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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铭
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经济周期”的托辞可以掩盖。当然，我不否认，自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这对中国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有输入性的衰退周期特征。但是，从中国经济自身的运转来看，今天的经济增长低迷，却远不只是这点周期的问题。
在经济理论当中，周期主要就有两种，分别是从需求方和供给方入手的。凯恩斯主义从需求方来看经济周期，当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会出现凯恩斯式的经济衰退。那么，中国今天缺有效需求吗？中国不仅不缺有效需求，而且需求还很旺盛。中国真正的问题是，有需求的地方缺少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少需求。不仅如此，在有需求的地方，政策上是在抑制需求；而没有需求的地方，政策却希望创造出需求。这在本质上是政策制定者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同时是对行政力量的过度信任。
供给与需求的错配有很多表现，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地区之间的错配。比如说，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出现的各种城市病，本质上就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表现。交通拥堵的本质，是基础设施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公共服务的短缺，还是供给跟不上需求的表现。住房就更不用说了，房价上涨，虽然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但第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有移民大量涌入的地区，住房供应跟不上。
住房供应短缺又由几个因素共同造成。第一，在人口流入地，长期以来建设用地指标增长速度放缓，造成建设用地供应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第二，在既有的土地供应当中，各级政府更愿意将建设用地用来造工业园，招商引资，而商住用地供应却相对不足。第三，在商住用地当中，地方政府的逻辑是，商办用地可以源源不断产生税收和租金，而住宅用地却是一次性出让的。于是，政府更愿意建商办楼，相对减少了住宅用地的供应。这个问题在一线城市的市中心，表现尤其明显。第四，住宅用地容积率受到了过于严格的管制。
面对经济持续的低迷，全球最伤脑筋的就是没有需求。而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当人口流入地各方面供给跟不上需求增长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抑制由移民产生的需求。不无遗憾的是，一些智库研究完全无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先定目标，再出依据，所“论证”的政策从以产业控人到以住房控人、以教育控人，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对移民向大城市集聚的全球趋势视而不见，希望以上帝之手来引导移民向三四线城市转移。若干年来，在人口流出地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和新城，结果却是工业园大量空置，住房去库存压力越来越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一样道理，在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却不是用于发展当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也过剩。
中国不是一个需求不足的经济，而只是需求与供给的错配，这个经济出现的增长趋势下滑，显然不是凯恩斯意义上的经济周期。那么，这个经济出现了供给方的“真实经济周期”吗？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供给方的技术冲击来解释周期，其表现形式是边际产出曲线出现下降。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今天出现的供给方问题，是一个由技术冲击导致的边际产出下降。即使可以观察到边际产出曲线的下降，也是因为政策的失误和改革的滞后，和真实周期理论所讲的边际产出下降也完全扯不上关系。
说来说去，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也是体制性的，在这样充满改革空间的经济，不应把经济增长下滑归结为通常的经济周期。如果不把这个理论问题讲清楚，任何通常意义上的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就是没用，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结构问题。
先不谈真实经济周期的政策含义，基本上，这个学派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建议，主要就是两个字——“等着”，因为随机而来的供给方冲击，也会随机而去。我们来谈谈需求方的宏观管理政策。让我们再回到“错配”两个字上面来。中国今天出现的问题，是城乡间、地区间和所有制之间的严重资源错配。如果不作结构性改革，而是采取总量上的刺激政策，那么，在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的政策之下，更多的经济资源将有可能继续进入到回报较低的部门。结果就是，忽视推动人口自由流动，以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样道理，在东部和特大城市需求得到抑制的状况下，大量的资源却投入到人口流出地。而在所有制之间，则是地方政府和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占用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2009年的4万亿元支出计划，就是在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总量扩张反而加剧结构问题的一剂强心针，它在短期让形势表面上好转，但时间拉长，恰恰是结构性扭曲更加严重的原因所在。
当前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都在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如此宽松，民营企业还是没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
中国的金融市场把财政该做的事情和商业金融该做的事情混到一起了。商业的金融市场应该就按照回报率来配置资源。如果看我们的金融市场，国有企业的融资所做的事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政府目标，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借贷更是政府的融资，这两个融资不按回报率来，但是同时又有地方政府信用的担保，甚至还有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因为老百姓知道地方政府不会被破产。这样一来，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量跑到国有大企业去了，他们可以只付比较低的利率。银行为什么不贷给中小企业？他们觉得中小企业有风险，国有企业安全，哪怕它亏损都安全。
