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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小英雄》工作组紧张地开展“游击战”的时候，厂、组两级领导也在筹划尽快地给我们翻译片组安个“家”，早日结束“游击”状态。
这个“家”就建在万航渡路618号——当时的上影厂本部。
本部办公楼下右方角落里有两个紧挨着的汽车间，打通这两个汽车间后，建了一座三十多平方米的工作间。1950年5月8日开工改建，在厂部三楼屋顶平台上新建了一个录音棚。
打通两个汽车间，不用另起“炉灶”，工作间很快便建成了。我们第二部戏《巴甫洛夫》的译制，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再也不用带着拷贝东奔西跑打“游击”了！
由于这个工作间是两个汽车间改建的，所以三面是墙，只有一面是窗，通风很不好，工作时又必须拉上黑色的窗帘，把仅有的一面窗遮严，以免露光看不清画面上人物的口型。到了夏天又闷又热。这个工作间是长方形的，北头朝东有个小门（唯一的门）进出，靠南头中间墙边搭了一个不太高也不大的小平台，平台上方约二米处用木条搭了个方框，中间刷得很白，当作简易银幕。北头靠墙处只放一长桌，上面放一架噪声很大（该是淘汰的）用500瓦灯泡发光的旧式皮包机（“独眼龙”）。皮包机前左右两边放着两张没有抽屉的长方桌和几张长凳。桌上有几只看剧本照明用的残缺不全的台灯，连灯罩也没有。为了不使台灯漏光影响看画面，有的用报纸、有的用旧剧本或别的什么放在灯前和上方遮光。工作间里还有一只三人用的大沙发，可惜又破又旧，衬在里面的东西不时的散落出来。可是，当时这是工作间里最舒适、最“高级”的座位了。沙发两旁还有一些帆布折椅。这便是上影翻译片组初建时的全部“家当”了。翻、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对口型、改本、排戏。
这是值得纪念的工作间。因为它是第一个建造的。后来我们称它为“一号排练间”。以后又建了两个较好的排练间，按次称为“二号”、“三号”。
一号排练间，不仅仅是工作场地，还是学习间、会议间、休息间、效果间、工具间、工会文娱活动室和党政工团联合办公处，真称得上是“一专多能”啊！
这个“多功能”工作间的“特色”之一是冬阴冷，夏闷热。此房只有一面窗，通风很差，工作时又必须拉上黑布的窗帘，再加上人员和皮包机散发出来的热量，虽有一台风扇，到了三伏天也闷热得够呛。而到了冬天因常年不见阳光，屋内阴冷异常。“特色”之二是屋内容易积水。由于这里地势较低，阴沟不畅，一下雨，雨水便倒灌到屋里，夏天，台风一来就更不得了啦！外面下雨，屋里成河，人们穿着套鞋，泡在水里工作，还时不时地把水舀出去。“特色”三是噪音干扰。因皮包机放在排练间内，噪声太大，彼此交换意见都得凑近对方耳旁，大声讲才行。工作一天后，人在回家途中耳中还嗡嗡作响。
这些令人烦恼的“特色”，在厂、组领导关心下很快就得到改善了。到了第三部戏《乡村女教师》时，在二楼角落里建了一座临时的小排练间，虽小但比一号排练间的条件要好多了。在1957年建厂时已经改建、新建了三个排练间。每个排练间都另设放映机房，与排练间隔开，看片、排戏、对口型时再也听不到机器噪声了。放映机也不再是“独眼龙的皮包机”，银幕（在当时）也算是标准的，桌椅、照明、遮光、通风等虽还不是现代化，但也都是按工作需要设计制作的，比起创业之初算是“鸟枪换炮”了！1977年又有了新发展，在永嘉路383号建了新厂。新厂有两座大楼，一座办公、生活楼（改建的），一座工作楼（新建的），在工作楼内还建了两个更先进的排练间，一个有空调、强吸声的较先进的录音棚，还建了能容纳二百余人的“标准”大放映厅，为检验对白、合成后质量和招待客人与全厂开大会用的。工作楼里还建有录音、录像、剪辑等专用车间。目前，又迁至更现代化的广电大厦，录音等设备也是世界一流的，能译录制作世界上任何高科技制作的影片。与过去相比，真是一天一地。——这是后话。可当时尽管条件差，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而且就在这个“破家”里译录出了《乡村女教师》《王子复仇记》《母亲》《白痴》《生的权利》《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第四十一》《奥赛罗》等许多译制片精品，还成功地译制了一批30年代英美经典影片。
