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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已陆续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并且也有不少直接或间接与此相关的研究论著问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正统论”的研究，而海外华人学者陈学霖先生的《金朝正统论研究》、饶宗颐先生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则堪称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饶先生的著作虽然主要从史学史的角度，把“正统论”作为一种史学思想，作为史家应秉持的修史原则提出来研究的，但其实际学术价值却超出了史学史研究的本身。因为，考察史学思想中的正统观，必然涉及对某一个王朝、某一政权乃至某一具体的君主的评价问题，要根据是否合乎“正统”标准而决定是否将其列入史书中的“正统”，从而又必然涉及“正统”与否的标准问题。因此，所谓的“正统之辩”实际上就会在一定层面上涉及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问题，即：必然涉及支撑这种合法性的信仰基础问题。这样，透过史学史上的“正统之辩”，就不难找到一条探察古代合法性信念的重要门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正是以其严谨的立论，扎实的材料，系统考察了几千年历史中正统观念的起源和演变，而且汇集的资料非常翔实弘富，几乎每个朝代有关正统的议论都搜求殆尽。不仅在史学思想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上合法性观念的演变也能给予很大启发，也能提供资料方面的诸多方便，使后人在研究这方面问题时省去不少翻检之力。
类似的著作还有赵令扬教授的《关于历代正统问题之争论》，惟资料搜集不及饶著详尽。
至于陈先生的《金朝正统论研究》，则明确采用了合法性的理论和研究角度，选取了金朝这一特定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加以深入探讨。由于金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如何在汉民族中获得统治合法性，当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具特殊意义的问题。所以，选择这样的题目具体研究合法性问题，本身就非常具有典型性。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第一部分“序论”中用很大篇幅介绍和评析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合法性研究的情况，提出合法性研究应以统治者确立、维护合法性的行为，亦即以具体的合法化过程为研究重心，而非停留于概念讨论，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合法化指标。然后在第二部分中，根据这些方法和标准，详细考察了金朝各代君主统治时期的为争取统治合法性而进行的种种努力。该书不仅在合法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提出了独到思考，而且将这种理论和方法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历史上统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给后人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另外，随着这几年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大陆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涉及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如宋德金的《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何德章的《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刘浦江的《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陈金凤的《北魏正统化运动略论》等文，尽管讨论的是某个王朝或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于研究君权合法性问题也提供了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方面的帮助。
另外吕振亚的《中国皇帝专制权威合法性的思想系统》一文
，以及高翔的《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卷2《帝位合法性危机与雍正治术》
，都直接涉及了君权合法性某些问题。
以上这些研究论著，对于进一步全面系统研究传统政治合法性问题而言，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借鉴意义，都为笔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政治学科在1949年后的中国恢复得比较晚，政治学研究还不可能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能达到比较精细、深入的程度，从而也就不可能很快地形成中国式的“合法性问题意识”，更不可能很快地把合法性研究推进到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君权合法性研究这个层次上来。而从已有的直接或间接研究成果看，尽管它们在学界前贤的各自具体研究领域中可能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开创性贡献，但由于研究旨趣、学科背景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研究或是从史学史的角度，或是从某个特定王朝的“正统性”的角度，或者是从合法性思想的层面展开其研究领域，这和笔者所谓的“君权合法性研究”课题毕竟在学科立场、在切入问题的“提问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所以，如果单就从君权合法性问题而言，目前的研究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显然都是非常不够的，更遑论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其加以正面、系统的梳理了。
由此而言，关于君权合法性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提出这一研究论题应是符合目前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