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陈 宪
由三位美国知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戴维·莱布森、约翰·A.李斯特共著的《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22章，问了一个经济学越来越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这一章的标题）现今世界大约200个国家，被公认的发达国家不到20个。换一个角度，市场经济在小部分国家成功了，在大部分国家没有成功。因此，对于发达和不发达、成功和不成功原因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课题。
阿西莫格鲁等将发达的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直接原因是基于总量生产函数提出来的，包括三个方面：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生产函数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实物资本K和劳动L。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H。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T内生化。“然而，仅仅基于这些原因的解释立即引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相比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进行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采用了更好的技术？毕竟，如果投资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采用先进技术就能大量增加GDP，那么，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都想这么做吗？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像美国或西欧国家那样发达呢？”由此，他们意识到，这三个方面的差别即不同的投入水平，只是经济发达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因为它们没有对这些投入水平为什么高或为什么低作出解释。
因果关系总是复杂的。阿西莫格鲁等作了更深入的挖掘。“为了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们有时需看看表面下隐藏着什么。”这些真实原因被他们称为发达的根本原因。根据前人和他们的研究，根本原因归为三个假说：地理、文化和制度假说。
地理假说被否定了。“如果地理是繁荣（或不繁荣）的主要根本原因，那么，世界上的穷国就没有什么理由期望生活水平有多大的提高了。推理大概是这样的：它们永远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不应该预期它们会很快赶上世界其他地方。”这并不符合发展的事实。新加坡地处赤道，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李光耀曾经十分强调空调对于新加坡现代化的作用。一个制冷技术就改变了地理位置的劣势。“交通技术上的大规模投资或疾病根除可以部分地缓解这些地理上的劣势。”
文化假说受到怀疑。“由于特定的共同经验、宗教教育、家庭纽带的力量和不成文的社会规范，不同社会对激励的反应不一样。文化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偏好及信念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而这些差别在决定经济表现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例如，有些社会的价值观可能是鼓励投资、努力工作和采用新技术，而另一些社会可能是迷信盛行、不信任新技术、不鼓励努力工作。”提出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联系最著名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西欧工业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教。另一个版本比较了美国和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亚文化，前者被认为有益于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后者被认为活力要低一些且更为保守，进而解释北美洲和南美洲经济发展的差异。20年前，塞缪尔·亨廷顿新造了“文明冲突”这个术语，概括他所认为的21世纪的关键冲突——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他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文化在决定经济发达中起着中心作用。阿西莫格鲁等指出：“社会的文化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尽管文化的变化缓慢，但它们的确在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文化影响增长，但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优势文化、“中心”文化造就发达，其他文化就注定不能成功。
制度假说得到肯定。“制度假说宣称，人们为组织社会所选择的方式的差别——即那些影响社会中的个人和企业面临的激励的差别——是导致他们的相对繁荣程度有所差别的原因。例如，当市场将个人配置于他们具有最高生产率的职业时，当法律和规章鼓励企业投资于实物资本和技术时，当教育系统使得人们能够并且鼓励人们投资于他们的人力资本时，经济体将比其制度未能这么做时生产更高的GDP和更加繁荣。”阿西莫格鲁将他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提出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掠夺性经济制度，运用于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分析，以证明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活动，掠夺性制度抑制经济活动。制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是解释国家间差别的核心。
在阿西莫格鲁等的研究框架中，制度是唯一得到肯定的根本原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包容性制度是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作用于增长的呢？如果说制度通过作用于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这三个要素就能够推动增长的话，那么，其作用机制的中间环节是什么？技术不转化为产业，能够作用于增长并通向发达吗？
实物资本是技术的载体，技术是其核心价值；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是人力资本的载体，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价值。这里，将问题的讨论归结到技术。技术能否对经济增长起作用，关键看其能否形成产业，即技术革命能否形成工业革命乃至产业革命。工业革命始于从纺织业开始的技术变革，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著名的蒸汽机技术奠定了现代生产和铁路的基础。可见，技术革命要通过创造巨大的产业规模，才能持续地推动增长，使人类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开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不是其他时间？下面是阿西莫格鲁等的解释。
工业革命这样复杂的社会和经济过程当然不止一个原因。人们对工业革命的产生提出了很多解释，其中，最为集中的解释是英国当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工业革命的关键特征是新技术得到开发，并被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在实践中采用。若没有受到保障的产权，企业家就没有动力追求和从事这样的创新。由于英国已经有了一个发展良好的市场体系，这些创新又是有利可图的，那些能采用新技术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企业家能够到达一个更大的市场，并赚取可观的利润。英国也有一个允许新技术发明者保护他们产权的专利体系。对新思想和创新的保护，就像对其他经济资产的保护一样，是英国的创新和技术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与18世纪的其他国家相反，英国还允许相对自由地进入不同行业。尽管不同的利益集团力图阻挠竞争者的进入，且有时他们的努力取得成功，如羊毛织物制造商暂时说服了议会禁止进口棉布，但是，这些进入壁垒常常是短命的。英国社会的这些制度特征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前提。特别指出的是，英国的经济制度还得到了政治制度的适当支持。重大政治改革已经在这些经济制度发展之前发生，特别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它引入了君主立宪制和对君主的政治势力的许多限制。在“光荣革命”中确定下来并在下一个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制度，是支撑工业革命的包容性制度得以建立的保障。由此也表明，持续促进增长的制度是广义的，是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
