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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康居人分布在吉尔吉斯草原，有户12万，口60万，胜兵12万，是中亚细亚北部的大国。康居王冬夏徙居，冬居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夏居蕃内。康居有小王五：一苏
王，治苏
城（今沙赫里夏勃兹，唐代的史国）；二附墨王，治附墨城（今撒马尔罕西北的彼尚比，唐代的何国）；三窳匿王，治窳匿城（今塔什干，唐代的柘支）；四罽王，治罽城（今布哈拉，唐代的安国）；五奥鞬王，治奥鞬城（今基华，唐代的火寻）。五王都属康居。汉代康居已由锡尔河以北的游牧地扩展到锡尔河以南的粟特地方。汉初康居服属于匈奴。张骞初次通西域，曾由大宛到康居，康居王派人送张骞到大月氏。张骞出使乌孙时，又派副使联络康居，于是康居和汉建立了经常的往来。公元前53年匈奴五单于并立的局面结束，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都归附于汉。一心想取胜呼韩邪单于的郅支单于鉴于汉朝支持呼韩邪，实力强大，便向西扩展势力，杀伊利目单于，战败乌孙，迫使乌揭、丁零、坚昆降服，并留驻于坚昆。不久，郅支单于杀掉汉使，又怕报复，正好康居受乌孙攻击，谋取匈奴的支持，派人迎郅支到康居，郅支和康居王结为姻亲。这时匈奴兵才3000人，和康居联兵进攻乌孙，深入赤谷城，使乌孙西部千里空无人烟。郅支在康居十分骄横，任意杀戮康居贵族和人民，又强令大宛、奄蔡等国交纳赋税，并且三次轻侮汉使。公元前36年，汉派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陈汤为西域副校尉，在都护甘延寿支持下，陈汤假借汉元帝名义征发十五国兵和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卒，共4万多人，分南北二路声讨郅支。汉军得到康居贵族的支持，作为内应，甘延寿、陈汤共率大军攻进都赖水（塔拉斯河）上的单于城，斩杀郅支，西匈奴才被灭亡。公元前11年，康居又派侍子入汉，表示愿意通好。然始终轻侮汉使，西域都护派员到康居，康居王安排的席位在乌孙使者之下。康居使者常取南道通贡，谋取经济上的利益，敦煌、酒泉和南道八国为接待使者付出很大的代价，有人因此建议和康居断交。但为了通商和发展友好关系，考虑到康居在中亚和安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汉始终和它保持着联系。
在陈汤出征郅支单于时，曾经和郅支统率下的罗马军团有过军事上的接触，这件事是中国和罗马之间军事技术以及武器装备方面初次发生接触的一个生动实例。陈汤率领汉军逼近郅支单于城时，看到“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汉书·陈汤传》）。德效骞认为这是按照罗马军团操练叠锁盾的龟甲形阵。郅支单于城的结构，也与一般中亚城市不同，是在“土城外有重木城”，用多重木栅作为土城的外围，这也和罗马城防工事一般无二，由此进而推测，郅支单于手下就有一支罗马军团直接参加了单于城的保卫战。他们是公元前54年在卡尔雷（Carrhes）被安息人大败的克拉苏的部下，或在这一战役后接受了罗马军事训练的安息士兵 [2] 。战役爆发前夜，克拉苏亲率7个军团，共4万人，越过幼发拉底河，长子普布利乌斯率精锐的第一军团6000多人突围东遁。公元前20年罗马与安息媾和，而第一军团却神秘地宣告下落不明。其中有些人更由安息东境进至康居。郅支单于在康居非常骄横，必然是由于他自以为拥有了最先进的罗马军事技术，有了罗马军或罗马顾问参与军事行动，有恃无恐。但汉军还是击败了郅支单于，并最后消灭了西匈奴的残余部队。
公元74年班超到疏勒后，康居和汉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班超立忠为疏勒王，后忠反叛，班超发兵进攻，康居竟派精兵援助疏勒，疏勒王的叛乱一定事先就得到康居的支持，有意和汉抵牾。当时月氏新和康居联姻，班超便向月氏王赠送厚礼，通过月氏，劝阻康居退兵。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在金微山被耿夔击溃以后，部众离散，北匈奴单于率领残部远走乌孙，西迁至康居，部分羸弱不能远徙的留在龟兹以北，成为北魏时悦般的祖先。西迁的北匈奴在4世纪中叶侵入粟特，374年时灭粟特。此后这部分北匈奴又陆续由康居西入欧洲，4世纪下半叶欧洲出现的匈人，就是从康居迁去。395年匈奴人的一支曾侵入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直迫安提阿克。到5世纪中叶，阿提拉更率领大批部众悉迁欧洲。《后汉书》中的栗弋实是粟弋、粟特，“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葡萄酒尤其有名。
康居西北有奄蔡国，后汉时改称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奄蔡之北有严国，出鼠皮，是卡马河流域的毛皮贸易中心。聊国，一称柳国，处伏尔加河下游，当时伏尔加河称聊河（Rha）。阿兰、严、聊三国都和康居同俗，是分布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游牧民族。
