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上影第一部译制片的诞生

大胆方案

苏联影片《小英雄》是荣膺斯大林文艺奖的儿童片。影片叙述了一个被德寇杀害了父母的孤儿伐尼亚英勇机智地与德国侵略军斗争的故事。译制这部电影，是准备献给新中国儿童的第一个儿童节礼物。为了保证“六一”能在解放区各城市上映，必须在1949年4月底以前完成对白录音，以便经厂审后，5月初送京审查，否则，后期制作——混录（音、效、对白的合成）、字幕、洗印拷贝就来不及了。工作拷贝寄到上海已是3月初了，离“六一”只有三个月，离送京审查只有一个多月了！据说东影第一部戏《普通一兵》的译制用了八个月。诚然，当时他们不仅没有经验而且处于流动性很大的战争环境下工作。我们比他们强多了，至少有他们的经验可作借鉴，又处于安定的和平环境中。可根据我们当时的条件（一无设备、二无生产地方）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译完，谁也说不上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对白录音必须两个月内完成，大家心情紧张，却干劲十足，就怕到时完不成任务。就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开始了译制。

译制《小英雄》不仅是上影的第一部译制片，还是限时限刻的“突击”任务。要在20世纪80年代，像这类影片只要复对完成，有个两天便可高质量完成。可这是几十年前的事啊！

《小英雄》的译制导演周彦同志当时的想法是：“做一个翻译苏联影片的导演，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陌生的工作。虽然我曾经去过一次东影向他们学习，但是没有亲自参加实际工作……没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如何能做好导演的工作。” 确实如此，人家的经验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更好地领会、消化和运用。同时，由于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也不能生搬硬套。译制组“所有工作人员的热情都很高，都希望不仅仅在这次工作中摸索出一套经验来，还要达到好、快、省这个原则”。

周彦导演在工作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分配现有配音演员所配角色的问题。这部影片主要人物不多，但男主角是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儿——伐尼亚和他的同伴，其他多半都是德寇。导演担心，“如果用两个这么大的小孩来配，恐怕不能掌握技术”。 当时我组只有三女一男（即张同凝、姚念贻、陈松筠、邱岳峰）这几个人要担任全片所有人物配音是绝对不够的，但可以从上影演员组借啊，唯独几个小孩儿谁来配呢？真是绞尽脑汁！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陈叙一组长经过思考后提出了一个大胆方案——让大人配小孩子。具体建议，“让姚念贻配伐尼亚，张同凝配他的小伙伴”。这个安排在今天并不稀罕，可在当时，的确是个大胆惊人的方案。经过试音，觉得还可以“冒充”得过去，就这样定了下来。

大人配小孩、女同志配男孩，姚、张之举可算是我国译制片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回。自此以后就屡见不鲜了。例如：话剧、电影演员史原曾在苏联片《乡村女教师》中为童年普罗夫配音；配音演员闻兆煃曾在匈牙利片《忏悔》中为小男孩卡西、意大利片《生的权利》中的小阿尔贝托、英国片《雾都孤儿》中的八岁儿童奥里尔、《孤星血泪》中的童年匹普等配音；刘广宁曾为《父子情深》中的鲁卡、《海岛探宝》中的劳儿、《张开幻想的翅膀》中的五岁儿童、《鹿苑长春》中的童年主角等男孩女孩配音；丁建华为《铁道儿童》中的女孩姐姐、《龙子太郎》中的太郎、《误解》中的哥哥、《我两岁》中的幼儿等男孩女孩配音；王建新为《愉快的假日》中的帕斯卡、《热带丛林历险记》中的托尼、《女侦探》中的郎热等男孩女孩配音；李梓为《英俊少年》中的海因切等许多男孩女孩配音。此外，程晓桦、曹雷也成功地为许多影片中的男女孩配过音。东影老大哥，也早在50年代就这样做了。老一辈配音艺术家张桂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曾为《一年级小学生》中的玛露霞、《丹娘》中的童年卓娅、《青蛙公主》中的华西丽莎、《最高奖赏》中的安得列等男孩女孩配音。

