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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之初，我们翻译片组全体在编人员只有十人。陈叙一任组长，翻译——陈涓、杨范，导演——周彦、寇嘉弼，演员——张同凝、姚念贻、陈松筠、邱岳峰，剧务——蒋炳南（兼导演）。
其他如录音、机务、剪辑、拟音、放映等，除一名机务外，均由上影各部门短期调用。演员除上述四人外（后来又招了几人），大部分主要角色和缺额，都从上影演员组（1957年改为演员剧团）临时借用，人员流动性很大。对译制片事业的发展、对译制艺术的研究和技术革新、提高质量都很不利。最初，大家也不觉得怎么样，后来，上影故事片等许多片种都接连上马，而且任务越来越多，我们的译制任务也不断增加，人员不足，借又借不来的矛盾便突出了。同时，录音师剪辑师等技术部门人员经常换来换去，对熟悉这门业务、搞革新也有一定影响。因而，必须建立一支译制片专业队伍。矛盾首先从配音演员严重不足开始显露出来。
1950年5月19日，我们第二部译制片《巴甫洛夫》开始工作了。这部影片角色很多，只得向上影演员组借。而上影各片种也都成立了摄制组，演员差不多都分到各摄制组去了。除借来高博配主角外，还借了几个演员。而他们都有摄制任务，都要赶着录完音，保证按时回摄制组拍戏。由于《巴》剧人物太多，每个演员都得兼配几个角色，邱岳峰一人“除了本身担任的主要角色外，还兼演轻重不同的十六个角色……所以有发音没有分别和雷同的感觉。甚至于有部分角色和发音不协调。这些现象，当然是剧中角色太多、演员配备不足的关系……”
富润生
译制一部影片，尚且捉襟见肘，从第三部译制片《乡村女教师》（又名《桃李满天下》）开始，二楼又改建了一个二号小排练间。这时已不再是“单打一”地完成一部戏配音，再搞第二部，而是一部戏排戏，第二部戏就开始对口型了；第一部戏录对白时，第二部便可进行排戏；第一部戏录完对白时，第二部戏就接着去录对白。这样循环工作，可节约时间。因此，专业配音演员更不够用了，迅速扩大配音演员队伍势在必行。
自1950年6月到1963年之间，从各渠道招收了以下人员：1950年6月、7月，从职业演员中吸收了我、尚华；半职业演员中吸收了吕平（“镇反”时被捕除名）、陆英华（后兼任厂办主任）；剧影协介绍试用人员赵长文、强一风、莫先诠。
尚华
1950年9月，从投考北京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的考生中录取了苏秀（女）、胡庆汉、杨文元；文工团调来赵慎之（女）；上影演员组调来张捷。
苏秀
毕克
1951年，原戏改处介绍来的程引；1952年，从社会上公开招考，录取了潘康、毕克、闻兆煃、任大铭、任申、温健、江东流、邹华、张若内、周承文、朱寄云。
以上11名中，任申后来调上影演员剧团、任大铭改任录音师、温健改任德语翻译、闻兆煃转业，其他6名因各种情况被辞退，只剩毕克一人一直工作到退休。
上影演员剧团调来的潘我源（女）（先做剪辑，后转演员）。
1955年，上影演员剧团调来李梓（女）。长影翻译片组调来于鼎。
1960年，从社会上入取刘广宁（女）、戴学庐；从唐山、天津招来伍经纬、王颖（于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返乡转业）。
于鼎
刘广宁
1962年，从电影专科学校分配来严崇德、杨成纯；从上影演员剧团调来周瀚。
50年代初，由于对配音这门艺术的理解不甚了了，又急于补充人员，在招收工作中，除普通话好外，别的没什么更多要求。在第一批招收的人员中，有个北京人（赵长文），就是因为北京话好（其实北京话并不是标准普通话）便吸收进来。试用后方知其不仅文化水平低，又没有文艺基础，最后当然被淘汰。1952年招收的12名人员，注意了文化水平，普通话也还不错，可是有些人对配音这种特殊艺术不能适应，结果改行的改行、辞退的辞退，留下的只有毕克、潘我源二人了。从上述招生情况来看，只凭语言不注意文化不行，注意文化、语言，没有译制片艺术细胞也不行。
1955年和1962年调来、招收、分配来的八人，除王颖响应政策返乡外，其他人都留下工作到退休。