大月氏西迁后，在阿姆河北建立王庭，仍然是拥有40万人、胜兵10万人的游牧大国，南接罽宾，西通安息，北连康居。公元前126年又吞并大夏。公元前255年希腊人狄奥多特斯据巴克特里亚独立，汉代中国称为大夏。史特拉波（Ⅺ，511）引阿波罗多勒斯，提到四种外国人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其中的Tokhari（吐火罗）便是中国所称大夏的由来。大夏古读To-kha，亦即指入侵阿富汗的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大夏各部独立，物产富饶，人口多达100多万，而民风羸弱，大月氏迁入河间地，立即臣服了大夏，不久又加以吞并，大夏故地也成为大月氏的国土，大月氏都也随之南迁到阿姆河南的监氏城（一作蓝氏，即巴尔克）。北道出葱岭由大宛而康居，南至大月氏，必须经过粟特。南道出葱岭由休密而西至大月氏，所经都是大夏故地。
月氏各部族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由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统一五翕侯，又吞并濮达（帕拉帕米撒达）、罽宾（克什米尔），席卷喀布尔河流域和印度河地区，驱除了帕提亚人统治的残余，在阿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丘就却的儿子阎膏珍（Vima Kadphises）继位，向东拓土到马图拉，塞人向古查拉特迁徙，臣服于贵霜。不久以后贵霜王朝在迦腻色迦王（公元78—120） [3] 统治时期达到极盛，领土北起河间地，南至印度河口和德干高原，东至孟加拉西部，并一度越过葱岭入侵于阗、莎车和疏勒。
公元87年匈奴立莎车王贤质子不居徵为莎车王，不久被于阗王广德攻杀，另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公元88年西域长史班超调遣各国大军，得到月氏的援军，击破莎车，使莎车归属于汉。月氏遣使向汉献珍宝、桃拔、师子，并要与汉和亲，被班超拒绝，于是月氏王怀恨在心。公元90年，月氏王派副王谢（Kshatrap）率大军7万进入葱岭以东的地方，攻击班超。班超部众少，采取收谷坚守的策略，疲惫月氏军队，又设伏兵数百名在疏勒和龟兹间的要道，袭击向龟兹求援的月氏军，以使者的首级送示谢，于是谢惊服，愿意退兵。班超放走月氏军，此后月氏便年年向汉通使献礼了。
在后汉西域交通第三次断绝期间，疏勒和月氏间保持着一种依附关系，元初中（公元107—120），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放逐到月氏，受到月氏王的宠信。安国死后，国内贵族立臣磐同产弟的儿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磐以为他是遗腹的叔父，应该为王，月氏便发兵将臣磐送回疏勒，当了疏勒王。后莎车与于阗失和，服属疏勒，疏勒就成了可以和龟兹、于阗相抗衡的大国。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被当作是贵霜王迦腻色迦派兵占领疏勒、莎车和于阗，为他以前的贵霜王阎膏珍洗雪了月氏大军被班超击溃的耻辱。500年后，玄奘在迦毕试和至那仆底巡礼时，又重提故事，“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质子所住的地方都有伽蓝。迦毕试东面北山下的大伽蓝是质子夏居之地。“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东夏”（《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至那仆底是质子冬居之处，至那仆底，汉语是“汉封”。因为质子所住，取作国号。国人特别敬重中国人，把中国来的人当作“是我先王本国人也”，互相传告，深以为荣。迦腻色迦时代的这个汉质子就是疏勒王臣磐，冬季住至那仆底国，夏天住迦毕试国，春秋时止于犍陀罗国。迦毕试的小乘教沙落迦（Salaka）寺，相传是汉朝天子的儿子充质于该国时所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沙落迦”正是梵语或吐火罗语中的疏勒。臣磐和大月氏的关系如此密切，臣磐又多次向汉顺帝（公元126—144）贡献，献物大都来自大宛、大月氏，大月氏贵霜帝国和罗马有频繁的通商关系，所以很多罗马的货物也都由埃及经红海运到大月氏，再转到中国。
