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应运而生

洪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

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大街小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欢跃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

人民政府的建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在我国的反动统治。但它的残余势力还有待肃清。尤其是精神上的毒素还需要长期努力才能逐步消除。

电影是团结、教育、丰富人民正当的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工具，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但又是帝国主义国家用来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解放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影片占据着我国广阔的电影市场，其中许多影片是宣扬色情、颓废、凶杀等不健康内容的，这些有害电影的大量侵入，不仅潜移默化地腐蚀着我国人民，而且严重地影响我国民族电影的发展。

从解放初的上海来看，1949年9月15日《大公报》头版曾发表了一份当年7月，上海各影院上映国内外影片的统计材料：

而且，上海的所有头轮影院，如“大光明”、“美琪”、“南京”（后改为音乐厅）、“国泰”、“卡尔登”（后改为“长江”）等全部以上映美国、英国影片为主。

1949年7月17日《大公报》第7版以“不许美国影片散布毒素”为专题，发表了史卫斯、左铉、顾仲彝等人的文章。戏剧家顾仲彝指出：“……打开报纸发现有十一家影院放映美国电影，五家中国电影，一家苏联电影。在解放后的上海，美国电影还是占绝大多数，不觉为之骇然！看看这十一家影院，大半是上海最大的首轮戏院，以观众数字讲，要占全部电影观众十分之八以上……”他要求市政当局“立即成立电影审查机构……解除这毒素”。作家、戏剧家、教育家，上海戏剧学校（现戏剧学院）校长熊佛西教授表示：“……美国有毒影片的放映，也影响了我们新的国产影片的建设……”当时，除了电影、戏剧工作者外，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也都纷纷要求检查、限制美国电影的上映，扶植和建设我们自己的电影事业以及大量译制苏联影片的呼声越来越高。到“抗美援朝”前夕，举国上下已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此后便建立了审查外国电影的机构。

同时，为了发展我国自己的电影事业和尽可能多地译制苏联进步影片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于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继东影、北影之后诞生了。上影下设的翻译片组（上海电影译制厂前身）也应运而生。

从零开始

上影翻译片组由陈叙一任组长，当时，这个组一无场地，二无生产设备，三无人员，更不知道翻译片是怎样译制的。那时的陈叙一组长，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人是最宝贵的，凡事有了人就好办了。紧接着，上影厂任命周彦、寇嘉弼两位同志从刚成立的上影调来为译制导演；又请来了杨范、陈涓两位任俄语翻译。至于配音演员嘛，当初还认识不到其艺术创作的特殊性和专业化的必要性，觉得需要时可以从上影演员组借用，或者只要能讲普通话的，招来就行了。实践证明这是不对的。剪辑、录音、拟音、放映等技术部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向上影其他部门轮流借用，一直到1957年翻译片组改建为上海电影译制厂前不久，才有了自己的技术部门人员。

就这样，在1949年年末，由陈叙一为组长，加上两位翻译、两位导演共五人，搭起了上影翻译片组的班子。这时，中央电影局已给这个组下达了1950年译制10部苏联故事片的任务。于是，陈组长召开了第一次全组会。

第一次全组会

1949年12月20日，由陈叙一召集了第一次只有五人的“全组会”。会议地点在福州路江西路口的汉弥尔登大楼内的一个房间里。

“被称为中国好莱坞的上海，虽然有悠久的拍故事片传统，也拍过新闻片，可就是没有翻译片的传统……” 解放前，不懂外语的观众看美英片一般是借助于片中字幕或靠“译意风” ，从来没搞过配音复制。

周彦、寇嘉弼两位对拍电影都有一定经验，可对怎么搞译制片，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陈涓、杨范虽然懂俄语，但过去从来没译过电影文学作品，更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很强的苏联影片中的俄语对白，准确地、性格化地译成中文，而又要适合配音用的中文对白……这一切都令人头痛。陈叙一英文很好，文学艺术修养也不错，又懂电影，惟独翻译片从未接触过，也甚感茫然。眼看就要跨进新的一年——1950年，这一年要完成10部苏联电影译制任务，怎么完成呢？大家一致意见——去长春东影，向先行者老大哥“取经”！

向东影取经的学习小组成立了。由陈叙一带队，组员有周彦、寇嘉弼和上影借来的录音师陈锦荣。

取经

12月末，虽已进初冬，上海还不算太冷，一般最高气温还在10摄氏度上下，最低也不过4度左右。而长春就大不一样了，那里早已下过雪了，最高气温也在零度以下。走在路上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吹来，脸上犹如针刺般作痛。从鼻孔、口腔呼出的气息，似缕缕炊烟，顺风飘去。时间长了，口罩或是靠在嘴边的围脖外面就会结成白霜，渐而成冰。

由陈叙一为首的赴东影“取经”的四位同志，从温暖如春的上海一下子到了天寒地冻的北方，浑身上下都觉得寒气逼人。可是，他们的心却像一团燃烧正旺的烈火，为了党的译制片事业和人民的需要，任何雪海、冰峰也能被他们炽热的心融化。

在东影，他们受到吴印咸厂长和翻译片组全体同志热情的接待。后者详尽地介绍了他们的译制工序、经验教训以及尚待解决的问题。四位同志每天都到译制工作现场，学习、体验老大哥是怎样进行译制工作的。这使他们开了眼界，获益不小。

春节将至，他们依依不舍地辞别东影同志后起程回沪。周彦回忆道，这时已是春节前夕，火车上乘客非常拥挤，不要说卧铺，就连硬座厢都座无虚席了，四人只好立在车厢连接处 ，时正大雪纷飞，车抵天津时，他们都已被车缝里吹进来的雪花装扮成了一个个雪人儿了。

“瑞雪兆丰年”，气温虽低，可这是好兆头！

四位同志从东影回来不久，组内又先后来了四位同志——姚念贻、张同凝、邱岳峰、陈松筠（不久调走）。他们都是配音演员，他们都是开创、发展上海译制片事业的功臣，也是上海最早的专业配音演员。

春节刚过，便接到中央电影局要我们译制苏联儿童片《小英雄》（又名《团的儿子》）的任务。大家高兴极了，天天盼着剧本和拷贝早点寄到；同时又非常紧张，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部译制片呐！ uZd1xqqv6jrSJriATAaXI0BNZdERI9U9Al+/jug6LAcDwCSGgCLlmY6rGzDu2w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