讲到这里，我要提到对上述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一位经济学家和他的一本书——文一和《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书的正文前有几段“核心语录”，代表他的基本观点。其中有一段写道：“‘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也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文一引述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在2012年的一段话：“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也就是说，直到现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还没有公认的解释。文一的解释是，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培育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世界市场的国家，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除了英国，还有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
文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与英国工业革命的路径高度吻合。而且，他也对比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工业革命，发现它们的路径也很相似，共同的因素是——原始工业化阶段：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力，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制造业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第一次工业革命：劳动密集型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的出现；“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克服能源—动力—运输瓶颈，并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助跑；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规模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规模化生产所需的中间品和生产工具（比如水泥、钢铁、煤炭、化工产品等）；农业现代化并进入福利社会。经济福利：免费教育、医疗，社会安全网，服务业繁荣。政治福利：各种天赋人权（包括残疾人，甚至犯人）。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致沿着这个路径前行，目前已经处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其产业升级正处于由中端往高端进发的冲刺阶段。
文一将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指向强政府及其正确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是创造市场。他没有将产权制度看成第一位，而是将国家战略置于首位。这是不同的观察角度。国家战略也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其实，文一的观点与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相融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并且最终对造成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在诺斯看来，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活动倾向，又要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即国家的兴衰。如果说诺斯把自己的国家理论称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那么，文一的理论就是“实施工业化战略的国家理论”。
我认为，文一的观点与包容性制度假说并不矛盾。文一认为，制度是内生的。民主法制等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结果，不是原因。这有其正确性。但是，一方面，如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内生了有助于工业革命的制度，对于工业革命，这不是结果，而是原因；另一方面，诺斯将制度变迁描述为两种基本路径：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两种方式类似外生与内生，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作为索洛剩余的技术进步最初是外生的，罗默通过揭示经济体系内在激励，将其内生一样，早期的制度经济学不认为经济体系内部存在制度需求，故将制度作为外生，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参数的函数，但是，制度在增长过程中是有需求的，进而也是内生的。
在制度体系中哪些制度的作用最关键？基本与诺斯的产权理论同出一辙，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2000年出版的《资本的秘密》中指出，所有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在一些国家成功的主要原因。
索托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以及拉丁美洲挨门逐户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数据和事实，试图证明，那些贫穷国家似乎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去创造更大的资本，尽管那些国家的人民能够前赴后继，以惊人的热情和卓绝的努力，投身到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活动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建筑物、每一台设备、每一件库存，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过表述，它们与其他领域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一庞大、潜在的生产过程的可见标志。在占了全世界人口5/6的贫穷国家，穷人并非一无所有，但他们缺少表述财产权，缺少创造资本的途径。因此，资本主义在那里不可能正常运转。资本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力量，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根基。但是，“缺少一套系统化的正规所有权制度，现代化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出现”。索托认为，所有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能够成功的原因。
合法的所有权是确认和使用资本不可或缺的过程，由此，人类就可能把他们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可以交换的流动的形式，进而将每个人纳入一种社会契约中，使他们彼此合作，提高社会生产力。索托指出，所有权能够通过恰当的形式来表述资产（资源）的特性，使我们将资产重新组合，使之变得更有价值。所有权的这一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增长的核心就是以低价值的投入获得高价值的产出。索托深刻地阐述了所有权因素对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对于市场经济成功的作用。同时，他也指出了资本越发变得具有虚拟性后人们的担心。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性制度——金融制度。