罽宾在喀布尔河下游和克什米尔，国都循鲜城（今查萨达），人口众多，军队强大，也是邻接中国的大国。地处南道干线罽宾—乌弋山离道的要冲，是从中国、中亚、西亚进入印度次大陆必经之地。公元前2世纪中叶，天山以北的塞人受到大月氏人的压迫，分二路南迁，一部分由塞王统率从悬度进入克什米尔，另一部分被迫南迁大夏。大月氏占领阿姆河流域牧地后，西南方的塞人部落联盟受到很大的威胁，在张骞从大月氏归国后不久，马萨革泰、萨卡拉瓦克和帕喜等塞人，便冲破安息北部边疆。公元前127年，塞人从马里和赫拉特大道大举南侵，杀害了安息王弗拉特二世（公元前137—前127），占据了德兰琴亚那和阿拉科西亚二郡。以后大部分塞人和安息人杂居，占领了这块称为锡斯坦的地方。另一部分塞人不愿受安息人控制，在公元前120年前后向东越过苏里曼山的木拉山口到达印度河中游。二三十年后，这些塞人陆续南下占据了次大陆西海岸巴塔拉和苏拉斯特拉一带，建立若干塞人小国；再有一部分塞人溯印度河北上，由喀布尔河流域和旁遮普进入克什米尔。在弗拿那统治时期，阿拉科西亚和喀布尔就由贵族斯帕立里斯（Spalyris）和斯帕拉卡达姆（Spalagadama）父子掌权。《汉书》上的罽宾国王乌头劳就是斯帕立里斯钱币上铭刻的“王兄”或“王弟”的音讹，意思是“宰辅”，大致是安德烈（Andrè）或安东尼（Antonius）的塞语读法
。
从汉武帝以来，罽宾和中国已经有了往来，由于交通不便，汉朝大军难以抵达。在公元前55年前后，乌头劳和他的继任者贪图中国使者的财物，几次剽劫、杀害使者。鉴于罽宾王态度反复无常，汉朝对罽宾的通使逐渐冷淡。成帝（公元前32—前7）时罽宾又遣使要求言好。杜钦对大将军王凤发表议论，分析了利害关系，认为当时以奉献为名的使者，实都是“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悬度”，沿途行旅艰困，“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因到罽宾的路，起自皮山以南，须经都护管辖以外的小国四五，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又有三池、磐石阪，“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才到悬度陡谷。因此汉使也常仅至皮山而还，而罽宾贪图汉的馈赠和商货，常数年派遣一次，保持不断。
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统治者在和塞人的斗争中，曾经依靠过中国的支持。乌头劳和他的儿子代表着统治喀布尔河和克劳河谷的塞加贵族，试图加害关都尉文忠，文忠联合容屈王子、希腊城主（Yonaki）阴末赴（Hermaeus）。阴末赴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前30年借助中国的力量登上王位，占有整个帕拉帕米撒达（Paropamisadae），他是在印度的最后一个希腊王赫尔梅奥斯。赫尔梅奥斯以后，帕拉帕米撒达又归塞人统治，公元19年后被乌弋山离国所占，最后在公元1世纪初高附和罽宾又被新兴的贵霜王朝吞并，但罽宾和中国始终保持着贸易上的联系。
公元前248年，里海东南的帕提亚在阿塞西（Arsaces，Arsak）领导下，发动了反对塞琉西朝统治的起义，成立了安息国（Arsak）。密司立但特一世（公元前171—前138）统治时期，经过东征西讨，占领了米底亚、波西斯和巴比伦尼亚，吞并了大夏的领土德兰琴亚那、阿拉科西亚和格德洛西亚。疆域北至里海，南抵波斯湾，东接大夏、印度，西到幼发拉底河。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时，已经听说大月氏以西的这个安息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人民善于经商，“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张骞再次出使乌孙，副使曾到达安息国都番兜城（赫康托姆菲勒斯），安息王密司立但特二世（公元前124—前87）特派大军二万骑出迎于东部边界木鹿（今马里），经数千里的导引，才到安息国都，汉使返国时，安息也派使者到长安观察中国国情，向汉献大鸟（鸵鸟）卵和犁轩的眩人（魔术师）。安息和汉首次建交以后，双方使节和商贾就络绎不绝，中国丝绸、铁器通过安息商人远销西亚，西方各国的珠宝、香药、象牙、犀角、皮毛也从安息输入中国。从安息西行可通罗马帝国的安提阿克和利凡特诸工商城市，通过条支也可由海道前往埃及。
条支，是汉代时中国人对安提阿克（Antioch）的省译。前汉时代的条支是指公元前30年罗马并吞叙利亚以前西亚的塞琉古王国，都城在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后汉时代的条支则是波斯湾头两河出口处的安提阿克城。古代波斯湾头尚未冲积成沙洲，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欧拉乌斯河汇聚入海处，有商货聚散地的喀拉塞（Charax），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时曾在这里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塞琉西王朝的安提阿克四世（公元前175—前164）在公元前166年重建新城，取名安提阿克。约公元前140年，阿拉伯酋长史帕西纳占领该城独立，才习称喀拉塞-史帕西纳（Charax-Spasinu），不久便从属于安息王密司立但特一世，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传闻安息役属条支，“以为外国”。条支维持着这种役属的半独立状态，约达200年之久。前汉时汉使最西到条支和乌弋山离，去条支是经伊朗北道。