为什么大人配小孩能达到乱真的视听效果呢？这决不是单纯地模仿，也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这里（包括配其他年龄段角色）蕴蓄着配音演员深入生活学习的结果和特殊的创造性劳动。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包括同行中少数人和一些评论家们）所忽视。

言归正传。为《小英雄》男孩儿配音的演员定下来了，又从上影演员组借来了高博、温锡莹、陈天国，加上本组邱岳峰等人，演员齐了。录音师陈锦荣、拟音师袁立风、剪辑师韦纯保。翻译是陈涓与杨范合作，以陈为主。1950年3月20日上影翻译组第一部译制片《小英雄》工作组成立了！ 上影厂领导出席并讲了话，全组同志情绪高涨，都表了决心，气氛十分热烈。可是，单凭热情不行，摆在他们面前必须克服的困难，还有不少啊！

“游击战”

《小英雄》工作组成立之后，导演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工作场地。前面讲过了，上影翻译组成立之初只有汉弥尔登大楼一间办公室，一些简单桌椅和新到的7本《小英雄》拷贝。这里没有放映机、银幕、剪辑台……凡译制影片所必需的最基本的设备和排练间，一样也没有。只能采取“游击战”打法。由“陈叙一每天亲自抱着一两盒拷贝率领全组人马，今天到天道庵路一厂 ，明天到金司徒庙二厂 ，哪里有空，就见缝插针，借用兄弟厂放映间对口型、排戏，最后，再去道庵路一厂录对白”。

金司徒庙二厂原建筑基础很差，办公室、化妆间都是在摄影棚内用木板搭起来的。从抗日战争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像一座残破不全的古刹。就在这既阴冷又漏风的摄影棚一角有个用布景片搭起来的简陋“放映间”，为了避光、聚声，四周挂着麻袋片，由于日久天长，麻袋片上全是灰尘，墙角儿上蛛网遍布，又因长期不见阳光，棚内散发着一股强烈的霉味，令人窒息。里面无靠椅，只有几条长凳和长方台，放映机是老式的“皮包机”“独眼龙” ，银幕是一块白布四面用绳子吊着，风一吹，就呼扇呼扇地颤动，银幕上就出现震动的波纹，所以看口型很费劲。一天下来，让人感到腰酸、眼疲、口干舌燥、头发胀。“尽管工作条件极差，又要东奔西跑‘打游击’……可是全体成员为了上影翻译组创业，毫无怨言……” 他们想的是：“不仅仅在这次工作中摸索出一套经验来，还要达到好、快、省。” 他们以苦为乐，一事有困难，大家想办法，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助，《小英雄》的译制工作，就在“游击战”中展开了。

急煞人

陈涓、杨范两位翻译只用四天就把《小英雄》对白本译完了。据周彦回忆，演员拿来怎么对也对不上口型。翻译、导演到全体演员对这一工作都没有经验，没有发现这是哪儿的毛病，是台词长短不恰当呢？还是演员不能掌握技术呢？一天下来连一段 口型也没对下来。 真是急煞人！

大家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办法，就是用秒表量。先量影片中人物讲这一段话的时间，然后演员再把翻好中文的这段对话读一遍，也是用秒表量时间，两下对照，看中文对白比原片对话长还是短。按时间差修改翻译本。修改后再放原片对口型，结果是失败了。因为银幕上人物讲话的节奏跟配音演员读中文对白的节奏不一样，分开来用秒表量时分毫不差，到放原片一对误差就很大了，在没办法中又有人想出个“好”办法，即翻译读原文，演员读中文，先把文字长短校正好，再和原片对。实践结果，当然又是失败。现在知道，这两个办法都不科学，因为脱离开原片人物讲话时的感情、速度、呼吸、停顿等节奏，用翻译读原文，演员读中文怎么能行呢？采用卡秒表更是白费劲儿。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个道理：先请翻译按原片演员讲话的节奏和地位，在中文对白间划出停顿记号，然后，演员再按此记号一句话一句话地对，翻译一边听一边校正。即使这样，也发现有不少话错位或长短有误。小的气口、停顿那时还是无法解决。“于是在排戏阶段又回到搞剧本 阶段。”