到了70年代，又先后从上影演员剧团、上海戏剧学院、文工团、上海滑稽剧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电影学校、上海科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调来、分配、招考来以下人员：
卫禹平、乔榛、丁建华（女）、翁振新、童自荣、程晓桦（女）、施融、程玉珠、孙渝烽、王建新（女）、曹雷（女）、杨晓、盖文源、王玮、狄菲菲（女）、孙丽华（女）、沈晓谦、任伟、刘风等。
80年代我厂最辉煌时期共有译制片演员男25人，女11人（其中约三分之一兼任导演）；到了80年代中、后期，除了退休或因病离职、去世外，王玮调上视做主持人；程晓桦、翁振新、孙渝烽提早退休；盖文源、沈晓谦被辞退；杨晓辞职；施融、杨成纯去了美国。
到年龄正式离、退休仍健在的有：苏秀、李梓、我、赵慎之、周瀚、戴学庐、曹雷、伍经纬等。
已去世的有：姚念贻、程引、邱岳峰、闻兆煃、杨文元、卫禹平、张同凝、于鼎、胡庆汉、尚华、毕克、孙丽华。
现仍在厂里工作的70年代以来进厂的人中尚有：乔榛（兼厂长、导演）、丁建华（兼艺校校长、艺委会主任、导演）、王建新（兼导演）、程玉珠（兼导演）、狄菲菲等人。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新人。新人的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我厂配音演员在60年代时期，只有十位男同志和六位女同志（有的还兼任导演），而且是分期分批吸收的。录取后需要有一段时间熟悉业务的过程。真正能一个顶一个用，那是6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要是两三组交叉译制，仍不能完全胜任，还需要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支援。不过这种支援已不像50年代初那样大批人马，多半是少量的主要角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文革”后，我厂配音演员队伍已经成熟，又从上影和各艺术院校等处招来一批人才，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很快掌握了这门艺术，80年代初的译影，已有男同志22名、女同志10名。生、旦、净、末、丑等行当齐全的配音演员班子，除个别影片中角色太多之外，便不再依靠外援，基本上可以达到自力更生。
自50年代以来，上海各文艺团体来我组、厂支援我们配过音的（仅就我手中不完全材料统计）有约104位演员。他们是：
1959年与长影合译《海之歌》合影
高博、陈天国、张瑞芳、舒绣文、孙道临、韩非、梁波罗、李农、林彬、朱莎、宏霞、温锡莹、吴文伦、吴鲁生、张鸿眉、仲星火、路珊、中叔皇、凌之浩、陈述、程之、于飞、董霖、齐衡、张浦西、崔超明、高怡云、汤化达、冯吉吉、康泰、周以勤、徐俊杰、秦怡、马骥、张伐、李婉青、舒适、徐才根、李兰发、徐阜、达式常、达式彪、王宝华、牛犇、冯奇、天然、史原、项堃、倪以林、朱曼芳、白梅、于桂春、谢怡冰、罗静宜、陈燕、李维康、傅伯堂、凌云、张雁、王蓓、丁然、邓南、赵丹、石辉、林榛、上官云珠、苏云、林宜、石灵、杨华、何剑飞、茂路、李季、王静安、傅惠珍、季虹、胡小函、智世明、二林、柳杰、李伟、张莺、奇梦石、赵素英、郑丽华、严德刚、张乾、郑敏、孙璟璐、范来、高正、白穆、王惠、强明等（以上都是上影演员）；韦其昌、刘小沪（美影）；张欢（儿艺，现在上海电视台译制部）；英若诚（北京人艺，曾任文化部副部长）；金琳（上海电视台译制部导演）；梅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少儿组）；王颖、王乐平、邱必昌、刘小庆、王东（当时都是学生，来我厂配少年）。
1959年长影老大哥来沪交流配音经验，与我厂演员合作译配了《红叶》《海之歌》，他们是：肖南、张玉昆、向隽殊、车轩等。
曾为我厂导过戏或译过本的艺术家，有：汤晓丹、桑弧、蒋君超、赵丹、孙道临、张骏祥（上影局长、导演）、黄佐临（上海人艺院长）。