只知道从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后汉时更明白乌弋山离向西南马行百余日可到条支，再转北而东，马行六十多日可到安息。这就是穿过安息南部卡尔玛尼亚、波西斯、苏西安那到条支的伊朗南道。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取道条支，误信安息西界航海商的劝阻而止于条支。因此知道“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围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条支在公元前后三个世纪中，是希腊、罗马、卡尔底、阿拉伯、波斯、印度乃至埃塞俄比亚各国商人和船只汇集的地方，经济繁荣仅次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陆路向北可通安息的贸易中心泰西封，西北可抵巴尔米拉和安提阿克，海路东通印度贸易大港巴里格柴，西连埃塞俄比亚的阿杜利港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甘英到条支，目的是要渡海到埃及，但安息西界于罗（Gerrha）的船舶经纪人却故作危言，威吓甘英，“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
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于是踌躇不进。前汉时代，对波斯湾航行还妄无所知，“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这极西的地方，正是红海北端的埃及，甘英时代已经知道这条水路可通埃及，可是未曾实践。
到了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大约已有中国人从安息西界的安谷（希拉附近）分别从水陆两道到过埃及。《魏略》介绍从安谷南行的水道可以由红海北上，在乌丹（乌姆克达夫湾的贝仑尼塞）登岸后，又沿尼罗河而下到亚历山大里亚。从安谷北上的陆道在到达地中海东部的安提阿克后，再经水路也可抵达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条支在中国和罗马的交往上实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条支的鸵鸟汉代称为大鸟，又叫安息雀，其卵如瓮，在汉代和它出产的狮子、犀牛、封牛（瘤牛）、孔雀同样列作西方的珍奇。
乌弋山离简称乌弋，以锡斯坦的亚历山大里亚-普洛夫达西亚为国都。《汉书》以为其户口胜兵多，也是一个大国。乌弋的东面是罽宾（迦毕试），北是扑挑（巴克特里亚），西则犁靬（波西斯的亚历山大里亚）和条支（安提阿克）。乌弋山离原是安息帝国的一部分，在密司立但特一世统治下的十八州中，德兰琴亚那和阿拉科西亚是最东的两郡。公元前127年塞人大举入侵后，安息的苏林贵族在十年战争中镇压了塞人的骚乱，密司立但特二世便将德兰琴亚那和阿拉科西亚两郡赐给苏林，由他全权统治。从此安息帝国实际分裂为二：西部地区仍在阿赛西王朝统治下，罗马人称为帕提亚（Parthia），中国人称为安息；东部地区在苏林家族统治之下，政治中心在锡斯坦，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后，便成为安息帝国东部的一个独立政权。汉代对这个锡斯坦政权别称乌弋山离，仍当作安息的一部分。
公元前1世纪，由于统治罽宾的帕提亚贵族的阻挠，中国使者和队商很少到乌弋山离，《汉书》指出乌弋“绝远，汉使希至”。前汉时代，汉使从南道西行，最远只到乌弋山离的普洛夫达西亚。《后汉书·西域传》已经总结前汉时中国和乌弋山离的交往：“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正是说前汉时代汉使从未通过伊朗南道到条支，所以《汉书》以为“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在阿泽斯和冈多法勒斯统治时期，乌弋山离一度向南亚次大陆扩展，特别是冈多法勒斯（公元19—45），派遣乌弋山离的军队向南侵略，领土包括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和旁遮普西部。冈多法勒斯死后，乌弋山离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迅速瓦解，乌弋山离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却大有发展，《后汉书·西域传》总结皮山西南经乌秅、历罽宾，六十多日可以到达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Prophthasia）”，这里的排持应从《魏略》正作排特。再西南骑马走百余日便可到条支，后汉时代由于和条支交通频繁，经过普洛夫达西亚的伊朗南道也显得重要起来了。