跟我们简陋的“家”配套的，还有一个“先天不足”，但值得怀念的录音棚。因为这个棚漏音，所以都叫它“漏”音棚。这是1950年5月8日开工兴建的，当年7月便交付使用了，只用了两个月左右时间。译制组第三部戏《乡村女教师》就是在这个棚录的对白。
因为这个棚建在民房建筑的三楼屋顶，建筑材料简陋，又限于当时的技术设备条件，所以“先天不足”。无论二楼办公室，还是三楼新搭的屋子，只要里面拉拉椅子、动动台子、或是走路、咳嗽、讲话声略大一点儿，都会传到录音棚内，影响对白实录。下雨（中雨）、刮大风、马路上叫卖声、汽车行驶、喇叭声、同样要渗透到棚里来。下大雨、打雷就得停工。“漏音棚”因此而得名。
在这个“漏音棚”录音，往往有些感情、口型都很难掌握的戏，好不容易录成，导演、录音、演员都很满意，仔细一听戏里有个杂声，这场戏只得报废重录。导、演、录心中火透了，但也无可奈何！此时此刻的心情，外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万般无奈，在二楼、三楼棚外各处都装有“实录”字样的红灯和电铃。正式录对白时，一面打开红灯，一面揿一声长铃，以通告室内外人员“别出声”。录成一段戏后再揿两下短铃，关闭红灯以示“警报”解除。这样总算好多了，但也有例外，如某些戏录得时间长些，有人以为录好了，出了杂声；还有一些意想不到、又无法控制的因素出了杂声，如：忽然打了个喷嚏、汽车经过、电话铃声、打雷……
隔壁邻居是个油厂，跟我们的棚只隔一堵墙。油厂每天都要装卸、清洗油筒，声音很大，录音棚无法录戏，有时连续装卸、清洗油筒时间很长，而我们的“警报”系统只能约束自己单位，对外无效。经过与油厂协商，得到厂领导和工人的谅解与配合，每逢正式录戏，有专人向他们喊话，同时，以敲锣为号，他们就暂停工作，录好一段后，再敲两下铜锣，他们再继续工作。这对我们不便，对他们也影响很大，因为一天不是只录一段戏，而是很多段戏呐！可人家风格很高，长期以来（一直到迁厂）一直配合我们，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由于这个棚建造的基础差，配备的录音设备又全是从敌伪电影厂接收过来的“破烂货”。录音机根本没有补偿，只有一个音量放大或缩小的开关旋钮，那时录音部门管它叫“无线电式”的录音机。比现在家庭用的音响设备还差得多。话筒是二三十年代的RCA44—BX履带式有方向性的“老爷货”，所以，需要特殊处理的声音或是空旷的、有回音的内外景对白，仍要到一厂去录。
由于上海国产电影的发展，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动画片、木偶片的音乐与后期混录（音效、对白、画面的合成）都要到一厂录音棚去录，他们任务很重。使用它需预先登记，并按轻重缓急由他们安排。一到下半年各厂将要出片时，更是日夜开工。我们译制片的工作周期短，译制任务下达时间，我们无法掌握，要是提早约定日期，万一译制拷贝来迟就要影响别人。别的摄制组因故延迟，也会影响我们出片。所以，除合成外，需要特殊处理声音的对白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20世纪50年代万航渡路的老录音棚外貌
凡是要录大厅、宫殿、山区、广场等有空旷感或有回音的对白，就要等厂本部（厂本部搬迁后美影又搬了进来）美影职工下班后，在二楼走廊一头儿接上扬声器，另一头儿挂上话筒，演员在棚里录戏，对话通过机器从二楼扬声器放出来，再由二楼挂的话筒收到棚内的调音台录下来，就这样来解决一般性空旷感或有轻度回音的戏。若是空旷感强烈、回音大，就得用高音喇叭、话筒安装到楼顶平台上，待夜深人静时，才能录音。这种十分落后的土办法（当时也只能如此），不仅费时费力，效果也不都是很理想，有时还要闹笑话、惊扰四邻。
记得1953年译制保加利亚影片《妲卡》（或叫《警钟》——记不清了），这是反特片。当中有场戏，是敌人纵火焚烧厂房机器，女主人公发现失火便反复大叫“着火了，快救火……”这场戏的录音必须按上述办法在三楼屋顶装上高音喇叭，待到夜深人静时录。几声“着火了，快救火”从高音喇叭传出之后，便惊动了四邻和街道派出所，于是居委干部、派出所、附近一些居民都闻声赶来，幸亏与救火队联系得早，救火车尚未开出来。就这样，我们闹了一场大“笑话”。事后向居委、居民、派出所都作了自我批评并道歉。从此，我们得出一条教训，凡须夜间利用屋顶的一般喊声，事先与有关方面先打招呼，凡喊“着火”、“抓强盗”、“救人”之类内容的戏，便移至郊区，或借教堂等场所去录，免得再惊扰市民与公安。
