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神与祖混同：华夏创世神话

19世纪中期，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还处在萌芽阶段时，马克思研究人类生产方式的变迁，曾经针对亚洲的特殊情况，提示一种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亲自到过亚洲，却把亚洲的生产方式问题作为悬而待解的学术难题留给后学，希望从亚洲社会的特殊性中，反观从西方社会演进中得出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人类普遍性。20世纪后期，文化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后，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寻找普世性进化模式的做法遭到质疑，相当多的人类学家转向对单个的族群文化之特殊性研究。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专研中华文明的起源，他特别期望通过中国文明道路的形成研究，发现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结论的特异所在，从而为世界学术提供独到的洞见，并且做出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突出华夏文明的独特性经验。张光直预言说，中国文明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方面的新探索将给世界学术格局带来改变。

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后终于打破封闭状态的国内的人文学者，读到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从海外发出的这一预言时，既受到鼓舞，又体会到未来的责任和努力方向。就中国人文学界的神话学研究而言，如果说整个20世纪基本上是移植和模仿西方神话学而展开的世纪，那么进入21世纪，情况已经开始悄然发生改变。本土文化自觉的浪潮，借助于人类学知识范式的再启蒙作用，给研究者带来观念上和研究范式上推陈出新的重要契机。

中国神话学知识创新的表现之一，是以中国文化内部多样性的认识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中国神话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再一味地遵从20世纪初以来的模式化做法，从汉文典籍中去搜寻相当于古希腊罗马神话那样的叙事故事。多族群、多民族、多地域特征的活态口传神话，需要得到和汉文典籍神话同样重要的地位，得到同样广泛和深入的认识。表现之二，是从援西套中的“中国神话”观念，转向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神话中国”观念。神话式的感知和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即神人合一式的宇宙观念系统，如何自古及今地支配着国人的精神生活，催生出一代又一代的官方与民间互动的造神运动（图1-1）。从根源上考察“神话中国”现象的成因，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09—2012）和广东省文化强省项目“神话历史丛书”等系列丛书的撰写和相继出版。这些新成果全面地显示出：早在汉字产生以前，就存在以非文字符号所表达的神话信仰和玉石崇拜观念，由此能够找出华夏传统核心价值观（化干戈为玉帛）的史前原型 。表现之三，是神话研究走出现代性学科划分格局中的文学一科，成为创新性地贯通文、史、哲、政治、宗教、艺术、民俗等最具有学术聚焦效应的研究热点，催生出“神话哲学”“神话历史”“神话地理”“神话天文”“神话礼仪”“神话表演”“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诸多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

2013年3月由海峡两岸官方组织的山西解州关公祖庙圣像到全台湾巡游活动，在共享“中国梦”的语境下，形成“神话中国”展现的当代新景观。由此引发的学术新问题是，为什么西方文明的神庙（如希腊的雅典娜神庙、宙斯神庙等）供奉的都是天界神祇，而且如今都已失去神圣性，成为游览观光的景点；而中国的神庙中供奉的多是地上的人杰：从儒家创始者孔圣人、道家鼻祖老子（图1-2），直到门神尉迟敬德和武财神关老爷，至今依然香火不断，受到民众的广泛祭拜呢？此类根本性的差异，又能否成为“神话中国”说的有力佐证，让人们明白，神话在我们中国，不只是文学性的故事，更多的是弥漫性的神话信仰、宇宙观和人生观（图1-3、图1-4、图1-5）？

对神话在中国文化编码中支配性作用的体认，给神话类型与文化特质关系研究打开了新思路。2011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新世纪神话学走向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会后，湖北师范大学张开焱教授告诉我，他的新著《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即将完成。果然，一年后该书稿电子版就发给了我。张教授嘱我为此写一篇序言的殷殷期盼，让我犹疑良久。张开焱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着手研究神话叙事学，出版过多种相关专著，此次专门探讨中国创世神话的叙事类型，重点解析案例为夏代和商代的创世神话，得出华夏创世神话以世界祖宗型为基本类型特征的结论。这就给本章讲述的内容带来重要启迪。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祖先就是神灵，逝去的先祖对现存的活人家庭和家族影响最大，也最直接，这是自商周时期以来，中国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宗法社会的特色所在，这必然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宗教崇拜的对象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家庭的房屋里，最为庄重的一间是堂屋，堂屋的正中则是最为神圣的地方，那一定是留给祖先的位置，毫无争议也毫无商量。千篇一律，万家雷同。这就是国人自古早已经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的祖先崇拜形式（图1-6、图1-7）。体现在我们华夏民族的创世神话方面，充当创世主即开天辟地大神职能的，往往就是各朝代先民的祖宗或称祖神。