身毒原音Sindhu，因信度河得名，后来又扩称南亚次大陆，或译贤豆，正音印度，又称天竺或婆罗门。印度和中国新疆交通极早，公元前5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曾多次向葱岭以东地区派出队商，其中就有印度商人 [4] ，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王朝，双方的往来已经确立。《佛祖统记》卷三五记述迦叶摩腾对汉明帝追述历史，说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于阗的建国传说也提到，于阗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尚空旷无人，中国移民1万人在王子瞿萨旦那率领下到达于阗河下游，不久后，阿育王宰相耶舍亦率7000人越大雪山来到于阗，双方经过争执，联合建国。瞿萨旦那成为于阗国王，耶舍得居相位，两部移民起初划地而居，以后逐渐融合，兴建城市，世代相传。《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卷五也说于阗王的先祖是无忧王（阿育王）太子，来自怛叉始罗（塔克西拉）国，是一群靠养牧、逐水草的游牧部落。印度移民当初由大雪山中的谷道进入南疆，最初居住在于阗以西的子合（me-skar），于阗建国时，境内部民以氐族为主，《西藏纪》中称为Li-yul，意思是氐国，印度移民也占相当数量。到西汉末年，于阗人口总数达1.93万，300年中增加了两三千人。先秦时代，经过塔什库尔干的克什米尔—于阗一道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前汉时代便发展成乌秅、罽宾道。
乌秅、罽宾道虽然是中印交通的捷径，但行程艰困，不利于成群结队的商旅通过，中印贸易往来大都经过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沿喷赤河上游西行，再由昆都士或巴尔克南转旁遮普，这条路可以称为中印雪山道。巴克特里亚不但是印度和两河流域、阿姆河流域交往的主要干道必经之地，而且也是汉代中印贸易的重要中转枢纽。公元1世纪60年代希腊佚名船长写的《厄立特里海环航记》中说，来自中国的“生丝、丝线和丝织品由巴克特里亚经陆路运到巴里格柴（今巴罗哈港），或由恒河经水路运到泰米尔邦（Damirike）”。埃及的希腊地理学家托雷美在公元150年完成的《地理学》（1.17）中根据马利纽斯的材料，从那些由西方到过赛里斯国的人那里知道，“他们说，从中国不仅有一条路通过石塔（帕米尔瓦罕谷）到巴克特里亚，而且还有一条路可通印度华氏城（梵语Pā
t
aliputra，今巴特那）”。华氏城希腊名称叫波林巴特拉（Palimbothra）。这条不经巴克特里亚的路，一定是取道昆都士经过迦毕试（遗址在喀布尔北的帕格曼），由塔克西拉南下的大路
[5]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由此入侵印度。东汉时月氏贵霜王朝兴起后，此路对于中印交通的重要性更加有增无已，《后汉书·西域传》指明“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孟加拉），皆身毒之地”。这些地方在公元1世纪中叶后全归属于月氏，“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又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密、胡椒、姜、黑盐”。由于从海上和大秦（罗马帝国）相通，所以“有大秦珍物”。罗马的商货常由贵霜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过巴克特里亚运到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五河流域的贵霜王朝在中国和埃及之间起到了商业桥梁的作用。汉和帝（公元89—105）时，印度曾多次遣使贡献，后来西域各国政治动荡，以致印度使者只能改从海道和中国南方的日南互通使节。
中印交通除了雪山道外，在汉代更发展了缅甸道，由四川、云南经伊洛瓦底江流域通达印度。张骞出使大月氏后，得知四川所出的蜀布、邛竹杖可经印度运到大夏，就根据地理方位推算身毒国在邛西两千里，回国后便向汉武帝刘彻倡议经西南夷着手开辟中印交通的新路径。这条路要经过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和弥诺江（亲敦江）通往阿萨姆，衔接恒河流域，称为中印缅道。云南古代传说早有阿育王派人到云南宣扬佛教的事迹。《纪古滇说》传称阿育王生三子，曾率领部众追王神骏至金马、碧鸡两山之间，大致在大理、楚雄一带，以后印度王子返国，被哀牢夷所阻，留居在滇。传说当时滇王庄