由于录音棚建造得不合规格，高度与宽度都不够。这使话筒架子放置的位置和摇动都受到限制，而且话筒架子的影子常常挡住银幕人物的嘴，配音演员看不到口型难以配音。同时话筒又是有方向性的老货，配音演员必须对准话筒的最佳点说词，略偏一点就须重录。而且，只有一只话筒，不管这段戏有多少角色对话，都得按对白次序排好队，一个一个挨着走近话筒（不能出杂声）对白，若遇到三人以上连续对白，前面两个演员说完词儿迅速闪头躲开，后面演员便急速伸头插入空当，对准最佳点讲话，在闪、进中不得出杂声。那时就是这样录戏。现在大不一样：可以一人一只话筒，而且没有方向性，站在哪里都行。
这个录音棚没有冷暖气设备，棚又建在三楼屋顶，太阳直晒下来，录戏时又必须关严门窗；到了夏天录音时，真像在“老君炉”里被“炼丹”一样，门窗一关汗立刻流淌下来。为了降温在棚顶上搭了竹席凉篷，棚内放了一个大盆，盆里放很多冰块，排戏时用多台风扇对着工作人员吹，但这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可一正式录戏，风扇立即停止、门窗一关严，演员立刻便成了“水人”。冰块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50年代中期安装了一台老式发动机式的制冷空调，开时噪音太大，录戏只能关上，这样降温程度略好一些，但仍不能彻底解决。直到1977年迁入永嘉路新厂，有了新棚，问题才算解决了。但是，那时候棚内通风和冷气从隔音管道入棚。没有暖气空调，录戏时冷气不断，甚至时间一长还会着凉，所以要增加外衣。现在迁入广电大厦了一年四季都有空调，与50年代无法比啊！
1956年7月初，我们正在棚内录匈牙利片《第九号病房》时，忽然，断断续续地从外面传进来阵阵敲击棚外墙的杂声，影响了录戏。打了几次警示铃没用。大家找来找去找不到杂声出自何处。有人提醒：“会不会是凉篷坏了？”我便自告奋勇钻出窗子跨上三楼屋顶检查。果然不错，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杉篙被台风吹断了一头的扎绳，正大头朝下被台风吹得飘来荡去撞击着棚墙。这不仅影响录戏，要是偌大一根杉篙从高处落下，不是伤人定是毁物。于是我便一步向前用足力气扭拉，由于用力过猛，杉篙另一头连接的绳扣突然断开了，我便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哪知道平台上有个大凹口，一下子从凹口处跌落下去，摔落到一楼屋顶，晕了过去。大家见我脸部、肘部都是血，急叫救护车把我送到第六人民医院（那时六医在北京西路）抢救。幸好在我踩空的瞬间，头脑很清楚，死死地拽着大杉篙中段不放，就像撑竿跳似的让杉篙先着地，故而只有轻微脑震荡和肘部外伤（至今留有疤痕）。唯一遗憾的是《第九号病房》中的戏还没录完，由于粗心，我事先没观察好地形，便莽撞行事，才发生了事故，影响任务的按时完成，最后是毕克替我录了余下的戏。
上影厂慰问信
一个“多功能”的工作间，一个“漏音棚”，加上一些破旧设备和家具，就是我们创业时的“家”，“家”虽简陋但毕竟是家。就是从这个家开始，才有了上海电影译制厂80年代的辉煌、才有了21世纪的现代化办公处、世界一流的录音设备！别看从前的“漏音棚”缺点不少，可它仍然是党的上海电影译制事业的功臣。从1950年到1977年的27年中，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大洲几百部外国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几百部民族语版、地方语版、地方戏曲片的普通话版，一大批英美30年代资料片、中译外输出版片……就是在这个“漏音棚”里录制的，而且还录出了许多精品。这个“漏音棚”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录音师、剪辑师、拟音师、检修师等译制片的专家、技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还为兄弟厂输送了导演、技师，并为他们（如新疆、内蒙、阿尔巴尼亚、越南）培养了录音及译制人员。（记不清是哪年哪月）有位中央领导，得知我们在如此差的条件下还能生产出许多深受人民群众称赞的译制片时，他感到十分惊讶，并传话表扬了我们。
翻译片组慰问信
一些在初创时期共度时艰50年代初一起工作的老同志，一提起这个“家”和“棚”来，再看看21世纪的新厂、现代化的新棚、精密的设备，真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