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50年我们开始译制影片时，每译一部戏都要先成立译制组（那时叫“工作组”），每个译制组都有临时组成的党、政、工、团组织，各司其职。译制组成立时非常隆重。最初厂一级的党、政、工、团领导都出席。由上影于伶厂长和制片处处长代表厂宣布译制组负责人名单，再由厂工会代表各方发言。然后是组领导、导演和各部门表态。大会结束后才由导演宣布译制日程和排、录戏计划。经各部门讨论后，订出各自和集体的保证公约。这要用一天时间。任务完成后，行政进行工作总结，工会进行工会总结，评先进等，又要两天时间。在进行两部译制片以后，因译制片比故事片周期短多了，从第三部戏开始厂一级领导便不参加了。就由组领导提出要求，导演主持讨论、订立、保证公约和计划。再以后，到了1956年，各业务部门人员都已固定，建厂后译制周期更短，1958年又上一层楼，一年任务半年完成。译制组成立就简化成导演组织人员直接开始工作，艺术和工作总结也不再是每部戏都要做而是分阶段进行。党、政、工、团组织也不再是一个译制组成立一套，而是由厂统一领导下各业务组固定人员负责日常工作。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厂各业务组的工会小组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厂工会和工会小组，不仅关心职工福利、宣传教育、文体活动、对困难职工的帮助，还不断地根据生产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各业务组相互提出的合理要求，推动各业务部门自觉地订立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和保证公约并且定期检查制度，把精神鼓励与自我批评结合起来。譬如：
放映组保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上班铃声一响马上放出影片，同时，还得保证画面不能忽明忽暗，影响演员看口型；
演员保证提前一段进实录现场，不让画面等演员、事先背熟台词、带戏进场；
剪辑保证“接头”不脱胶（循环放映与循环录音，都须要把剪断的影片与磁片，分别用废片接成圆圈，胶片与磁片衔接处很容易脱落）；
导演保证现场提示演员时，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并保证删改台词要尊重翻译，事先商量，事后转告。
翻译保证译本台词达意准确、长短合适、语言易懂、性格化……工作中以此为标准，事后检查，进行表扬或批评。此外，录音、拟音、行政、后勤等部门也都从各自的不足和其他组的合理要求，定出行之有效的保证公约。这种保证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工艺改革随时修订。看起来这些保证很简单，其实是非常难做到的。（例如：剪辑保证不脱胶，这不单是技术问题，气候的变化、干湿度的影响都会使接头脱胶。做到不脱胶是很不容易的。可他们基本上做到了。又如：放映保证放影片时不忽明忽暗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那时提倡节约，他们把用过的炭精棒头变废为宝，拾起来再用。用过的炭精棒头很短，放映时要将一个一个的头，不断地接起来，才能保证它不断、不闪动。这必须在六小时的生产时间内，要全神贯注，不能有丝毫懈怠，否则就会出现忽明忽暗的闪动，甚至断光。其他翻译、导、演的保证也是很难做到的。）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理所当然的制度，自然地延续下来。准时开工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作风，来之不易，不能不归功于党、政领导和工会小组的推动作用，以及全厂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精神。而且，这种作风一直坚持了几十年，更是不易啊！
由于保证公约不是处于行政命令，而是领导以自己的身教、群众自觉自愿订立的，不是给人看的，而是实际行动的指南。各部门互相提的要求，都是诚恳的，求实的。而接受者，也不把这看作“找我麻烦”，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高质量、高速度完成译制生产任务去接受的。因而是自觉自愿的，也能持之以恒的！
1950年是我们组“招兵买马”开基创业的一年，也是令人难忘的一年！
1950年8月3日，正当我们第三部戏《乡村女教师》译完不久，第四部戏《金角》（又名《雪中奇羊》）准备上马时，忽然接到中央电影局袁牧之局长转来的东影全体职工向上影发出的挑战书。内容主要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超额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