我们再来看所谓影子银行，很多人简单地把影子银行视作金融市场自由化的一个途径，其实不是。影子银行利率很高，边际上是被地方政府融资抬高了，它们几乎不计代价地融资。但是影子银行这么高的利率在干什么？在通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影子银行的利率高到15%，如果这15%的利率由供求来决定，而需求方借了15%的利率，一定是利润率超过15%，它仍然符合谁出高的价格就得到资源的原则，最多就是资金供不应求时，融资方的净利润将下降，但是从资源配置的效率角度看没有问题。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上有大量融资成本出到10%甚至更高的融资方，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而且是欠发达地区资产质量较差，融资成本反而更高。现在银行大量的理财产品对应的融资流向地方政府推动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没有那么高回报，甚至有可能是借新债还旧债。现在，如果一个民营企业有10%的年利润率已经不错了，它到商业银行借不到钱，而到影子银行也融不到资，一方面影子银行会嫌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小，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利率已经在边际上被抬高到10%以上了。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而只是实施一个总量扩张的货币政策，下来的钱又跑到哪里去了？恐怕大量都跑到地方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那里去了，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并未得到缓解。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发的钱越多，越是形成对于能够拿到便宜的商业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些企业都是自己开金融公司的，从商业银行拿着便宜贷款，然后再把这个钱通过委托贷款再导入到影子银行里去，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和影子银行贷款利率这两者的利差，构成了对于拿到便宜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的补贴。
所以，如果不能把银行体系和“公共财政”（包括地方财政融资和国有企业融资）这两个融资渠道截然分开，让政府和国有企业（特别是承担有公共职能的国有企业）彻底从银行体系市场上退出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资源错配问题解决不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局面难以改观。
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就是几重问题的叠加。第一，经济形势不好，可以挣钱的产业越来越少，总体上投资回报越来越低。第二，一些潜在的能挣钱的部门不让进入，被政府和国有企业抓着不放。第三，自己能做的挣钱的产业，却得不到金融的支持。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可以用几句话来总结。第一，宏观的问题出在微观上。第二，总量的问题出在结构上。第三，不是周期的问题，而是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讲清楚了，那么，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改革和危机的赛跑。这个赛跑，已经持续了好多年，至今胜负未决。如果不改革，按照目前这样子下去，那么，或者危机到来的风险逐渐积累，或者就是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日渐加剧。如果改革得以深化，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回到更高的水平，这样，债务的问题可以得到化解，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危机的压力就会下降，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也会随之被缓解。
之前我说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不能以经济周期作为托辞。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多讨论，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再作一些阐述。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2003—2008年期间越来越快，之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滑。从表面上看，这是非常典型的经济周期的现象。但是，这只能说是表面的。
我需要强调一下，我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不能以经济周期为托辞，并不是说中国经济一点没有周期性的特征。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全球经济形势当然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产生影响，这是一般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的特征。接下来，如果国际经济形势出现好转，有可能会再一次带动中国经济的上升，这当然带有经济周期的性质。
然而我要说的是，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理解为经济周期，没有揭示问题的关键。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有一些政策的影响，而这些都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并不吻合。这里让我与读者一一道来。
在通常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是顺周期的。换句话来说，在经济增长的上升期，全要素生产率会加速上涨，而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就会相应地下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比如说一家企业，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周期里，它的产量和销售额增长都会比较快，但是，这时候企业的员工雇佣数量却并不一定同步增长，它只是提高了产能利用率，那么这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提高得更快了。反过来说，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周期里，如果一家企业产量有所下降，但是它并没有相应地减少产能和员工雇佣数量，那么这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就会下滑。
中国的情况并不符合上面这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顺周期的现象。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在2003年以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明显下滑了。同时，如果用企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来度量资源配置效率，这个指标也明显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恶化。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时期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恶化和配置效率的恶化，只能解释为经济政策导致资源发生严重错配。同时，在2003年以后，直到经济危机之前，国际经济形势向好给中国带来了外需的快速增长，掩盖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和政策失误。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在2003年之后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滑。只有了解了这些变化的政策背景，才能准确把握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今天政策的走向。