50年代初期，我们把“对口型、排戏”作为同一个工序，经过此次实践，后来把对口型排戏分开改为两道工序［详见第二章第一节（一）（二）］。

由于没经验，加上技术设备条件的限制，最初，把一本影片（一千尺左右）从头到尾地放，演员一遍一遍地对着原片的人物对口型、排戏。一本戏一般要放十分钟，片越长，演员记的台词越多，负担也就越大。由于那时口型本台词不稳定，翻译、导演要随时改词或删补，记词就更困难。演员的一双眼既要看银幕上的他或她的口型节奏，还要看中文台词，嘴里还要配戏对白，脑子里既要记住原来的词还要记住哪些地方改过的词。同时，还要用耳朵分辨、用心记住哪个地方的词长、词短和呼吸、停顿、情感、节奏以及导演对戏的意见，所以常常因片长、词多，顾此失彼，思想一时空白，白白浪费许多工作时间。记不清是哪位聪明人建议：把一本分成小段，片短、词少、负担小、容易对片中人物情绪进行掌握。可当时限于技术条件和对译制艺术规律还不够了解，只能把一本分成三四段，而且有音效的地方还不能分剪，剪得越多将来杂声越多（音效要受影响），导演、演员、录音师更认为剪得太短，情绪、语气、音调等难于掌握衔接，所以每本最多分三到四段。平均每段约三百尺，这可比一千尺要少多了。 段是分短了，可是每段还有三百尺左右，虽然比一千尺少多了，但是要对准这么长的口型，还是相当困难的。对那些难啃的口型，集中优势“兵力”一起攻。经过十二天苦战，终于把《小英雄》的口型对完了！当然，精确度不能和现在比，速度就更不能比了。可那时却是全力以赴啊！

《小英雄》译制过程还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如，“九、十两本没有原声带”，剪辑师韦纯保与其他同志一起研究解决了；又如，一厂录音棚回声太大，录音科同志放弃休假“在星期日动手搭了一个布棚”保证了录音质量与速度。总之，克服了许多困难后“从工作组成立到对白实录完成，实际工作日是27天”（不包括翻本、对口型），如期完成了上影第一部译制片任务。

可贵的一步

《小英雄》于1950年4月29日通过组审、厂审，5月8日送北京，11日文化部审查通过，“六一”在全解放区正式公映了。译制质量当然比不上80年代，就是与50年代晚些时候比，也不是“上品”，但贵在开始。大家是在“三无”（无场地、无设备、无经验）的情况下，凭着对党、对译制事业的忠诚、信念，克服了当时难以想象的困难，尽全力争取更好地完成了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儿童节献礼的任务，这也是上海的第一部译制片。

通过这次实践，大家总结经验，提出了改进工作意见，着重指出：“翻译片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剧本，翻译必须完成四大任务……在忠于原作，尽可能再加工的原则下，做到语气、动作、特写的 精确化。然后由导演检查，最后艺术加工……做到剧本发到演员手里不再修改。” 周彦从译制导演角度提出了“分段排练”、“选择演员的时候必须注意音色”等意见。 这在以后的实践中均被证明是正确的。经过长期实践、不断改进、充实提高，使之更臻完善，形成了上海译制片厂一整套译制片生产的工序，且一直沿用至今，这套工序基本上保证了翻译本做到忠于原片，少出或不出错译和尽可能准确地体现它的文学性、艺术性以及符合原片人物性格的语言口型节奏的“初对”编辑制；保证演员搭配恰当的厂审制；保证译制质量，演员熟悉原片的导演阐述制；保证编辑配音贴切原片人物的声画鉴定制；保证出厂译制片艺术质量完善的合成鉴定制等一系列从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又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上译厂的译制工艺。

应该说，这第一步走得不错，为上影译制片如何提高质量和速度，提供了令人思考的、宝贵的、可借鉴改进的经验与教训，是值得记叙和纪念的。 RDHe8LCOuno8I7QdJw8a6ZSGlkl+YG2OFrHUaGYEjOUYzumEbb1TTOaDkZqMVt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