祖神高高在上的情况，与基督教崇拜的上帝耶和华有所不同。在那些一神教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神与人绝不会混同，二者不但是界限分明的，这种界限还具有不可逾越性：神就是神，是宇宙间顶级的生命和主宰者；人只能是低于神祇的生命形式。而在我们华夏传统中，生人是人，死后就会升入天国，变为祖灵状态继续存活，也就是变为不死的神灵了（图1-8）。

几十年来坚持钻研华夏创世神话特征的张开焱教授，在其大著《世界祖宗型神话》中提出，中国人崇奉的神灵或创世主，一般都是从逝去的先祖转化而来的。他这样表述道：

创世者还是特定氏族、部落或民族的祖先，这其实是说，是特定民族的祖宗创造了世界，这种情形并不止发生在盘古神话的流传过程中，也发生在楚国帛书创世神话中。世界是由一对原始天地父母神伏羲女娲夫妻开始创造的，但楚帛书创世神话中一开始就特别交代，这个天地父母神伏羲女娲，又是特定地域特定族团的祖先神，伏羲是“大熊”，那正是楚国王室的姓氏；女娲是某某氏之女，也在强调她的族属身份。所以，楚国这个创世神话讲述的是，楚人的祖先神伏羲女娲创造了世界，伏羲女娲既是神又是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具有特定族属身份的神人。在汉初开始到唐代完成的全国化过程中，伏羲女娲（尤其是伏羲），一直保持着这个既是祖宗神又是人的特征，他们已经不只是楚国人的祖宗神，还分别成为许多地域和民族的祖宗神，许多地域的神话都将他们当作自己民族或地域的远古祖先崇拜和讲述。

至于夏商两朝的创世神话，经过本书沿波讨源的复原性重构，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出，源于西北族团的夏人创世神话中，创世神鲧、禹、启也是夏人的祖先神，是两者的合一，同时，创世神还是人，他们在后世流传过程中，都成了夏人传说历史的王朝奠基者和创立者。商人的创世神话也不例外，商人创世神话的至上神帝俊在商人的甲骨卜辞中就是本族团的“高祖”（“高祖夋”），是天神也是祖宗神，商人创世神话中战胜宇宙大灾难、最后完成创世工作的羿，也是东夷有穷氏族团的祖先神后羿。

从伏羲到后羿，几乎中国汉民族神话传统中的这些早期神圣人物，都是由祖先转化为创世之神的（图1-9、图1-10、图1-11）。要立足于比较文明史的学术视野，对这种现象做出理论概括，那就是张开焱教授首倡的一种创世神话类型，他命名为“世界祖宗型”，并申明这是从全世界六种创世神话类型之一的“世界父母型”中衍生出来的。

所谓世界父母型，指的是像伏羲女娲（图1-12、图1-13），或是日本的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那样的一对原始夫妻神，由他们来完成世界创造和人类诞生的伟业。他们这一对父母，就是世界创造主和人类的老始祖。张教授确信，基于中国文化和神话的特征所做出的这种新的神话分类和理论归纳，应该是中国神话学对于世界创世神话理论的新贡献，也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所在。中国古代创世神话最根本的特征，一旦被确认为是“世界祖宗型神话”，那么其主要的表现特色又是怎样的呢？张教授提出五个方面的考虑：

1. 神话中创造世界的元神也是某个氏族、部落、部落族团或民族的祖宗神。这个特征在夏人、商人创世神话和楚帛书创世神话中，都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关于黄帝的神话最早也是创世神话的话，那么，黄帝本身的族属特征也十分明显：他出生于特定氏族少典氏，他有特定姓氏（姬姓），他通过生殖行为（也可能隐含的是创世行为）繁衍的子孙辈众神有25个分支之多，他是春秋战国时代还存在的25个氏族、部落或部落族团的共同祖宗。盘古神话因为晚出，带有某些外来特征，所以最早的记载中祖宗崇拜特征尚不明显，但进入本土后的流传过程中，很迅速地具备了这个特征。同时，中国古代各民族或族团的创世祖先往往具有既是神也是人的特征，……本书习惯上按照神话学的名称将他们称之为祖宗神，但实际上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祖宗神，而是祖宗神人或祖宗人神。

2. 世界的创造创世祖宗神（一个独神或两个夫妻神）通过生殖行为展开，由多代神祇完成的。这一点在夏商创世神话中最为典型，楚帛书创世神话因为出现较晚，还没有完成创世诸神的世系化工作，这个世系化工作在汉以后的神话流传过程中，在伏羲女娲成为中华人文始祖的过程中间接地完成了。如果黄帝神话原初关乎创世神话，那很显然，这个神话也是通过生殖行为展开和完成创世工作的。中国神话通过诸神的生殖行为展开和完成创世工作，这个特征已经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的地方谈及，如董楚平先生在多篇论文中多次谈及这个特征，但他没有深入论析，也没有概括出生殖型创世神话的基本构成要素。