2003年构成了中国经济很多政策的拐点，和我今天讨论的议题特别相关的是土地政策。2003年之前，中国的东部在土地供应当中所占的份额是提高的，适应了经济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在2003年以后，政策的导向却是将越来越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给中西部的地区和一些三四线城市。我们的研究显示，在2003年之后，相对来说欠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和中西部城市更可能成为建设用地指标在全国所占份额增加的地区。土地资源的配置，已经完全跟人口流动的方向以及价格机制所显示出的信号（地价和房价）反向操作了。这些用地指标被用于建设了大量在中西部分散分布的工业园，以及大量的新城。
2003年发生的另一件重大的政策是压缩开发区。当时政府觉得开发区开发过度，于是关闭了全国大约70%的开发区。其中，受到冲击更多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之后，伴随着土地政策倾向于中西部，开发区的设立也更加倾向于中西部。中西部开始出现全面的工业化进程，并且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工业园的状况。这种发展模式严重背离了两个经济规律。第一，背离了工业需要集中发展，从而发挥规模经济的规律。第二，中西部全面进行工业化，特别是大量发展重化工业，也违背了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这就势必造成2003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双双出现恶化的局面。
读者可能会问我，除了制度背景之外，有什么直接的证据来证明2003年以后的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是因为政策导致的呢？我们的一项研究特别关注了开发区关闭这项政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数据显示，那些没有受到开发区关闭影响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是持续增长的。而受到开发区关闭的影响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却在2003—2004年间出现了突然下滑，受影响的主要是东部的企业。可以判断，在加总层面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主要是由那些受到开发区关闭政策影响的企业所驱使的。我们的研究指出，政策制定者可能是希望在东部获得成功的开发区政策，能够同样给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带来繁荣。但是吊诡的是，如果开发区政策要获得成功，恰恰是需要获得政策支持的地区能够拥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这样的话，一点点开发区政策优惠就能够带来产出更大的增长，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在另一篇文章当中，研究了2003年土地资源配置的区域倾向所带来的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当年土地供应相对收紧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而这些地区恰恰是跨地区人口流入的地区。人口大量流入，而土地的供应却相对收紧，结果就是东部地区出现了房价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现象。由于房价体现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生活成本，因此土地供应跟不上人口流入速度，就造成了这些地区生活成本快速上涨；反过来又阻碍了劳动力流入，从供给侧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工资上升。而这种工资上升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有同步的增长，仅仅是因为供给侧的政策因素所导致的。因此，它对于东部的经济竞争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工资“拐点式”地上涨现象是政策的扭曲所导致的，并不是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开始出现短缺的正常现象。成本的上升对于企业生产形成了压力，一些企业退出实体经济，另一些企业转战其他国家，还有不少企业将生产资源转而投向房地产市场，而实体经济当中的投资增长却被挤出。
上面我已经说过，中国恰恰是在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2003年到2008年期间，出现了效率的恶化。那么，2008年之后，这些结构扭曲性的因素和政策得到扭转了吗？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政策扭曲不仅没有被逆转，反而有进一步的恶化。
2009年的4万亿元支出计划的投资方向，大量的仍然是在原本就已经有大量投资并且投资过度、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如果要给这一个观察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证据，我想借此机会谈谈中国的新城建设。我们近来的研究发现，在2009年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建设大量的新城，当时的新城建设有不少是建设在大城市周围，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是2009年之后的新城却大量建设在人口规模较小的三四线城市。中国今天出现的在一线城市土地和住房相对供给不足，而三四线城市却去库存压力巨大，可以说，2003年土地政策的拐点就已经埋下了祸根，2009年之后，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扭曲。
前文提到，不能将中国经济的增长下滑简单归结为经济周期。也恰恰因此，如果仅仅采取总量的刺激政策，而不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的结构，那么这样的政策不仅可能效果不大，反而有可能加剧经济的结构矛盾。2009年的刺激计划，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通常人们在谈到中国的结构问题时，往往偏重于探讨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失衡。这里我不想再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问题远远不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失衡这么简单。
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投资的总量过剩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总量上的投资回报下降，是因为投资的结构出现了问题，是大量的投资被投在了回报并不高的地区和产能过剩部门。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说中西部和三四线城市不需要投资。我到一些贫困的山区去调研，当地反映那里的农产品和水果运不出来。如果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是帮他们把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运出来，或者在那些可以发展旅游的地方，兴建基础设施（比如机场）把人运进去，这样的投资当然就会有回报。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过去10多年，大量在中西部（特别是三四线城市）进行的投资是工业生产，而且是重化工业，严重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
如果再往下深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一些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让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若干年来，在实践上，经济政策却总是试图抵消市场经济的作用，进行反向的操作。