上述诸多艺术家来我组、厂工作，时间虽不长，但他们严肃认真、艺高不傲、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为开创上海译制片事业作出了贡献。
还应该提一提的是，那些曾经支援过我们的外请翻译家和一些单位。这些同志和单位，也是建设上海译制片事业的有功之臣。
译制片建组的头两年（1950到1951年），译制的全部是苏联片。由于任务不断增加，生产过程又改为交叉进行，只有陈涓、杨范两个俄语翻译，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又增加了史洁。1953年又调来了朱微明和肖章（肖章还兼任输出片导演和法语编辑）。1956年增加了叶琼（兼英语编辑）。1960年调入了易豫。至此，除史洁、杨范不久调出外，已有5名俄语翻译。其他语种几乎没有。英语除陈叙一自己外，演员姚念贻、慕容婉儿、行政朱人骏等也都翻译过本子。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1952年起又增加译制东欧国家的影片。1954年开始先是进口少量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如《偷自行车的人》《米兰的奇迹》等。之后，一些由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或是有进步性的现代题材的东西方电影、电视，以及为了了解世界电影动态，一些带有政治倾向或是新流派影视片也少量引进译制作内部参考。如：印度的《两亩地》、西德的《世界的心》、法国的《漂亮的朋友》《红与黑》《塔曼果》、英国的《王子复仇记》《孤星血泪》《罪恶之家》、美国的《社会中坚》、苏联的《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日本的《松川事件》等许多英、法、德、苏、日、西、美、意等语种的影片。1979年以后引进译制的各国影、视片就更多了，包括了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影视片。
在影视片来源国不断扩大的同时，又增加了中译外输出片。这就更突出了翻译语种不全、人员不足的矛盾。又不可能吸收那么多语种翻译，于是求助外单位人员帮助是唯一解决的办法。据我手边不完全的资料统计，有五十多位支援我们的翻译家和一些单位，他们是：
孙道临（英）、金石声（德）、郑兆璜（法）、黄兰林（墨）、浦允南（意）、刘小惠（意）、卞之琳（英）、应南（罗）、金君紫（朝）、厉家详（保）、浦南（西）、任哨（越）、陈贤享（德）、徐伟伯（捷）、田俊人（捷）、包学诚（捷）、奚非炎（苏）、李保淳（苏）、赵文极（德）、李泰林（朝）、高中浦（德）、朝振华（智利）、方伯荣（意）、董向礁（德）、向毓华（印尼）、杨小石（英）、张辉声（越）、杨绰（墨）、范娟清（墨）、张绪华（西）、卢传山（西）、谭宁邦（英）、丹尼（英）、甘仪凤（英）、赵九龄（英）、花秀玲（法）、李雪蕾（法）、黄承国（法）、朱学良（法）、尉文树（法）、沈杯洁（法）、草婴（俄）、孙义桢（西班牙）、张宝珠（英）、袁义芬（阿拉伯）、金教旭（朝）、林秀清（阿尔巴尼亚）、郭照烈（日）、朱实（日）、赵津华（日）、周明德（罗马尼亚）、郑玉在（朝）、高宗文（朝）、高更夫（德）、周平（日），以及上海外语学院、上海外贸学院阿拉伯语教学小组等单位和个人。
上述单位及专家、教授，不仅为我组、厂翻译剧本，还参加了中译外的输出片的工作，为英、德、法、波兰、西班牙等语种译外文本和配解说、配对白。在开发我厂输出片中作出了贡献。
70年代初，北京、上海高校外语专业毕业生赵国华、朱晓婷、刘素珍、冯锋、刑菊花、范杰、李成葆、周芝平、吴美玉等同志分配来我厂任翻译。又从北京调来徐志仁同志任法语翻译，同时启用了自学成材的原演员温建任德语翻译。至此，我厂从只有两名翻译发展到80年代时已有英、法、德、苏、西班牙、阿拉伯多种语翻译17名。基本上能满足需要，但仍有缺门（如日语等），仍需外援。尤其是中译外还需要外语学院等单位和个人不时地给我们许多帮助。他们实在是我们的好后援。