说实在的，翻译片组刚“安家”不久，队伍也才开始建设，设备又差、天又热，领导只准我们工作六小时。我们全年任务是译制十部故事片，到8月3日才完成三部。就是说还有七部，再加上超额一部，那就是要在四个多月内完成八部影片的译制。这在那个年代，谈何容易！
从以往三部戏的速度分析（翻本时间不在内），《小英雄》花了27天，《乡村女教师》花了20天，《巴甫洛夫》花了26天。
这样就是平均一部戏所用的时间是24天左右（每天工作8小时）。按此速度便要192天（六个多月）才能完成，而我们只有四个多月了（又是每天六小时），太紧张了！
时间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党、政领导下全组展开了“要不要应战”的热烈大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应战”。工会又组织大家议论应战条件，从每个人到全组都订立了落实应战条件的保证。行政上也采取措施，以导演为核心，分成两个小组，当时称为“第一”、“第二”工作组。第一组的导演是周彦、蒋炳南，第二组的导演是寇嘉弼、陈天国（不久陈天国调走，寇嘉弼单独负责一个组）。后又添了一名翻译，这就是三个导演，三名翻译，可以三组戏交叉并进，演员也跨组配戏。比“单打一”节约了许多时间。例如：一组录对白、一组排戏、第三组对口型，首尾相接，循环不已，这样就快多了。
全厂签名应战书
一切应战条件都准备好了，我们于1950年9月6日通过袁局长向东影老大哥发出了全组46名职工签名的应战书。这在我们上海电影译制片的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大事件。
发出应战书后，《金角》组首开纪录，提前八天完成了译制任务。接着《游侠别传》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两部戏也在加快速度译制中。但是，要超额完成一部也还是很悬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不是到12月31日，而是必须提前十天左右去混录（即音效、对白合成）最后超额的那部戏，好匀出时间给其他部门做后期合成，否则他们便完不成任务了。就是我组超额完成一部戏，也不能算是全厂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看来只有加班加点了。正在此时，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传来了——循环放映盘诞生了！
了解我们生产情况的都知道，反复看原片是译制生产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环节。因为译制片创作的唯一依据就是原片，要熟悉它才能表现好它。翻译、导演要通过一遍遍看原片，对口型、校正文字的长短，台词是否符合人物性格、动作、情绪、节奏；演员也得一遍遍看原片，捕捉人物的感情节奏、心理变化、性格及原片演员塑造这个角色的细腻手段等等。一部电影约一万尺左右。50年代初每部影片只能分八十小段左右（东影叫“小卷”）。那时机房只有一台老式的皮包机，每段放一次，要停一次，把这段片子卸下来放在倒片机上倒正，然后再装在放映机上放。这样一段片子放一次、卸下一次、倒一次、装一次、时间浪费严重。
下面从两部戏的排戏记录来看，便一目了然了。
表1-2 《巴甫洛夫》和《乡村女教师》排戏记录
（注：排戏不包括对口型、录戏）
根据我组当时工会的统计：“每天六小时放映次数总在90遍以上，……就是说装片倒片次数也需要90次。在时间上以100尺片子一段放映时间是两分钟，那么装、倒片子的时间是相等的。”这在工作上确实是个损失，而对放映工作来讲
不仅是件麻烦而又琐碎的事，对工作上来讲尤其直接受影响的是演员，常因倒片装片的停顿，不能使情绪集中，而且看画面对口型的时间减少了。第一工作组放映同志张银生从几部戏的工作经验中亲身体会到这样去工作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工作时间，同时对整个工作进度来讲是个莫大的阻碍，在精神上也是吃力得很，他就一心一意的想做改进。
他想，要是把每段片子都能自动地连续循环放映，不必再拆了装，直到排完这段戏，那多好。这个设想要是实现了，“使工作效率能马上增高了一倍。并且使扩大机的电力消耗和灯泡的寿命消耗都能减省下来，因装卸片子时扩大机是不可能时关时开的”。
要是再把“循环”系统运用到实录放映机上、运用到录音机上，对演员掌握感情、进入角色、提高译制质量与速度，该有多大的益处啊！
张银生日夜思考着这个问题，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土”办法。“首先将每段影片的头与尾之间加一些废片，然后连接起来，在放映机外利用胶片芯子当作滑轮，片子通过滑轮不再进入机上的输出盘与输入盘，就直接通向片门齿轮，再通向另一个滑轮上。片子就这么循环不息的放映起来了……”
虽然这个办法很“土”很简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片子有时不能很顺利地运行，常常“打齿轮上跑到外边去，还得用手去照顾它拉出来……分段尺数如果比较长，还要在地上铺一块白布，由一人专门负责整理