（约公元前328—前263）晚年崇信佛法，迁居白崖（今弥渡红崖），后裔成为白国的祖先。这个传说反映出云南西部和印度早有来往，西南边境早有印度移民。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时，中印缅道就已出现了。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春秋晚期墓中出土的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便属仅见于公元前4世纪以前伊拉克和印度河流域文化遗存中的早期产品。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以加工过的白色圆圈纹为特点，琢成椭圆形，是早期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运到云南的珠饰，曾被误认作玛瑙珠。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在西汉时期仍有从印度输入的，已见于晋宁石寨山13号西汉中期墓葬中。春秋、战国以来，云南使用贝币也受印度影响，江川李家山出土海贝300多斤，晋宁石寨山墓葬中发现过20000多枚海贝，都属环纹货贝，来自深海区，充作货币。
中印缅道早有蜀国商人通过，但汉武帝的武力征服方针未能实现。先是受阻于劳深（今大姚）、靡莫（今姚安）二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发巴蜀兵征服劳深、靡莫，收复滇国，此后汉使又屡次受阻于昆明（大理附近），兴师动众，缅道终未畅通。尽管如此，汉使已经探明昆明以西千余里，有一个乘象之国叫滇越，常有蜀郡商人私运货物到这个国家。滇越旧考腾越，实际是阿萨姆的达博克和孟加拉达卡地区的古称达伐卡（Davaka）。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也有几处和羯罗陀并列的“支那”，羯罗陀在阿萨姆和孟加拉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
[6]
，这个“支那”便在滇西和缅甸北部了。《摩诃婆罗多》的《大会篇》第23章48—49颂中指出，支那人曾支援东辉国（普拉约蒂萨，Pragjyotisha）的战争
。东辉国在公元前4世纪末写成的《海外西经》中称作“女丑之尸”（读作“汝丑之尸”），这是东辉国的译音。这些记载或者是印度史籍中保留的有关公元前2世纪末柏始昌、吕越人等汉使谋通乘象国滇越而受昆明攻击的材料，史诗中印度以东的“支那”就是昆明。
东汉时代，中印缅道交通更有发展。公元67年云南西部的哀牢夷归服于汉，汉以哀牢夷居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分益州西部的不韦、巂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六都尉的土地，合并成永昌郡，楚雄以西直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全属汉朝，汉族移民越过了澜沧江，进入高黎贡山以西缅甸北部。永昌郡地域广阔，东西3000里，南北4600里，当地有穿胸、儋耳（今缅甸得楞族）、越濮（缅族）、鸩獠（仡佬族）、僄越（骠族）、躶濮（卡钦族）、身毒（印度）之民，阿萨姆的印度族人也居住在永昌郡内，中国人和缅甸人、印度人的接触当然是非常频繁的了。
《后汉书》和《魏略》中都有车离国（Kosala）
，都沙奇城（Sāketa），在天竺东南3000余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这个国家“乘象、骆驼，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车离就是
萨罗国，《魏略》又说这个国家一名礼惟特（Śrāvastī），一名沛隶王，沛隶是古代居住在恒河三角洲北方的奔那（Pundra）人。南方的孟加（Vanga）人，汉代译作盘起，或盘越，一名汉越王，古称高达-孟加（Gauda-Bang，Gauda-Bengala）。高达在古代泛指三角洲巴吉腊提河两岸直到海滨的广大地区，相当于孟加拉南部地区。《魏略》特意指出盘越，“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前汉时代的乘象之国滇越，在2、3世纪之际已扩展到孟加拉地区的车离、盘越，蜀人贾似确实到过这个盘越国。盘越是从新疆南道越过葱岭后，转向东南恒河流域的出海口，同时又是东北通达益州（成都）的大道的起点。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知道公元前2世纪时中印缅道是由博南山（今永平县境）渡澜沧江，经过巂唐（保山）、不韦（保山南境），西出高黎贡山，沿亲敦江经胡康河谷由曼尼普尔进入阿萨姆，再南下达卡地区，溯恒河而西，经华氏城（巴特那）、曲女城（开瑙季）到亚穆纳河畔的马图拉，北上五河流域的奢羯罗（锡亚尔科特）、塔克西拉（锡尔卡普），越开普尔山口直达巴克特里亚。这条大路将印度和中国的西南地区以及西北地区衔接起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印交通的大动脉。
3世纪初有一批四川的佛教僧侣，从这条中印大道结队来到东印度巡礼。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载了这件事，“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伽钵娜（M r igādāva，鹿苑）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Cha nd a śrī，约209—219） [7] 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䍧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这里的室利笈多大王是萨旦伐呵那（Sātavāhana）朝最后一个雄主笈多室利，支那寺大约是笈多室利的献礼。