地价、房价等价格信号恰恰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出现了供给小于需求。市场经济国家里，企业是投资的主体。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供给去适应需求，而不是在供给小于需求的时候，动用行政力量去限制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会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通过行政力量限制土地供应，同时，却在人口流出地增加土地供应，建设工业园和造新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一个空间的思维，改变当前“有需求的地方缺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让经济资源在城乡间和地区间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
近些年来，有一些经济学的文献研究了中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问题，而在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错配却被严重地忽视了，这可能是因为学者们并不知道（或者故意回避）中国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政策，可能误以为中国已经接近自由市场经济了。我也借此机会，向学术界和政策界呼吁，重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空间上有效配置资源。如果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让经济资源能够流入到更加有效率的地区，就能够提高全国总体的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改革，经济增长有可能会跳脱深L的形状。但是，即使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加快，这完全不同于通常的经济周期里从衰退走向复苏的情况。
关于“中国经济不能以周期为托辞”的观点，很多朋友很赞同，但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在此，我再来给予解答和回应，是否真知灼见，交给公众去检验。
在中国，潜在增长和经济周期这样的概念，都不能简单套用。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经济学），很多的概念都是来自“传统理论”，而那些理论往往针对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里，结构转换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时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由供给方来决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大因素：第一，技术进步，包括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劳动力数量；第三，储蓄率，它决定了投资。在这些变量比较稳定的时候，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给定了，其他因素造成经济的波动，围绕着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上有下，形成周期。
中国经济却与此不同。在中国，改革和结构调整本身就决定着这个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人口。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可能出现萎缩，这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也由此可以认为，劳动供给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因素，也会造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表面上看起来的确如此，而且宏观经济数据的确显示出，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有萎缩迹象，和经济总量增长速度下滑是吻合的；但是，这种表面成立的观点其实是需要仔细推敲的。
中国经济的主体（工业和服务业）没有出现劳动力增速下滑，即使出现，也是现有制度的结果。中国的经济结构当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占到整个经济的90%，中国经济增长的上升和下降也主要由这90%的经济来推动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在不断提高，没有出现过城市化速度的明显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基本上就是由城市劳动力来决定，在城市化率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中国的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一直是正增长的。换句话来说，在城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化的进程带来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而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却在下滑，因此，不能认为，在中国经济占到90%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劳动供给的不足而导致了长期经济增长下滑。
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同时包含了几层含义。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当中，分析问题仅看总量是远远不够的，要看结构。第二，一旦把结构引入进来，一些似乎显而易见的结论，就可能要修正了。第三，潜在增长率这样的概念，本身就应该包含结构的因素。在我刚才举的例子里面，如果通过改革可以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增加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就可以增长，经济增长下滑就可能得到遏制，但这种增长率回升和周期没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经济理论基本上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看经济周期的形成的。中国不存在供给方冲击所导致的生产率衰退和经济增长率下滑，对此，大家应该有共识。因此，主要的争议点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是不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出现需求不足型的经济周期所导致的衰退的话，那么这种类型的衰退一定会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那么，中国真的出现了失业率的明显上升吗？各种统计都显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总体上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当然，个别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地区除外）。以2016年4月为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11个省的监测数据显示，多数监测省份企业用工人数有所增加。如果说真的有失业问题，那不是进入官方统计的城镇户籍人口的失业，而是没有进入官方统计的农民工的失业。