创业之初，我们只有周彦、寇嘉弼两位导演。随着任务的不断增加和工艺的改革交叉进行，导演便不够用了。1950年从上影调来了蒋炳南担任剧务兼导演，1951年又从上影调来岳路，1952年调来傅超武，至此已有五名译制导演。但是1951年调走了周彦，1952年又调走了蒋炳南。1954年、1955年，先是岳路调回上影，随后傅超武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深造（毕业后从事故事片的导演）。1958年又调走了寇嘉弼支援山东电影制片厂。此时五位建组时专职老导演全调走了，只剩下1952年从香港回来，1953年调我厂的时汉威这一位专职导演了。1957年以后上影任务也很重，还支援外省任务，不可能有多余导演和大批演员支援我厂。相反，1958年还要我厂的艺术、技术干部支援他们。1954年，我厂两位粤语版的导演黎海生、徐严也兼任汉语版，可1959年也调往珠影了。也许厂领导有预见，从1951年开始有意识地从我厂演员中培养自己的导演。他们是：邱岳峰、苏秀、我、尚华、张捷（1958年调珠影）、张同凝、胡庆汉。陈叙一自己也经常导戏。由于种种原因，直到60年代末，只有胡庆汉一人被正式批准为导演编制，但仍兼演员。其他仍为兼职。“文革”后又调来卫禹平到我厂任导演兼演员。导演的不稳定，对译制片质量的提高和对译制艺术的研究、理论的建树都有一定的影响。
70年代末时汉威、张同凝退休，80年代初邱岳峰逝世，80年代中期卫禹平中风病倒，苏秀退休，80年代末胡庆汉退休。但是我厂从70年代又培养了一批演员兼导演，如：乔榛、毕克、伍经纬、孙渝烽、曹雷、杨成纯、戴学庐等，80年代后期又培养了丁建华、王建新、程玉珠、严崇德等兼职导演。现在情况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从配音演员中培养译制导演，也是我组、厂解决译制导演不稳定和配备不足的重要措施，乃至达到自给自足、一材多用的目的。我在80年代中期退休时，只知道孙渝烽、伍经纬两人是在编导演，其他人便不知情了。
可是当初（50年代）却困难重重，培养需要时间，演员本身（尤其是男演员）配音任务很重，再让一些人兼导演，确有很多困难。遇到实在安排不过来时，便从上影导演、演员中请人来导戏。除前面讲过的几位专家外，还请来了以下同志导演，他们导过的影片如下：
1950年 陈天国（与寇嘉弼合导） 《巴甫洛夫》（苏）
1951年 汤化达（与寇嘉弼合导） 《列宁在一九一八》（苏）
范 莱 《伟大的力量》（苏）
1952年 孙道临（自译自导并自配解说） 《和平一定在全世界胜利》（波兰）
1953年 汤晓丹 《演员的艺术》（苏）
韩 非 《蓝旗在夏风中飘扬》（民主德国）
孙道临 《钦差大臣》（苏）
高 正 《重建华沙》（波兰）
1954年 赵丹（与寇嘉弼合导） 《收获》
桑弧（与岳路合导） 《玛莉娜的命运》
1955年 叶明 《牛虻》（苏）
1956年 冯喆 《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苏）
蒋君超 （与黎海生合导） 《生活的一课》（苏）、《世界的心》（西德）、《母亲》（苏）
1957年 卫禹平 《舞台前后》（苏）、《奥赛罗》（苏）
朱 江 《战火中的少先队》（苏）
徐 平 《金发公主》（捷）
此外，我厂从1954年开始扩大了译制粤语版、少数民族语版；1959年又把我国拍的故事片、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等译成多种外语输出（详见第二章第三节）。
从上述情况看，从1950年到1957年，每年都要请上影同志导戏。1957年以后，由于故事片的任务多了，而且外省电影厂也接连上马，需要上影支援各方面人员，因而不仅对我们的帮助少了，相反还要我们担负一定的支援任务，而我们自己又增添了粤语、民族语和中译外任务。也由于译制片创作有其特殊规律，导演不相对固定，对译制事业发展、译制片质量的提高、深入研究这门艺术的特性确实很不利。在1957年4月我们建厂时，实际上在编的导演只有时汉威一人。形势所迫只得从演员队伍中培养自己的导演，走自力更生之路，一直到现在，我们演员多数兼负着导演的任务。