大秦是罗马帝国的汉名，但这个名称沿用较晚，已在后汉时代了。前汉时代，对新兴的罗马帝国还没有正式的称号。过去通行的说法是将《史记》、《汉书》中的犁轩或犁靬统统当作罗马帝国，至于它的原音则众说纷纭，或者以为是塞琉西（Seleucia）王朝，或者当作那巴提国都城彼特拉（Petra）的别名Rekem。公认的说法则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但仔细辨认《史记》与《汉书》中的犁轩，说法虽有不同，却并非不可统一。《史记》指出犁轩在安息之北，是说安息的西北是原来属于亚历山大帝国的疆域，犁轩是指亚历山大帝国。《汉书》中的犁靬则在乌弋山离以西，《汉书》说乌弋山离“西与犁靬、条支接”。这里的犁靬并非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而是波斯湾北岸普林尼称为阿曼西亚（Armysia）的地方中的亚历山大里亚，在古拉希坎特附近。这些地方都在两河流域和波斯湾，是过去亚历山大帝国的旧地。
后汉时代才知道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称为犁鞬。奥古斯都（公元前30—公元14）时代以后，罗马以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为基地，积极开展东方贸易，海上运输十分活跃，于是中国才和西方最富有的罗马世界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后汉书》卷八八说：“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描述大秦的得名是因“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其实大秦在汉语中是“泰西”的意思，秦是西方之国，西海亦称秦海，“大”与“泰”本相通转，大秦或海西都代表了极西的国家。“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西王母本是最西方的游牧部落，也是斯基泰部落的居处，罗马北部边境正和斯基泰、萨尔马提人游牧地邻接，它的西境包有欧洲和非洲的西部，到了旧大陆的边缘。汉代中国人把罗马当作泰西之国，公元初的罗马作家也把赛里斯当作亚细亚极东的国家。公元50年罗马史家波庞尼斯·梅拉在他的书中写道：“亚细亚极东地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斯基泰人。印度人地处最南，斯基泰人居于极北，而赛里斯人则住在正中。” [8] 2世纪罗马史家佛罗勒斯的《史记》，以赞颂的言辞宣扬奥古斯都的功绩，世界各国都见罗马的光荣富强而生敬畏之心，不但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人都遣使通好，“而且远到赛里斯人和地处太阳直照之下的印度人，也都派遣使者奉献珠宝和象，要求和罗马订结盟约” [9] 。据赛里斯人自述，到达罗马，需时四年之久。中国新疆的商旅或使节远赴罗马，都是那些从伊犁河流域南下的塞人，所以罗马人最初见到的中国人都是碧眼赤髭。公元前奥古斯都登位时和印度人一起前来朝贺的赛里斯人是这样，公元初克劳提乌斯统治时期，锡兰使者雷基阿斯出使罗马途中见到的赛里斯人也是红头发蓝眼睛 [10] 。
公元1世纪时由于丝绸贸易的需要，罗马世界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已经难以由里海北岸草原民族的转手得到满足，通过安息的丝路受到了更大的关注。2世纪初罗马加强了对叙利亚境内各小国的统治，这些小国介于罗马和安息之间，如奥斯格赫纳和巴尔米拉，乘机从中介贸易中获取厚利。在公元106年罗马正式占领彼特拉，发展埃及和叙利亚的贸易。116年罗马大军一度攻陷安息冬都泰息封和塞琉西，直抵波斯湾头。但安息人仍然从丝绸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并扼制利凡特的丝织业。《后汉书》对罗马对华贸易的迫切需要作了忠实的描述：“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䌽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尽管如此，民间商业往来仍在战争的隙缝中继续增长。至少在2、3世纪之际，中国商人曾经常往返于地中海东岸的驴分（利凡特，指安提阿克）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迟散（亚历山大里亚）。
内地的丝织品和铁器、铜器、漆器都经新疆西运。经由新疆运到中原的进口货数量也很可观，除了奢侈品以外，棉、毛织物和各种香药是进口的大宗货物，从罗马运入的各类商品可以代表西域各国和中国的贸易，从中见出这种贸易的规模和价值。《魏略》详细记载了大秦的物产，实际上是罗马和中国进行交易的各项出口物的货单。在这张货单上，对矿物、动物、珠宝、玻璃、织物和香药都分门别类加以记述：