吊诡的是，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往往表现在农民工返乡，但是在城市这一边，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却仍然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至于劳动力短缺到什么程度，在缺乏准确统计的情况下，大家看看满大街的招聘广告就知道了。不仅如此，在少数一线城市，还在出现驱赶外来劳动力的政策。如果我们再回到经济理论的话，请读者们和我一起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状况下会出现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还存在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如果真的经济增长下滑是因为需求不足，那么就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在逻辑上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政策性的因素导致了结构性的劳动力资源错配。在经济增长活力比较强的城市部门，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受到了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此同时，在其他城市和部门，尽管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有可能是在增加的，但是由于效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对于总量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比较小。这样，在加总的层面才会出现城市化率虽然在提高，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有所下滑，同时，在一线城市和少数二线城市，却可能同时存在劳动力的短缺。这是典型的资源误配问题。
我们能不断看到一些有关农民工返乡是“逆城市化”和“劳动力枯竭”的论点。对此，我认为有必要给予特别的提醒，请睁开眼好好看看周围的农民工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政策待遇，不要误以为自己生活在后现代的发达国家。
我的有关中国经济下滑是不是经济周期的文章，基本上把涉及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作为收官之笔，我想提醒我的读者，这一些讨论所揭示出的问题，本质上在于我们思考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忽略了用结构性的观点。教科书上的标准理论，尤其是宏观理论，基本上不谈结构问题，那是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完成，经济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也没有制度性的障碍，因此结构性的问题不那么重要；总量的分析才是关键。而中国的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请允许我再就什么是市场经济较一回真。
中国从20世纪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相信在社会各界应该已经有一个共识，当我们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都是定语，本质上，中国还是要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那么，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呢？我们可能经常忘记了要去问一问这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全人类的市场经济有三个共同的特征，不承认是不行的。第一，价格基本上由供求决定。由政府直接管制价格，在市场经济下是极少出现的，并且，必须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第二，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这包括了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了供给一定是会去适应需求，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也一定会将生产要素配置到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一切阻碍供给适应需求（只要合法）的制度障碍（包括垄断）应该消除。第三，私有产权是得到保护的，这解决了经济发展当中的激励问题，让经济收益与微观主体的努力和投入相匹配。
上面三大原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妨把这三条来作为检验当前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标准。我想，明眼人一看，就应该可以看出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价格出现了很多扭曲的政府干预。即使在价格不直接被干预的情况下，也常常存在供给方的管制，间接地使得价格出现了扭曲。第二，中国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是一个大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而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指标和资金的空间配置都远远不够，不符合资源配置追求回报率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原则。第三，中国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保护私有产权的，但是在资源配置上，私有企业却未能获得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地位。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应该不只是让私有产权不被侵害，还应该保护其应有的市场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其实是不彻底的。
总之，围绕着中国经济是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我的一系列文章是想提醒读者，看中国的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看加总的数据，要多想一想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特别要避免的问题是，在总量上看中国经济，不谈与制度相关的结构问题，恰恰给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最后我想说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它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的过程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说政府可以将自己的作用来抵消市场力量。我所理解的习总书记说要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政府要把该管的管起来，该放的放下去，应该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至今没有形成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价格扭曲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希望政府能够驾驭市场和引领市场，且不说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它的目标未见得就是社会公众的利益最大化。即使政府的确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缺乏价格机制的情况下，他也很难有正确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所需要的信号。离开有效的价格信号却能够最优化资源配置，这样的政府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它不应该叫政府，而应该叫佛祖。
（原载FT中文网2016年10月20日、11月3日、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