工作”。但自从用了此法，就甩掉了排一遍停一停，卸片、装片的时间和麻烦，使工效提高了一倍。1950年我们组能提前超额完成一部戏，与张银生这个“土”办法有很大关系。
这仅是个开头。在厂组领导的关心鼓励下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放弃节假日休息，利用废料，带着他徒弟任礼秋，日夜奋斗，很快试制成功了“循环放映盘”——循环放映机的“雏形机”解决了片子跑出齿轮要靠人整理等缺陷问题。就在这个“雏形机”的启发下改造或新建了我厂全部放映机，使之成为真正的自动化的循环放映机。
光荣工作者
张银生的这项技术革新，对我组、厂乃至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对我组、厂今后的工艺改革，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1958年一年任务半年完成，在赶超世界译制片的先进水平和60年代只用四天（有人记得是三天，也有人记得是五天）就赶制完成24本译制片的任务中，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50年代中期张银生被调往技术厂，成为一名电影机械改建、维修技师。不幸的是，在“文革”中他被迫害而死！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到了1950年11月16日。这是上影建厂一周年纪念日，也是我们翻译组建组一周年纪念。于伶厂长以“敬礼，同志们！”为题，发表讲话，他说：“这一年之中，最感动了我，教育了我的是全厂同志们学习的进步、生产的热忱与完成任务的决心……”我是1950年6月进组的，到11月16日已将有半年之久。我们那时每周六上午是全厂学习日。学习的内容有：社会发展史、毛泽东著作、时事、政策等。工会活动除全厂、全组性的会议外，一般安排在业余时间进行。工会会员约半个月或一个月进行一次组织生活，开展检查工作、表扬先进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很有规律。我是从旧社会的文艺团体来的，散漫惯了，刚走到革命队伍中时，有点不习惯。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但是我喜欢政治学习，也常在讨论中“钻牛角尖”，通过这半年来的学习，我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如劳动光荣和人的真正价值等。我还赶上了文艺整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尤其是大家工作时的认真态度、互助精神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使我慢慢地习惯和喜欢上了这种有规律又互相关心的集体生活。
记得我刚进组时，组内正在译制《巴甫洛夫》，角色都已安排妥当，我只在其中配配群众，没有实际的配音经验。第三部戏《桃李满天下》（即《乡村女教师》）译制就不同了，我担任了两个性格、年龄、文化全然不同的角色配音，台词又多，简直对不上口型，急得我满头大汗。这个戏里还有一些新进组的演员，如：陆英华、吕平、莫先铃、强一风、赵长文，等等。还有从上影演员组借用的演员多人，这些同志也都是第一次配戏，开始都找不准口型。就由已有两部戏配音经验的张同凝、姚念贻、邱岳峰三位同志很耐心地辅导，尽心竭力，一遍遍地帮。这种“老”帮“新”一直是我组、我厂的传统美德之一。后来形成了在配戏时的你帮我，我帮你，在业务上彼此关心，互相切磋电影艺术的好风气。譬如：我配《金环蚀》中石原参吉这个角色时，原片演员为了给这个特殊性格的人物造型，装了一付外露的假门牙。因而在讲话、发声、表现各种情绪时，都有一种特殊味道，显露出这个人物深沉、阴险、狡诈、善于算计、不服输的性格。为了配出这种味道来，我试了许多办法，例如上嘴唇下塞药棉、用嘴唇变化说台词，等等，都不行。后来，想到干脆我也做个假门牙套。但是用什么材料做、怎么做，使我很是为难。回家看到我孙女儿上学写字用的塑料垫板，就拿来剪刀剪牙套，一连用了几块垫板也没剪成。我厂演员严崇德同志手很巧，平时做个小东西什么的都很精巧实用。他看我着急的样子，就主动请缨帮我试做，不一会儿就剪好了，套在我自己的门牙上正合适，外露的长度也正好。我就带这个假门牙套配的这个人物。后来日本原片导演山木萨夫来我厂参观，看了我配的这个角色非常满意，还特地问了陈叙一厂长和导演苏秀关于“装假门牙”的细节，并表示赞赏。又如有些同志配某个角色时感到把握不大，或有一定难处时，除找导演研究外，还主动私下里找一两位同志帮他们排戏；70年代末，我们演员组和录音候场室，都备有一本新华词典。在每次录戏时演员候场室都装有监听，只要听到录音棚里哪位同志读错字音或点送有毛病等情况时，便自觉地通过报话机向棚内录戏演员、导演提醒改正。善意地关心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关心，已成了很自然的习惯。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高质量地配好戏。这种风气一直延续着。想当年，很少能在我厂配的人物台词中找到不符合标准的普通话音来。于伶厂长在上影建厂一周年纪念会上还说，
