近代世界。
罗吉尔·培根（1214—1292），格罗斯泰斯特的学生，唯物主义哲学家、科学家，生于桑莫斯特郡的一个地主家庭。1230年在牛津大学艺学院学习，接受格罗斯泰斯特的教导。后到巴黎留学，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1236年，在巴黎大学任教，他是第一批讲授被禁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教师，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著名的译者和传播者。罗吉尔·培根在研究经院哲学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秘密学问和工艺制造。1247年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任教，是亚里士多德学术思想最为忠实的评注者和传播者。著《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寄托其神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
罗吉尔·培根与格罗斯泰斯特的共同点是，十分关注古典文明的译介与传播。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与格罗斯泰斯特较多地注重神学不同，罗吉尔·培根关注神学是与关注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罗吉尔·培根认为，他对希腊与希伯来学者的精心研究，花费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他关注过与《圣经》相关的语言知识并阐述其文学意义。 [109] 当然，罗吉尔·培根更关注实用科学和经验科学，主张用实用科学来改造经院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所证实。 [110] 二是格罗斯泰斯特和罗吉尔·培根都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然而格罗斯泰斯特继承柏拉图主义与教父哲学的传统，很关注光学，罗吉尔·培根则更重视数学及其功能。罗吉尔·培根广泛学习，他从格罗斯泰斯特的学生那里学到用数学解释自然的思想；从名叫马里考的彼得的法国催眠师那里学到了实验科学的基本思想。罗吉尔·培根还从炼金术与化学的关系中寻找其中的科学思想。他的思想与经验表明，作为化学家的他可以避开那种成为他得以成长与发展的经院哲学家的生命与灵魂的许多思辨问题而得到支持，远超过他作为炼金术者的身份。 [111] 罗吉尔·培根不仅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同时还在传播亚里士多德的权力学说和法律观念，更加全面发展格罗斯泰斯特的学术思想与人生理想。正是由于罗吉尔·培根思想中渗透着经验与唯物主义因素，所以他经常受到审查、囚禁与迫害，直至去世，因此人们又称之为不幸的天才。
伊迪丝·汉密尔顿说，希腊精神是“理智”， [112] 称罗马精神是卡图鲁斯（Kiertzsche，约公元前87—约前54）。卡图鲁斯是古罗马晚期抒情诗人，然而他总是将想象依附于现实，将理论筑基于实践。针对希腊与罗马精神的关系，伊迪丝·汉密尔顿说：希腊人提出理论，罗马人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 [113] 也就是说，希腊人注重形而上学，罗马人注重实践精神。到了13世纪的英国，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和罗吉尔·培根将形而上学与实践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知行并举转化为知行合一，这就是英国经验哲学的诞生。格罗斯泰斯特曾经用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理论来阐释凸透与折光的视觉原理；不仅如此，格罗斯泰斯特还试图用亚里士多德的经验知识来印证地球凸透与玻璃燃烧的折光学说，并用凹凸原理阐释亚里士多德的“虹”的学说； [114] 到了罗吉尔·培根，则进一步将光的折射与球体的放大原理相融合，更加完善科学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性特征。 [115] 如果说格罗斯泰斯特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那么罗吉尔·培根则是其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格罗斯泰斯特复兴古典文明的伟大事业，发展了13世纪兴起的以注重理性、现象和经验为内涵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而且为近代经验哲学与近代科学思想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有些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评价过罗吉尔·培根：尽管我是很晚才读到罗吉尔·培根的某些作品，但是我依然很虔敬地认为，与弗兰西斯·培根相比，罗吉尔·培根是更加杰出的伟人。 [116]
在格罗斯泰斯特和培根之后，约翰·科莱特和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等人文主义者都为古典文明复兴作过重要的贡献。科莱特曾经是圣保罗大教堂的领军人物，后来又率先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神学。1406年，他从意大利回到牛津，在大学的背景下展开传播新柏拉图主义等古典文明的生涯。 [117] 科莱特的事业直接影响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生涯，这位来自荷兰的思想家在传播古典文明的过程中，通常将英格兰作为自己思想形成的第二故乡。 [118]
古典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域和具体的地理空间中诞生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与逻辑形式，并通过教堂和大学的建立体现其强大而深远的推动力。令人震撼的是，直到17世纪以后，西欧诸国依然从古典文明区域汲取营养，而且也正是由于古典文明区域的作用，西欧才可能率先建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众所周知，约翰·隆贝在意大利旅行中，模仿意大利的机器制造技术，在英国德文河的岛上建造了英国第一座工厂并形成了系统的工厂制度。 [119] 从此，点燃了英国通往工业文明之路的灯火，并直接使西欧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由此可见，从罗马征服到多民族文明的累积，从坎特伯雷教堂建立、奥古斯丁宗教思想体系的形成到牛津大学建立逻辑学说体系和培根经验哲学思想体系的创立，均标志着古典文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中实现了多种文明意义的重铸、融通与演进，从而以富有张力和生命力的多元重构的逻辑形式，成为近代文明的象征。
考察早期不列颠摄取古典文明的历史进程，从内在意义的升迁到历史空间的位移，寻找古典文明复兴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形式，不仅能使我们厘清古典文明复兴内在意义演绎的历史脉络，而且还能证明古典文明给予西欧诸国以理性哲学、伦理道德、科学技术和政治生命，让西欧诸国率先走上了民主政治、道德文明与科技崛兴的发展道路，还将呈现出一段完整的由古典文明向近代世界升迁的客观而全面的世界历史。毫无疑问，古典文明西传至不列颠，给近代英国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柏拉图主义不仅给培根《工具论》等带来重要影响， [120] 还给洛克的直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121]
不列颠13世纪前摄取的古典文明及其对于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完成的。以1066—1154年之间的盎格鲁–诺曼时代为例，不列颠是吸纳了中世纪欧洲诸多民族文化精粹的智慧之光。 [122] 不仅如此，不列颠累积了诸多不同质的民族语言与文化传统，不同质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列颠，尤其是诺曼底，诺曼贵族依然很有尊严地参加他们当地的宗教活动，分享当地的精神英雄所具有的神力。 [123] 可见，欧洲早期诸多民族的异质文明、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来自希腊与东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智慧伦理，以及以公民大会、双王制、四王制和议事传统为表现形式的民主政治，还有曾经获得马克思高度赞扬的童年艺术，或许正是这些古典文明之精髓是近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动力。
不列颠在初民文化的基础上，遭遇了暴力征服及其文明的输入，又经过基督教和古典学即被人们称为“两希文明”的摄取，前者如同身躯之肉体，后者如同生命之灵魂，从而使不列颠进入生命形成的中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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