在我们建厂之前，技术干部——录音师、剪辑师、拟音师等基本上都是由上影各部门临时调来，参加一两部戏后又调回去，再换一些人来，就这样循环往来，很不稳定。一些人刚对译制艺术的特性熟悉一点儿，就被调走，新来的又得从头摸起。这种“走马灯”式的轮换，使来得人难免产生临时观点、作客意识。这对研究配音艺术、技术、工艺的改革与发展显然无益。这种“走马灯”式的做法，可能是当初对译制配音艺术的特殊性没有认识，便沿袭了拍故事片的做法——各部门临时抽调人员组成班子，待拍摄完毕，又各回各的科室。其次，是“外片热”。那时，上影的艺术、技术干部都想到翻译片组来，大家觉得到翻译片组来可以接触许多国外影片，可以有机会仔细地观摩那些艺术、技术都很有成就的影片。其三，那时候人们对译制片艺术的认识很肤浅，觉得她“没什么创造性”，在电影生产中，只不过是个“小三子”，去看看能长知识，但不愿长期“落户”，还是到故事片去能显自己的身手。凡此种种，就形成了轮换制。
故事片生产时间长，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以上，甚至更长，而我们译制片生产周期短。就以译制组在没经验的情况下生产的第一部戏《小英雄》来看，从译本到完成一共只用了43个工作日。而且，这是我们毫无经验的第一部译制片的速度。这以后，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又一部接一部地连续生产，而主要创造人员和技师们都处于经常流动之中，要想总结、积累经验、并付诸实践、提高质量是困难的。一直到1957年建厂前不久才逐步过渡到有了自己固定的创作、技术和行政干部。
我们建厂前，上影各科室的技术骨干大多数都参加过译制生产。还为我们培养了录音、剪辑、拟音、机务、放映等专业技术人员。从我现有的资料看，自1950年以来，曾到翻译组、厂工作过（包括检修改装机器）的专家、录音师、剪辑师、拟音师、音乐家以及长期留在我厂并由上述各专业专家为我们培养的各类技术、艺术骨干人员，他们有
：
录音部门：陈锦荣 ＃ 、张福宝 ＃ 、苗振宇 ＃ 、吴江海 ＃ 、周云磷 ＃ 、林秉生 ＃ 、龚正明 * 、任心良 ＃ 、浦全根、伍华 ＃ 、冯德耀、黄东萍、林圣清、苗振华、张炳南、梁占森、王惠民 ＃ 、洪嘉惠 ＃ 、陶大可、李世长、梁英俊 * 、吴茵 ＃ 、全文江 * 、李伟修 ＃ 、刘广阶、周恒、李凌云 ＃ 、詹磊、何祖康 * 、任大铭、李建山 * 、刘惠英 * 、陆凌云 * 、卓力 ＃ 、魏鲁建 * 、成樱 * 、吴德厚 * 、杨培德 * 、梁华栋 * 、刑轻 * 、邱必昊 * 、尚容 * 、曹宁宁 * 、钟鸣 * ……
为阿尔巴尼亚培养录音人员若干；
为越南培养录音人员若干；
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培养录音人员二名；
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培养录音人员一名。
剪辑部门：韦纯葆 ＃ 、周珍珠 ＃ 、张淳 ＃ 、张立群 * 、朱小琴 ＃ 、鲁绍春 ＃ 、李世佳 * 、陈仁金、翁思濂、潘我源 * 、褚锦顺、陈国璋 * 、吴模钧 * 、谢玲烨 * 、陆敏 * 、裔国英 * 、金学琴 * 、钱学全 * 、陈宝珠 * 、陈玉华 * ……
音乐部门：恽敏 ＃ 、黎锦辉 ＃ 、陈传熙 ＃ 、李青惠 * 。
拟音部门：袁立风 ＃ 、田振东 ＃ 、沈维芳、沈亚伦 ＃ 、钱守益 ＃ 、魏顺龙 * 、周宝妹 * 、费翠英 * 、李伟华 * ……
放映部门：这是个不太引人注意，可对我们译制片来说是很重要的工种。特别是80年代前还没有录像设备的时候，放映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演员配音的情绪和译制速度与质量。他们一上班便在放映机旁忙来忙去，因影片分的短，得不断地拆装片子，还得注意炭精（使放映机发光的炭化物）的衔接，不能断光，实在辛苦。在创业阶段放映员张银生发明了循环放映盘，并由此而创建了循环放映机和录音机，一下子使生产速度成倍的提高了，译制质量也随之提高，为我厂今后的工艺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将曾在我组、厂工作过的放映员名单记录如下：