“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
，五色、九色首下毾
，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特）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色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
所列货物琳琅满目，详细程度在中国古籍中空前绝后，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罗马帝国在公元初三个世纪中东方贸易繁荣时期，与中国之间商业往来的盛况，两国经济交流空前活跃。
中国也对中罗的直接往来作了努力，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条支，渡海前往埃及，但因甘英走的路线仍要经过安息，所乘船只也由安息海商经营，所以被安息人婉言拦阻。罗马帝国谋求和中国南方直接贸易，只有仰赖亚丁湾，以及南印度西岸的莫席里（Muziris）和东岸的科佛里帕特那（Khabēris emporion）。永昌和罗马的往来，日南成为罗马使者登陆的海港，都是公元2世纪以来罗马对华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公元120年（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到洛阳朝献，有音乐和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后汉书》卷八六）。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魔术师成为第一批踏上中国土地的罗马臣民。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公元161—180）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岸，到洛阳进谒。所带礼品有象牙、犀角、玳瑁，二国“始乃一通焉”。这次通使是中罗建交的大事，但不见于罗马史籍，学者大都推测这是罗马商人的航海活动，至少也标志着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埃及）的罗马商人经营的海外贸易进入了极盛时期。
印度和罗马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得那些到达南印度东岸黄支（Kānchi）或歌营（Khabēris emporion）的中国船，也参加了红海贸易，越过印度进入亚丁湾。226年吴国孙权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到达克拉地峡，考察了东南亚各国，决心加强印度洋贸易。他们的副使大约到过南印度迦那调洲（科罗曼德）的黄支和歌营，知道“从迦那调洲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太平御览》卷七九一引《吴时外国传》）。又据同时的《扶南传》，“从加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径西行，极大秦也”。可以推测船只启航地点的迦那调洲是在枝扈黎江口以北七八百里的康契普腊姆，由此向西航行四五十天，便可到达大秦。这种张七帆的大舶是中国帆船，“大舶”是中国南方百越民族对南海航行船只的统称，直到3世纪时还未正式列入官方使用的汉语。晋朝以前字书中并无“舶”字，服虔《通俗文》说：“吴舩曰舶，晋舩曰舶，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者是也。舶音蒲殄反，舶音泊。”从舶、船连用，可以确知张挂七帆的大舶是中国制造的海船。所到的大秦也是罗马船只从曼德海峡横越大海的奥赛里斯附近
。3世纪中叶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述歌营西南有个加陈国，该国在古波斯铭文中叫Ku śa，都指古代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的库施民族
[11]
，而在库施国家中最大的港口正是和奥赛里斯隔开红海遥遥相望的阿杜利。3世纪上半叶中国帆船通过南印度最远到达的大秦港口就是厄立特里亚的祖拉湾旁的阿杜利，在现在的马萨瓦港附近。公元1世纪起，它早就成了阿克苏姆王国兴旺发达的对外贸易中心。中国帆船可以往返于广州、交州和阿杜利之间，对促进中国和罗马海上贸易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麦洛埃出土的中国式三足烹饪器（现藏喀土穆博物馆），大致是这一时期的铸品，麦洛埃的陶器也模仿中国的格调，这些都在中国和埃塞俄比亚、苏丹的文化经济交流史上展现了引人注目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