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译制片”是我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后起的新片种。约在1948年夏，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才开始试译。1949年5月，译完了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上海电影制片厂则较晚，是1949年年末才开始在上影厂领导下组建“翻译片组”，1950年4月底译制完成了第一部汉语版的苏联片《小英雄》。

“在欧洲，自20世纪初20年代就有了译制片。据说，美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在法国巴黎公映时，由于观众听不懂英语，就愤怒地冲着银幕上的剧中人大叫‘讲法语’，这就是电影配音的诞生时刻。” 由此可见，用本国语言译制外国影片，我国比欧美迟了二十余年。

此后，在党的领导和我的同行们的共同奋斗下，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国的译制片却取得了极为喜人的硕果。单就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年生产量来看，从1950年每年译制110部，发展到1985年能译制600余部，而且还有潜力可挖，这是1950年的6倍。从只有5个人的筹备小组，发展到1985年已有120余名职工；从只有两名俄语翻译，发展到1985年已有英、法、俄、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多语种的翻译人员17名；从最初只有4名男女专业配音演员和两位专职导演，发展到30余名；从重点片中主要角色需要请上影演员剧团的名家来配，发展到完全自力更生，培养了一批中外知名的配音艺术家；从单一的译制品种，发展到既配外译中输入片，也配中译外输出片；还为民族语版、地方语版、国产故事片、电视剧、动画片、戏曲片、木偶片、科教片、纪录片、剪纸片等片种配音。仅就上海电影译制厂一家的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84年，就为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拍摄的近六百部影片配成了普通话对白；同时，又将我国一些优秀影片译成外语对白、解说，介绍给外国观众。

从译制质量上看，我厂的译制片不仅得到了我国广大观众的认可，还得到国外不少原片导演、演员们的称赞，在国际上获得了荣誉，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了解与友谊，在传播知识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关心我们译制片的观众越来越多，我和我的同行们时常接到关心我们的观众（包括网上各地的朋友们）的来信，他们还邀我们参加座谈等活动。除了对我们鼓励之外，还对我们的工作、生活等方方面面非常关心。此外，还对译制片的现状及前途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我觉得这对我们从事译制片事业工作的同志们来说，是一种力量、安慰及鞭策。借此机会，我向关心我们这一行的新老观众、网友们致谢。

译制片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啊！许多同志为她献出了青春——从一个小伙子、小姑娘一直奋斗到两鬓斑白的老公公、老婆婆。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计名利，默默无闻埋头苦干，马不停蹄地用足力气向译制质量高峰攀登，经历了多少辛酸、苦辣。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不幸的是，有些老同志已经故去，如姚念贻、邱岳峰、卫禹平、程引、时汉威、张同凝、陈叙一、毕克、柯刚、于鼎、高博、程之、舒绣文、朱莎、尚华……今天，我们谈到上影译制片所取得的成果时，他们的辛劳是不可磨灭的。此外，上影演员剧团和上影各艺术技术行政等部门的不少同志，还有外语学院等大学的翻译家们，也都为这个事业的创业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译制片的先驱者——“长影”老大哥的帮助，也使我们开始时少走了许多弯路。缅怀已故的和健在的这些创业者们，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

当前，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往来的不断增多，文化交流也日益活跃、频繁。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之一的影、视片的译制，也必将有较大发展空间和越来越多的作用。现在，除上译、长影两个译制片基地外，我国许多省、市电视台及社会上的配音队伍（尤其是北京、上海）日益增多。为了使这个事业更好地发展，回顾一下过去也许是有益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

1981年11月，我右声带从“白斑间变”发展到了癌变，我的“生产工具”坏了，可万没想到今后还能从事配音工作（感谢五官科专家们又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生命，《斯巴达克思》、《国家利益》、《日本沉没》等许多影片中的人物，就是在癌变愈后配的）。在一些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我准备把我厂是怎么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写出来，以缅怀前辈，给后人以启迪。可由于我不是有心人，过去的资料累积不多，在“文革”中也全失落了。现在我的记忆又差，许多情况回忆不清。我病愈后又参加了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需要，撰写了其他几篇文章，加上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收集有关资料，所以直到1988年3月才开始动笔。1990年2月完成了第一章初稿后，又因种种意外情况的发生便搁笔了。直到2004年，才又续写了后三章。这也是我退休后为译制片艺术抛出的一块“砖”。若能引出宝玉，促使译制艺术达到更臻完美的境界，我心愿足矣！

这本书名为“见闻”，是因为我知道和收集的材料太少。同时，“见闻”不同于“史记”，我见到、听到什么就写什么，没见到、听到的就不写了。还有，因为从“我”这个角度看问题，即使有些观点是错的，也是“个人负责”，不影响厂的荣辱，所谓“文责自负”是也。当然，这并不等于胡写乱写，无根据地写，我力求件件有根、事事有据。必须写而又难觅素材的，也力求请教老同志，以多数人回忆为据。至于评论方面，只是个人意见。

若此书能为将来写我厂史的同志提供些素材，那就是意外收获了！

我之所以勉力而为，就是在我国电影一百周年庆典将要来到时，趁我见马克思之前，尚有一丝余热向党作个“交代”。尽管这个“交代”很不成样子，但这却是我坚持写完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和力量。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张同凝、杨文元、苏秀、叶琼、许金邦、尚华、于鼎、肖章、金文江、顾加全、彭志超等同志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有的同志还为我校正。另外，陈震飞帮助我进行了部分书稿的打印和部分照片的扫描工作，在此也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2005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