时间只有一个12月了，在这31个工作日中，等待我们完成任务。包括翻译片《米丘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的人》。战胜一切困难，超过原定任务，这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好实际行动。
正当我们努力奋战的时候，中央电影局下达了“1950年度生产奖励暂行办法”
。
其中有这样一条：“全厂超额奖：各厂在完成本年度全部生产任务外，如有超过任何片种之一部整个节目者（故事片、纪录片、翻译片、美术片），除发给全厂荣誉奖外，全厂员工普发超额奖……其奖金总额约合全厂薪金一月。”
这个暂行办法够刺激的啦！
可当时，离年终只有一个月了。上影厂包括故事片、纪录片、美术片，要超额一部“整个节目”是决不可能的。尤其是故事片，因上马晚、工作复杂，有些戏还正在拍摄中，有的虽已停机，但是尚未做后期，能完成年度计划就很不错了。新闻纪录片也有困难。美术片更是费时费力的片种。唯有翻译片，虽有困难，但原片已到厂，加把劲还有一线希望。再说，我们已向东影应战，有超一部的心理和工作准备。因而全厂职工的目光都注视着我组，压力很大。而且我们的超额任务必须在12月23日完成，否则要影响其他部门做后期录音乐与合成（那时我上影只有一厂一个合成与录音乐的棚，各片种要排班去录）。所以那年12月对我组来说，不是31天，而是23天。这点我们事先疏忽了。仔细一算，吃了一惊，压力更大了。压力也能变为动力。周彦刚完成《党证》译制任务，全班人马，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地又投入了《米丘林》的译制工作。
1950年度生产奖励暂行办法
《米丘林》是描写苏联大植物家米丘林的传记片，不仅片长词多，而且还有许多生僻的植物学方面专用词汇，难翻、难记、难配。鉴于这关系到能否超额一部、实现应战诺言，关系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还关系到全厂职工一个月的超额奖金，大家不顾疲惫，连续作战，一直到12月23日23点30分才录完对白。周彦事后回忆说：“由于前一天工作了11个小时，今天又连续工作了15个小时，大家都筋疲力尽。至此我如释重负，颓然卧倒在休息室里。在朦胧间，被楼下的鞭炮声惊醒……”
这鞭炮是我组工会为庆祝提前超额完成译制任务，向党、向全厂同志报喜燃放的。当时，大家都欢天喜地，互相祝贺。为《米丘林》剧配主角的高博同志高兴得在三楼录音棚外的阳台上，翻起了筋斗，后来传为佳话。
1950年是上影翻译片组开始创业的一年，是因陋就简安家的一年，是初步搭建班子打基础的一年，也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的一年，还是实现应战诺言的一年。这一年，完成了11部翻译片。其中《巴甫洛夫》和《桃李满天下》（即《乡村女教师》）还得到了中央电影局奖励与表扬。
袁牧之局长还在来信中，特别指出：舒绣文同志配的《桃李满天下》中女主角代尔娃娜·代西利夫娜“有独特的成就……录音也有相当成绩”。
这一年，张银生发明了循环放映盘，使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为超额完成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组获得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超额完成1950年任务的奖旗一面。在全厂庆祝大会上，我组只有44人，倒有三人被评为厂一级的光荣工作者。我们还写信给毛主席报喜，并和东影、北影联名给当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刘少奇同志汇报译制工作，并得到复信。刘少奇同志在复信中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又向我们提出希望。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
刘少奇同志关于译制工作的复信
1950年这一年，我们就像小孩儿刚学走路似的，是从晃晃悠悠到慢慢儿走稳的过程，也算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知道，要把译制片的质量与速度达到合格的程度，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少艰辛！要想赶超比我国早20年就有了译制片的世界先进水平，那就更艰难了！可我们在1958年，就从速度和质量上超过了世界水平。到了80年代初，在译制质量上，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外国电影艺术家们，凡是看过我厂配的他们创作的影片和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心悦诚服。这甚至改变了一些外国电影艺术家们反对译制片的观点。有的还说：“至少在中国是如此。”（引自美国电影导演查尔斯·贾洛特的来信）。这是后话。
