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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分析，既然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价值规范直接导致了合法性，或者构成了合法性的基础，因而是合法性研究中的核心或关键问题，则不难看出，关于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任务或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把对中国历史上君权合法性的研究转换为对价值规范的分析，围绕着有关君权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规范这个核心，展开对君权合法性问题展开讨论。也就是说，只有明确了作为君权合法性基础的信念系统、基本价值规范是什么，其生成、演变情况如何，才能搞清楚君权合法性的生成与演变问题。
那么，什么是关于君权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规范”呢？把这个问题放到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的具体语境中就不难发现，所谓“关于君权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规范”，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有关好君主、好皇帝（从而也是应当、值得服从的统治者）标准的一些观念或信念，为表述方便，亦即前面反复提到的“君权合法性信念”。它们是人们据以对统治者进行政治评价的标准。当统治者的行为符合这些标准和规范时，人们就会作出积极的肯定性评价，从而产生自愿服从的动机而赋予统治者的权力以合法性。而我们知道，中国历代的所谓学问在很大程度上是“帝王之学”，关于什么是好皇帝，以及如何做好皇帝的思想观念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表达这些观念的典籍乃至象征符号可谓汗牛充栋，触目皆是。人们正是基于这些有关“好皇帝”的信念、价值判断标准，对那些符合其判断标准的君主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认可，从而赋予其权力以合法性。这样，通过价值规范与君权合法性信念之间的一致性联系，我们也就找到了一个可操作的研究路径，这就是：从有关君权合法性信念系统，即：从有关好君主、好皇帝标准的观念或信念着手，去探讨关于君权合法性问题。
而根据以上我们对合法性研究的有关理论的梳理也不难发现，所谓帝制中国“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内涵，首先就是围绕着反映和支撑有关君权合法性的基本价值规范（合法性信念）这一核心，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象征系统和表现形式，分析君权合法性信念系统的基本构成，亦即君权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接下来就要进一步探寻：它是如何经过统治者的各种合法化活动（如对合法性的象征系统进行有策略的、积极的表达和表演等），转化为现实的合法性的，也就是，探寻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在合法性生成、构建中的地位与作用，或者君权合法性的具体生成逻辑问题。再就是，作为一项比较完整的君权合法性研究，还要解决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种构成君权合法性基础的信仰系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或者说，这种君权合法性信念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什么？而要解答这一问题，就要具体分析帝制中国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阶级结构等与君权合法性信念之间的相关性。最后，也和其他任何形态的政治统治一样，由于取得权力的方式明显不符合当时的基本价值规范，或者在执政期间其统治行为公然背离这些价值规范，君主也会面临权力合法性危机问题，君权合法性危机的发展走向是怎样的，是不是出现了君权合法性危机，就一定会走向统治的崩溃呢？以往对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关注，非常值得研究。同时，由于种种结构性问题，任何一个君主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或潜在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从而也构成君权合法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也就是说，君权合法性的研究实际上又可以进一步延伸、转换为对有关合法性信念的相关问题探讨，其中又大致分为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对君权合法性信念（价值规范）与君权合法性之间相关性的分析，即：考察君权合法性信念的结构或基本构成是什么，以及探讨统治者（君主）是如何回应这种合法性信念（价值规范）、即如何通过一系列合法化的政治行动来构建合法性的，或者说，首先回答支撑帝制中国君权合法性的信仰或价值规范基础是什么，以及具体生成君权合法性的政治机制或逻辑是什么；其次是对君权合法性问题进行外部分析，即：还要进一步考察和回答这种君权合法性信念产生的文化意识形态条件（特别是与儒家的关系）与社会经济条件等，并分析君权合法性、合法性信念与当时的主要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实现了这些目标，也就大体解决了君权合法性研究中必须要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人们认可君主权力从而赋予其合法性的基础或标准是什么？这些导致合法性的基础或标准又是如何在一定的政治过程、文化意识形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与阶级结构中发育生成的？回答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就可以完成本书预期的研究任务。
基本的研究问题或研究对象明确之后，本书将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主要思路也就清楚了，这就是：
第一，考察关于帝制中国君权合法性信念的基本构成问题，回答人们认可君主权力、产生自愿服从动机、赋予其合法性的标准或理由有哪些，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说得明白些，就是要首先回答关于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基础“是什么”的问题。
第二，分析君权合法性信念（基本价值规范）是如何经过统治者的各种合法化活动，转化为现实的合法性的，也就是君权合法性的具体生成逻辑问题。本书的研究将试图说明，与我们在其他政治体系中看到的情况一样，统治者（君主）对于合法性信念的实践与表达虽然是被动的，是按照既定的合法性信念这一文化“脚本”的规定、按照人们对于统治者的“审美期待”进行演出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又必须借助君主们对合法性信念的具体实践，如对合法化策略的具体运用，对合法性信念的具体的“表演”和“即兴发挥”，才能“唤取”人们的认同、获得现实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君主）借助有关象征系统而进行的合法化活动，在将君权合法性信念、价值规范转化为现实合法性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考察关于君权合法性信念、实际上也就是君权合法性发育生成的文化意识形态条件问题。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与核心，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念主要来自儒家，因此在追问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生成条件时，首先就要考察儒家思想的影响与作用问题。
第四，探讨君权合法性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条件问题。基于本书有关合法性研究的理论方法，这里主要是考察产生君权合法性信念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阶级条件，并根据帝制中国阶级结构的具体情况，重点考察君权合法性信念与帝制中国的统治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五，关于君权合法性的危机与演化问题，主要探讨君权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君主的政治统治带来的影响问题。见于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把合法性危机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没有具体化到危机形成的时间流程、过程，或者说危机程度不断加剧的过程，笔者这里将尝试以帝制中国为例，考察危机从潜在到公开的发展过程；同时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对危机的另外一种演化趋势——危机有可能带来“转机”问题，即：统治者有可能面临危机的压力而采取各种化解、补救措施，比较成功地化解危机而获得合法性的可能性也关注不多，因此笔者也将尝试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合法性问题牵涉到相关的信仰、价值判断问题，而从这一信仰、价值判断问题必然又会追寻到特定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下人们心中的这些信仰、价值的实际构成状况、生成机制等问题，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艰巨和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它要求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具有更为广泛的学术视野，必须调动尽可能丰富的理论资源，以便在每一个子问题的研究中都能找到恰切的研究路径以及好的策略。而在语言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如符号理论、象征理论与戏剧理论等，对探讨、处理上述问题可以提供很好的研究技术上、策略上的借鉴。本书在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在处理具体问题的研究策略、技术方面，确实也从这些理论和方法中得到颇多启示和嘉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