张银生 ＃ 、刘沛云 ＃ 、石云尤 * 、任礼秋 ＃ 、褚仁勇 ＃ 、俞逸民 ＃ 、吕律 * 、薛兆琪 * 、严坤富 * 、朱宝法 * 、蔡元德 * 、张巧中 * 、王德康 * 、岑鹤鸣 * 、金刚 * 、高根云 * 、张兆余、吴学高 * 、任白云 * 、彭志超 * ……
剧务顾名思义就是为“剧”服务。从发剧本、到准备茶水、夜点；从催场、到与各部门联系、安排机房排戏、录戏；从开实录次序单到开补戏单、发酬金等等，凡是与戏有关的种种事务性工作，都由他们承担。人们常说：一位能干负责的剧务，便是导演的得力助手。一切都会准确无误地事先为导演想到并安排妥帖。从1950年到1987年在我组、厂担任过这一职务的，有——
蒋炳南 ＃ 、陈重 ＃ 、邵海泉 ＃ 、姚孝信 ＃ 、李仲茵 ＃ 、杨华蕴 ＃ 、陈虹 ＃ 、王玉华 * 、季兴根 * 、吴全福 * 、朱瑞生 * 、齐江……
整备车间：这是保证我厂生产和生活使用的机械设备的维修车间。刘云奎和张巧中两位同志是这个车间的创始人、元老。我厂宽银幕的改造、安装，放映机的改造、维修以及冷气机、电源等都是由这个车间负责。但这个车间的人很少。张、刘离职后，彭志超（现担任我厂副厂长）接手主管此车间。在这车间工作过的，有刘云奎 * 、张巧中 * 、彭志超 * 、俞嘉年（录音机械师） * 、何祖康（录音师） * 、李建山（录音师） * 等。
陈叙一
我组、厂历届中的党、政主要领导（括号内为工作时段）：
建组时期，组长：陈叙一（1949—1957）、副组长：柯刚（1952—1957）。
建厂后，厂长：柯刚（1957—1960）、李资清（1977—1981）、陈叙一（1981—1984）、乔榛（1984—1986）、杨成纯（1986—1987）、陈国璋（1987—1995）、罗守柱（1995—1997）、乔榛（1998—2004）；
顾问：陈叙一（1984—1992）；
副厂长：陈叙一（1957—1981）、许金邦（1960—1984）、程泽民（1984—1986）、陈国璋（1986—1987）、彭志超（1995—2004）；
书记：柯刚（1957—1960）、许金邦（1960—“文革”）、李资清（1977—1984）、程泽民（1984—1986）、储敏达（1986—1995）、罗守柱（1995—1997）、刘建华（1997—现在）；
副书记：李凌云（1951—1957）、许金邦（“文革”后—1984）、金洪根（1977—1983）、罗守柱（1984—1995）、顾加全（1984—1996）、彭志超（1984—2004）；
“文革”时期工军宣队：郭沫泉（1974—1977）、朱培德（1970—1972）、孙德兴（1974—1977）；
革委会成员：孙德兴（1974—1977）、许金邦（1974—1977）、彭志超（1974—1977）、朱晓婷（1974—1977）、梁英俊（1974—1977）；
书记：孙德兴（1976—1977）；
副书记：徐玲娴（1976—1977）。
除以上各部门外，我厂（迁至永嘉路后）和其他工厂、企业一样，也有总务、财会、后勤、厂办等部门，不再一一描述。
这是在抗美援朝期间的一次义演。我国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帝侵略。老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各行各业在党的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开展了增产节约、义演、义卖、捐献个人财物以实际行动来支援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
当时，河南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率领她的豫剧团在全国各地义演，把义演所得的全部收入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捐献给我国人民志愿军去打击美帝侵略。