3. 创世的过程中会遇到某些特别的困难或灾难，创世诸神通过对这些困难和灾难的克服，展开和完成创世工作。这些困难或灾难在有的神话中以自然的方式出现（楚国帛书创世神话最为典型），而在有的神话中这些困难与灾难体现为一个或一些神祇对另一个或一些神祇的迫害，由此导致诸神之间的冲突。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夏商创世神话中。在原初，这种冲突多半以后辈神祇战胜前辈神祇结束，世界也是在这个冲突过程中完成不同环节创造的。这个情节的存在意味着这些神话的源头很可能在华夏民族十分遥远的历史年代，那时候大约尚未完全形成后世文明时代那样严厉和具有绝对权威性的宗法制度与伦理观念。

4. 上面这个特征使得中国古代创世神话的基本故事结构与《大英百科全书》五种创世神话类型的“天地父母型”神话的故事结构有某些类同性。但尤需注意的是，在这些神话的后世流传过程中，两代神祇间的冲突往往以和解告终（如商人创世神话）。或者这种冲突被极大淡化、扭曲甚至完全遮蔽（如夏人创世神话），春秋战国是完成这个工作的最后阶段。随着古代中国以宗法制度和宗法伦理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一步步建立和发展，祖宗崇拜意识空前强化，导致与这种意识抵牾的夏商原初创世神话中后辈神祇反抗和诛杀父祖辈神祇的故事情节被改造、移植、虚化或消除，它们要么像商人帝舜与其父母的冲突关系一样，儿辈神祇以超人的孝悌忍受来自父母兄弟的死亡迫害、并最终感天动地，获得了父母兄弟的接纳为结局，要么像夏人鲧、禹关系一样，将原本是父子之间的冲突移植到没有血缘关系的天帝与鲧之间，而使儿神禹免于诛杀或流放父神鲧这样违背宗法伦理的罪责。或者像启和其母亲的关系一样，将启屠剥其母的故事虚化为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故事。后起的楚帛书创世神话与盘古创世神话，其产生的时代，宗法制度和宗法伦理已经成为社会无可置疑的基础，所以，这两个创世神话完全没有诸神代际之间冲突的情节。夏商远古创世神话的代际冲突（尤其是后辈神祇对前辈神祇的反抗和诛杀情节）在流传过程中被隐蔽和消除，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最典型地体现了进入文明时期的古代中国祖宗崇拜文化对创世神话的巨大影响。

5. 中国古代所有的创世神话其深层意象结构都是按照黑暗—光明的程序组织的，世界从黑暗的混沌状态开始到光明状态结束。除了晚起的盘古创世神话之外，夏商创世神话和楚帛书创世神话表层的叙事结构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创世界—发生灾难—平息灾难（再创世界）。

以上就是近年来中国创世神话研究领域涌现出来的世界祖宗类型相关的新观点和新理论，由于新观点的提出者所聚焦的研究对象是华夏文明起源期的夏商两代神话，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其所讲述的神话内容会显得过于专业，需要再从商周礼制的文化背景及后世的民间祭祖礼俗方面，提供更通俗易懂的信仰语境和活态文化参照。

把世界万物的由来和人类祖先谱系的传承讲述成为统一的过程，这样具有追本溯源性质的创世神话，不仅规定着特定文化社会的历史认同，还对应着家族方面列祖列宗血脉传承的总谱体系。对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家庭来说，这些都是触手可及的和司空见惯的（图1-14、图1-15、图1-16）。世界的创始与家族血脉的创生被整合到同一种宏大叙事的系统之中，从而使得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和整个宇宙秩序达成一致。这也是天人合一神话观念的另一种表现。玉质的和青铜质的祭祀礼器，作为天人沟通或人与祖灵沟通的现实媒介符号物，分别自八九千年前和3600年前，就开始充当带有象征性联想的显圣物。

可以想见的是，对于早期文明国家的统治阶层而言，通过玉礼器寄托对祖灵的想象（图1-17、图1-18），甚至直接在柄形器上用汉字写出先祖大名，乃至在青铜器上镌刻家族祖先荣耀的叙事文句（图1-19），其神权政治对于祖德的求证作用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借助于祖灵的保佑作用和玉石与青铜的长久保存特性，彰显统治权与财富权的永久性。

如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所说：“青铜器所具有的物质特性使之具有吸引力并能长久保存。首先，其质地经久耐用，并能在地上或地下持续数百年之久。第二，由于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即使不是必需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许多青铜器以预期的高质量制成，也的确吸引了许多目光。通过它们的铭文，青铜器也与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的供奉祖先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活动中当时以及后来被视为国事活动的一部分。” （图1-20、图1-21）下面一章就先针对中国百姓社会生活中的祖先崇拜现象，结合祖灵信仰的神话观念及祭祖礼仪的细节，给予综合性的阐述，形成从文化大传统到小传统的考察脉络，将从文化原编码到文化再编码的过程，做出总体性把握。然后再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篇幅，聚焦玉人像与玉柄形器的祖灵象征意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