“爆竹声中辞旧岁”。无论这一年——1950年，取得多大成绩，总是过去的事了！要实现我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憧憬，不知前面还有多少难以预料的困难、问题，需要我们戒骄戒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克服、解决。
1950年12月31日晚，上影举行了“庆祝上影超额完成1950年制片计划和上影建厂一周年”联欢晚会。
当时，我只有25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充满激情、热烈、生动的联欢盛会。联欢会还邀请了私营电影厂的同行和家属们。全厂职工既是主人又是来宾，与家属和同行们共同体验“这，翻了身的享受”。
那时的联欢会与现在不同，既没有现代化剧场，也没有现代化的多功能大礼堂和场地，联欢会是在整修过的金司徒庙上影二厂举行的，大会场由制景、电工等部门同志们
“通日连夜搭起来……主会场设在摄影棚里，制影和工人师傅们把个摄影棚搭得富丽辉煌，简洁朴素。里面座位都是用两三寸厚五六寸宽的长灯板搭起来的”
。在康定路金司徒庙会场大门口，共搭建了三个扎满五彩灯的红色牌楼。“除夕傍晚一到，映得全金司徒庙光彩通明……大会场门口的天空，五彩电灯张罗得如同电车线网，新年景象溢于灯火通明之下……场地区域分明，自行车、大小汽车列队如仪……”这边围着一大圈人用竹圈儿套各种泥娃娃；那边儿的方栏圈“同志们紧张屏息，在干那手持钓竿的玩意儿，空气至为凝重，如临大敌之当前，如针落大海之有声，耐心眼快钓到了的就给你，急躁的五分钟一到就落了空。”右边是猜谜语；左边是打靶场，“麦克阿瑟的靶子板被唾弃在一边‘打美帝’三尺见方的大字下面，几个十字架上带着US的钢盔”，“木制的麦克阿瑟的靶子上都是弹孔。以打靶的形式抗议美国侵略战争；广场也成了一派民间庙会景色……”主会场几乎坐满了，人流还不断涌进，负责招待的上影演员组同志们，一面热情殷勤地欢迎来宾，一面高呼：“让家属们先坐！”这种照顾感动了家属，一位女家属说：“家属多光荣，今天真觉得家属不再是附属品了。”
离主会场不远还布置了一处“联欢舞场”，舞场内灯光幽暗“舞兴正浓的同志，音乐没响就‘下海’了。舞场布置简单明朗，乐台正中工农兵塑像
被两边水沟式布景翼片所透射的红绿灯光映照得更健朗，这象征了人民自己的新年有着如此的辉煌和兴奋”。
联欢大会开始了，厂长于伶在主会场讲话说：“今天的电影是我们人民站起来的电影……”于厂长的讲话，使每个到会的人激动万分“鼓掌达三分钟之久。”当文化局局长夏衍同志在大会发言，正讲到：“……是人民站起来的20世纪的60年代的来到……”
坐在下面的两位工人兴奋地议论说：“夏衍同志算得多清楚，60年代，怪不得60年风水转过来了，我伲工人翻了身。”另一位接着说：“转风水是封建迷信的话。不过我伲要管牢翻身的胜利，不要被美帝又拨过风水去。”
授奖仪式开始了！赵伟同志代表文化部电影局向上影道喜授奖。“在十多只两千瓦特的光亮集中之下，把一大幅紫红丝绒、金线绣字的荣誉奖旗交给了厂长。千多双眼雪亮地盯住这动人的场面，这，劳动精神、生产热情所获得的果实啊，同志们心花怒放……12时正
，大会台上的31号大日历在爆竹声中拉下来，鲜红的粗壮的1号向大家露出笑脸……满心的万千欢喜，迎来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天第一秒钟。”
最受欢迎的文艺节目是电影局慰问团的献花舞，此外，还有杂技表演、唱歌、朗诵等节目。一直演到子夜鸡啼之时，电影才开始放映。共放五部新片（包括译制片）；舞场里始终情绪热烈，通宵轧足；其他游艺、小吃等也是通宵达旦。在太阳高悬时，人们才逐渐散去。
“今天的电影是我们人民站起来的电影”、“同志们心花怒放”，道出了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心情。尤其是对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工人、正直的文艺工作者们而言感受更为深刻。他们在满怀愤怒中送走了旧社会，在寻求光明的喜悦中迎来了解放，迎来了人民的电影和译制片的诞生。在这一年中，他们在党的关怀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工作的意义、同志间的友爱、互助，这些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的硕果……辞旧岁迎新春，展望无限光明的未来，怎不令人“心花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