在她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各个剧种的名角、剧团，也都纷纷登台献艺，把义演收入全部捐献给国家，我们上影也不落后，除了个人捐献财物、寒衣外，还积极地参加街头宣传演出。就在此时，上影演员、技术人员和我翻译片组演员、行政、技术人员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一次大客串的义演，剧目是京剧《将相和》。这出戏从主角到龙套要几十人，全部由上影和翻译片组的演职员担任。我还记得这台戏的演员阵容大致如下：
蔺相如——梁山（上影演员，后调珠影）、冯奇（上影演员）、凌云（上影演员）；廉颇——董霖（上影演员）、岳路（上影演员、翻译片组导演）、程之（上影演员）；赵王——我（翻译片组演员）；门客甲——李季（上影演员）；门客乙——邱岳峰（翻译片组演员）；门客丙——石灵（上影演员）；门客丁——史原（上影演员）；大臣甲——陆英华（翻译片组演员）；大臣乙——张福宝（上影录音师）；大臣丙——尚华（翻译片组演员）；大臣丁——季虹（上影演员）；大太监——孙道临（上影演员）；演出本——按京剧考；排练指导——我；文武场——新华京剧团或上海京剧院（记不清了）。
这出京剧为什么由我来负责排练呢？那是因为我从小进过北京振声国剧学校、长升社科班学过京剧小生，也搭班唱过京剧。后来因嗓子倒仓，来上海养息了一年多，也没恢复，便考进了圣池剧影艺校学表演，毕业后便改行拍电影、演话剧了，小时候学的京剧程式还有记忆，所以就推我来排这个戏。
这次义演的消息和演员名单一传出去，就引起社会上强烈反映。有的人想来看看电影明星，有的好奇，也有的是想来看我们怎么“出洋相”，也有真为捐献而来的。
原定演几天的票一下子就全部售完，还有很多人买不到票，所以最后又加演两场。
《将相和》排戏是在福履里路、拉都路口（即现在的建国西路、襄阳路口。这里在解放前是国华影片公司的拍摄场地，解放后改为上影三厂，后又改建为职工宿舍）。戏就是在这里排的。排戏不占生产时间，在下班后或是在休假日。
我对演主要角色的演员倒不大担心，因为他们都是京剧迷，平时常常唱唱玩玩，都是票友，有时还上台票票戏。我先叫他们各自准备，把词背熟，唱练好，然后再排戏。对四门客和大太监我也放心，因为他们都是演员，台词也少，身段也容易掌握，只要多教几遍也就差不多了。我最担心的是八龙套。因为他们都是技术干部，从来没上过舞台。对京剧更是从来也没接触过。就怕他们一到台上就懵了。尤其是这个戏的龙套，不单是站站门，一边站俩就行了。这个戏里有一场廉颇负气在路上故意挑衅阻拦蔺相如赴宴一场，四龙套要在台上转来转去，另四龙套要频繁的上下场。这要出了差错，可比侯宝林说的“一边一个，一边仨”厉害得多了。
所以，我安排先排龙套的戏，也让四个门客跟着排，因为他们是演员，在台上可以随时提醒（八大龙）着点。总之，排龙套的功夫最多，排得也最熟。后来演出一点也没出错，真是不容易呀！
所有单独准备的主要角色的戏排好后，便进行联排，联排了两次都还可以，便到舞台上进行彩排（像正式演出一样的加上文武场彩排），台下都是上影职工，已经满座。谁知这次彩排，最担心的龙套倒是没出错，而本不该出错的反而闹了两次大笑话。
四位朝官（大臣）除了一位是技术干部，其余三位都是演员，而且，我还特地请陆英华在演出前要检查每位大臣是不是穿好蟒袍，戴好玉带，盔头（帽子）、髯口（假胡子）等。
第一个“洋相”出在四位大臣中的负责人陆英华身上。他很早就把自己的戏装全都穿好了，只是把假胡子挂在玉带上，以便顺手一拿戴上就可以上场了。谁想临上场前，他只顾检查别人，自己却忘了戴上胡子。锣鼓一响，他便一本正经的走上台去，现场的观众一看他的胡子没戴在嘴上，却挂在玉带上，便哄堂大笑，陆英华还不知观众在笑什么，他还照做正冠捋髯的动作，两手刚到嘴边一摸胡子不在嘴上，低头一看原来还挂在蟒袍的玉带上，急忙从玉带上拿起胡子就往嘴上戴。这种慌乱而又尴尬的动作，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第二个“洋相”，也是没想到的事。孙道临身穿太监服、脚穿太监鞋、头戴太监帽、手拿缨帚（又叫蝇甩儿、拂尘），摇摇晃晃走上台来。他穿的是古装，可走起路来却像穿着西装革履，甚是有趣，台下又都是上影职工，大家都认识他，见他这种样子，便笑了起来。而孙道临大概也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好笑，便也跟着大家笑了起来，这一笑就收不住了，引得四大臣、小太监都忍不住地也跟着笑了起来，一时间台上、台下难以遏止地一片哄堂大笑。
