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合法性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学者们如此浓厚的兴趣，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这一分析视角能够与人们对现实的政治经验相吻合，能够揭示、能够让人们注意到政治统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即：政治统治中客观存在着的非强制性因素，或者说一定限度的自愿服从（同意）问题，因而它的提出是有其现实的客观依据的。因为，人类政治活动的经验和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结果都已经反复表明，政治统治固然不能离开暴力的或物质的强制力，但是纯粹的暴力强制只能带来短暂的军事性的“征服”，而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统治。单纯的暴力强制首先需要持续地投入大量的镇压力量，形成对暴力手段的“路径依赖”，即古人所谓“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以及“以威力起者，始终尚乎威力”，
集中和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以惩治公开的反对者和威慑、监视其他社会成员。但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最终会由于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为继。其次，如果一个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所颁布的法律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在社会成员中缺乏罗素所说的起码的“情感度”，则其权力就成了纯粹建立在暴力恐怖之上的“赤裸裸的权力”，
或者说外在的法律规范不能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不能由“他律”内化为“自律”，就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对法律、政策的“集体规避”的问题，使法律形同虚设，统治权力也难以发生实际影响。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一些煊赫一时的军事征服性帝国之所以在历史的舞台上来去匆匆，倏忽兴灭，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未能获得起码的合法性，使其统治权成为“赤裸裸的权力”，未能实现由“征服”向“统治”的转变。因此，人们对于一定政治统治的起码认可或自愿服从，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或者说，合法性是任何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尽管不大可能有兴趣从事合法性的理论研究，但是直觉和政治经验却会使他们一般都懂得怎样争取人心，提高统治的合法性，节约政治成本。朱熹曾批评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也只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其实，这种“假仁借义”正透露了君主们谋求统治合法性的事实！由此而言，合法性实际上是政治统治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之一，是与政治统治的存在相始终的，只要存在着政治统治，就会存在相应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自有政治统治以来，合法性问题就是一直存在的，它就势必会在人们的观念中、在以往人们的政治思维中有所反映。尽管过去人们没有使用今天“合法性”或Legitimacy的说法，但与之含义相接近的提法其实早就存在。如亚里士多德就根据是否“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利益”的标准，把政体区别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
他所谓的“正宗政体”，就是根据一定的正当、正义标准（是否顾及共同利益）所作的价值判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政体。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语境中，也有所谓“正闰”或“正统”说，即把合乎某种礼法、道义标准的王朝称为“正统”王朝，否则即被列为“闰位”，亦即非正统王朝。尽管历代判断是否合乎正统的具体标准有所不同，但是根据饶宗颐先生的研究结论，在“正统”一词中，“正之为义尤重于统”，即“正统”首先是指“正”，即合乎正义，其次才是指某个王朝具有一脉相承的统绪，因而它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道德评判（Moral Jugment）。
饶先生此论也颇合“正”字的原始意义：汉许慎《说文解字》即训“正”为“是也”。而《辞源》“正统”条的解释则是：“旧称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为正统，反之则为僭窃、偏安。”似未能全面、准确揭示“正统”含义。可见，“正统”一词就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王朝合法性。与这种“正统”说相对应，人们对于合乎某种“正统”、“正义”标准的君主则称为“正位”、“真主”、“真命天子”、“得天理之正”等等，实际上就涉及本文将要着重讨论的君权合法性问题。另外，古人在讨论治国得天下之道的时候，常有“武则创业，文则守成，百世不易之道”、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之类的经验之谈；再有就是自古及今，人们在探究历史上一些王朝兴衰、统治良恶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人心向背”方面找原因。这些事实都说明，人们已经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次上实际上思考着作为政治统治重要基础的合法性问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没有使用合法性这一提法，但也注意到，在政治统治中不仅存在着非强制因素，并且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这从他们关于国家的社会职能问题以及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的论述中就不难看出。如马克思就曾指出，和专制国家一样，资本主义国家“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性质所产生的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恩格斯则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只有政治统治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印度和波斯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而英国人则由于在印度忽略了经营灌溉这类“社会职能”，使得他们的统治不能和前人“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
为什么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前提，为什么只有在执行了社会职能时政治统治才能维持？这固然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履行了社会职能才能控制公共资源、控制公共资源的管理权，进而达到对全社会的控制，最终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有的学者理解的那样，政治统治“并不因此就成为国家的全部内容”，国家应履行的社会职能并未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虽然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服从政治统治的需要的，但是国家通过社会职能所提供的却是公共服务，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提到的“经济职能”和“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
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而言，这种公共职能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般不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即：由于国家在形式上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力量”，它通过公共职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安全、秩序以及水利交通事业等在客观上是可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个人消费或享受这些产品不会有碍于其他人的消费，因而不能也无须由统治阶级所独占。这样，从效果上看，国家社会职能的实现就有可能在客观上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从而使被统治阶级在一定限度内将国家的政治统治默认为是具有“合理性的”而加以接受，并将一定的统治者视为其利益的代表。也只有当国家执行了其社会职能、获得被统治阶级在一定限度上的认可之后，政治统治才能“持续下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说，国家执行其社会职能，客观上反映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而有可能得到被统治阶级在一定限度内的拥护。
另外，马克思在谈及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时指出，“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个人”，往往把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提出来作为生活原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和意识，一则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而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沿着这一思路，恩格斯把国家视作“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
。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单纯的暴力职能并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的有效统治，还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教化”、“粉饰”或“欺骗”功能，使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人们的观念中“普遍化”、“合理化”和“道德化”，在被统治阶级中获得起码的自愿服从，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从合法性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也就是取得统治合法性的过程。这样，经典作家们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合法性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意识形态在统治合法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正是在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启示下，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才在研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时，合乎逻辑地把视线延伸到统治合法性问题。
由此可见，虽然“合法性”用语出现在汉语语境中可能是晚近才有的事情，“合法性”一词可能是比较“新”的，但是合法性现象却是一直存在的。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而是古老的、伴随着人类政治社会产生而产生的客观政治现象。并且，同样也是随着这一客观政治现象的产生，人们早就已经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它，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深浅程度上去认识它了。而且，之所以采用“合法性”这个“新名词”或“洋玩意”来指称Legitimacy现象（这正是它经常受到质疑的地方之一），首先是因为语言命名上的方便与约定。如语言学常识所表明，语言对事物的命名是任意的、“武断”的，A事物起初可能有人叫“火车”，有人叫“汽车”，后来叫“火车”的多了（多数人的约定），A事物也就成了“火车”，“火车”一词也就有了固定的指示对象（含义）。对于Legitimacy现象有叫“正当性”的，有叫“合法性”的，还有叫“正统性”的，等等，最后愿意用“合法性”来表达Legitimacy现象的人多了（约定），前者就变成了后者固定的指符，也就有了Legitimacy的固定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合法性”来表达Legitimacy首先是取其方便、取其约定俗成的用法。其次，使用其他替代的用语，不仅看不出有何明显的优势，而且抽象程度、概括力似乎反不如“合法性”。相比较而言，使用“正当性”似失之于宽，而“正统性”则主要用于古代中国人在进行历史修撰时的一种取舍评判标准，似又偏于窄。
总之，合法性研究是以政治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合法性现象为对象和依据的，随着政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它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乃至“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
而且，当我们对这一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合法性研究的提出确实会在许多方面拓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启发人们对若干政治现象的纵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