在市场经济五百多年的发展史中，除了工业革命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就是金融市场。前者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力。得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先机的国家，也就成为先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后者则创造了信用，市场经济活动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活力。早在1911年，熊彼特就说过：“没有它（金融），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同样，信用也使个人更加独立于继承的财产，有经营才能的人利用债务来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即使最保守的正统理论家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事实。”在熊彼特那里，信用和创新一起，同时作为增长的两大动力。
金融市场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破坏性的负面效应。每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与金融危机互为因果的债务危机、经济危机，都给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带来深重影响。究其原因，就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基础缺失或失灵。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美联储对资本市场高杠杆的放任行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美元为“锚”的全球货币体系失灵，受到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强烈质疑，并呼吁进行改革。特别指出的是，金融市场的这些负面效应不仅产生对全球及各国增长的影响，而且还在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间带来更加不利于穷国和穷人的再分配的影响，进而深化了社会结构的矛盾。因此，没有金融市场发展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但制度基础不在或失灵的金融市场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是，要么金融市场不发展，这是现在许多后发国家的现状；要么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重打击，长期得不到复苏，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形。金融市场得到繁荣发展，重要的一点是该国政府要信守尊重本国公民财产权利的承诺。不过，尊重基本的财产权利只是金融市场的第一步，如果政府没有进一步创造出金融市场所必要的制度基础，而是用管制来束缚市场的发展，金融产业依然不会持续地繁荣。
这就告诉我们，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政府也可能不会采纳促进金融发展的措施，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其原因在于政府容易被少数既得利益者俘获，而这些人不愿意让其他人得到充分的金融资源。造成这种局面的教训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好的政治支持。所以，制度设计成为解决问题、恢复效率的途径。但是，制度设计也会发生缺陷。拉詹和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给出的答案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要持续下去，就必须在政治上获得支持。”这是结论性观点。政治支持的缺失、错位，导致今天各国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病。市场经济的成功需要包括所有权制度、金融制度在内的广义的包容性制度体系，或者说好的政治支持。与所有权制度相比，金融制度的成功经验似乎更少一些，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文化假说，尤其是韦伯、桑巴特的文化假说，大多数经济学家是持怀疑态度的。索托发问：“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是‘文化’因素吗？”尽管他没有展开分析，但却触及以这二位为代表的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及其成功的研究。索托说，不妨考虑一下比尔·盖茨——世界上最成功、最富有的企业家，除了个人的天才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应归功于他所在的文化背景和他的“新教徒的伦理”？他的成功，有多少应归功于美国的合法所有权制度？可见，索托否定文化因素，否定新教伦理是市场经济成功原因的立场是十分彻底的。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进一步发问：假如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能够建立起所有权制度，使每个人都能创造资本的话，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那里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他的意思很清楚，那里有可能建立所有权制度，形成资本，发展市场经济，但是，那里有新教伦理和新教徒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韦伯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进而证明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尽管他评价并批评犹太教、天主教，但他并没有将基督教入世的禁欲主义即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来源，而是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也在这一思想框架里发现了最适合它的驱动力。新教伦理促使激励和约束之间的平衡，提高了企业主、创业者人格试错为“对”的概率，进而在新教徒中产生了更多的企业家，最终，新教徒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先发优势。这是历史事实，也符合韦伯的分析逻辑。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一元的。
桑巴特在阐述资本主义与犹太教之间的联系，以及它对于现代经济生活的重要意义时，同时声明：“我在不同的教义中看到同样的精神。”所以，被韦伯和桑巴特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精神，乃至职业精神是一般；新教教义、犹太教教义以及其他教义，抑或准教义，如儒教，都是特殊的，都可能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起作用。否则，不好解释东亚文明中的企业家精神，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可以来自有神论的文化，也可以来自无神论的文化；可以来自先发的文明中，也可以来自后发的文明中。这也更好地说明，市场经济成功的文化和精神因素既是多元的，也具有一般性——既需要激励，还需要约束。对于企业家而言，有时约束甚至更加重要。
2016年出版的朱天教授的《中国增长之谜》认为，中国的高速增长之谜，谜底在文化。他的观点是，市场化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在给定同样的体制、政策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由于文化的优势会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中国文化中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价值取向有两个，一个是勤俭，一个是重视教育；前者涉及物质资本的积累，后者涉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涉及技术进步的速度。由东亚文化解释的勤俭即高储蓄和重视教育即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在包容性制度这个充分条件的基础上，再借助文化的共同作用，才能最终解释一个国家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成功。
（原载《东方早报》201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