孙道临本来有一句台词，是向赵王报告什么事，可他笑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就是在笑声中“逃”下场去。
幸好这次是彩排，看戏的观众也都是自己人。经过这次彩排，我们吸取了教训，次日正式演出，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洋相”。
至于演出质量，当然比不上专业的京剧行家。但也能看得下去，观众也不是纯粹为了欣赏京剧的唱念做打而来，也算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前面我介绍的参与这次义演的人员来看，最顶尖的角儿，也不过是个票友而已，何况还有大部分人（包括孙道临同志）还都是从没接触过京剧，还都是第一次上舞台，能有这样的效果，真是很不容易了！他们都是怀着一颗爱国、反帝的赤诚之心，参加这次排练、演出的。在排练、演出过程中，也都极其认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当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的。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觉得还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通过这次演出活动，上影各组的京剧迷们得以沟通，建立了联系。首先由美影、翻译片组（因为都在一个门里办公）成立了一个京剧组，还请来老师教我们打锣鼓、教戏。每星期六下班后活动一次，费用都由两组工会出。到了1957年建厂后，京剧组也扩大了，各厂都有人参加，京剧组活动地方也搬到淮海路公司本部（后来改为电影局）活动，活动时间除周六外，星期日又增加了半天，我还记得那时的教戏老师是一位老京剧艺术家，姓产名宝福。那时经常来活动的有——
上影演员：凌云、吴茵、冯奇、程之、林仪、舒适、赵丹、李季、罗静宜、梁山、董霖、岳路、石灵、蒋天流等
美影：夏秉钧、万超尘等
此外，局本部有六七人、译制厂有我和陆英华等。其他厂也有人参加。还有些票友下海的名角和上海戏曲学校毕业的演员，如徐琴芳、陈大濩、陈正微等也常来玩并和我们一同演出。在兰心剧场、工人文化宫和学校礼堂等处多次演出过。我记得的演出剧目有——
《群英会》，主要演员：我（周瑜）、舒适（黄盖）、岳路（太史慈）、李季（蒋干）、凌云（鲁肃）、冯奇（诸葛亮）、程之（曹操）。
《穆柯寨》，主要演员：冯奇（杨延昭）、我（杨宗保）、罗静宜、林仪（穆桂英）、程之（孟良）、董霖（焦赞）。
《铡美案》，主要演员：程之（包拯）、吴茵（秦香莲）、林仪（皇姑）、凌云（陈世美）。
《龙凤呈祥》，主要演员：徐琴芳（乔玄）、凌云（刘备）、程之（孙权）、董霖（吕范）、陈正微（孙尚香）、外请（赵云）、赵丹（张飞）、我（周瑜）、冯奇（鲁肃）。
说到《龙凤呈祥》，又有一段插曲。张飞原本不是赵丹演，可他想过过张飞的戏瘾，于是就让他扮演。他一上场有四句诗——“草笠芒鞋渔父装，豹头环眼气轩昂，跨下乌锥千里马，丈八蛇矛世无双。”这四句诗每念一句都有大幅度的表演动作，当他念到——“丈八”之后有个圆场（即转一圈），谁知他一不小心滑了一跤，差点连胡子也跌落了，他赶快爬起来继续表演，但这样一来，就引得台下满堂大笑。观众都知道他不是干这行的，也没喊倒好，就过去了。此外，还演过《法门寺》《虹霓关》《武家坡》，等等。“文革”一来，就全都冲散了！“文革”后京剧组再也没能恢复起来，真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