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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于东亚，通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中介，已逐渐越过天山、昆仑山，被葱岭以西和青藏高原外部周边民族所认识。居住在中国西北的许多草原牧民，是传递这一信息最重要的中介民族。
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根据希腊诗人阿里斯提士记述他旅行见闻的长诗《阿里麻斯比》（ Arimaspea， 独目人），转录了公元前7世纪中叶以后欧亚草原上的一次民族迁移运动。在这次草原民族涌动的浪潮中，原先居住在天山东端阿尔泰山的阿里麻斯比人，将居住在它西边的伊赛顿人（Issedones）赶到了伊犁河和楚河流域，被伊赛顿人抢占了地盘的斯基泰人（Skythia）于是只得西奔，将居住在黑海海滨的西梅里安人（Cimmerians）赶出原先的国土。
草原民族的涌动同样在黄河中上游的广袤牧区展开，从北方和西方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于是有东方的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的西征，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在河套地区的抗击北狄、西戎。一连串战争的结果是，在商代武丁时已侵入河套地区的鬼方民族逐步西徙，到公元前4世纪，终于散处阿尔泰山以西的准噶尔盆地。
希罗多德记述了从黑海北岸直到锡尔河、伊犁河流域的草原民族。差不多同时，中国北方的燕人也留下了他们撰写的《山海经·海内经》4篇。《海内经》4篇，经考订，是在公元前334年到前306年间完成的作品。《海内西经》颇有条理地叙述了河西地区直至塔里木盆地的民族分布：“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海内西经》所记流沙以外的四国，全在葱岭以东中国的西北境内，并未涉及葱岭以西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没有理由将这四国读成阿富汗的大夏、中亚细亚的贵霜、粟弋（粟特）和大月氏。这只要从《海内西经》的叙述范围不同于周边更广的《海外西经》，便可以明白。
《海内西经》记述的“流沙外”涉及的区域，从它描述流沙出钟山（祁连山、冷龙岭），“西行又南行”，不难知道，是将河套以西的腾格里沙漠向西直至塔克拉玛干沙漠都概括在内了。《海内西经》更说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因为吐火罗人居住在疏勒至龟兹、焉耆一带，出产密尔岱玉的白玉山便在它的东南了。白玉山的西南则是苍梧，亦即葱岭。白玉山与苍梧的位置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难怪有人不相信这可以代表公元前4世纪末中国人关于西域的知识，而要将它推后到汉代了。然而和阗玉交易的历史越来越清楚。新疆境内产玉的地方，照《五臧山经》的记载，是有不少，但最著名、最具规模的优质玉石几乎全产在和阗附近，自西而东，有莎车、叶城、皮山、墨玉、和阗（于阗）等县。皮山的密尔岱玉矿是发现最早的原生玉矿，半岭以上纯玉无石，是南疆玉矿之最。墨玉县境内有古绿玉河、乌玉河，和阗则有古白玉河流经其间。和阗玉以质地细腻、纯净的白玉、青玉、黄玉、墨玉、碧玉著称，和阗玉和叶尔羌玉在商代已成为王室大量采用的玉料来源。《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一书记录了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的发掘成果，出土的750多件玉石雕刻品，据鉴定，几乎全是产在新疆的和阗玉。这就是先秦古籍中常称道的昆山之玉。自从史托利茨格1874年在英国《地质学报》第13卷上发表文章，提出要等张骞通西域，中原才有和阗玉 [27] ，后来法国汉学家沙畹、美国芝加哥的东方学家劳费尔，甚至比他们更晚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全都这样相信，脱不了这个窠臼，然而科学鉴定重新证实了中国古史记录的真实。
从周王朝开始，昆山之玉就是王室竭力追求的西方宝货了。周人的根据地在渭河上游和泾河之间，是个非常重视养马的族群，他们依靠这项新兴产业，拓展了和远方的联系。并且在立国以前，西伯昌便在周边的羌、戎族群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们能够沿着玉石贸易之路，向昆仑山北麓的昆仑丘进行移民，在那里建立一个名为赤乌氏的国家。
这个赤乌氏的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末由齐人写成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叫作“西周之国”。《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帝俊生后稷出于晋人追托，因此姜嫄成了帝俊的配偶，生下了后稷，后稷的后代是个农耕民族，妻族出于赤国，就是《穆天子传》中的赤乌氏。双山与舂山同音，亦即苍梧、葱岭。《大荒西经》明明是说，在东周时代，远到葱岭的东侧有一个姬姓王族创立的西周国。这个西周国，到了二百年以后楚人整理《海外经》时，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大荒西经》中已经出现过的“轩辕之国”。
《海外西经》描述：“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
无论《大荒西经》还是《海外西经》，都一致认为，轩辕国立国甚久，至少已有八百年。这句话印证了从公元前12世纪季绰西迁算起，周室的后裔在穷山（葱岭）的边际已生活了那么久了。轩辕是黄帝的氏族，黄帝也是姬姓，和周室同姓，但黄帝姓姬，是晋人编造，《国语·晋语》说“黄帝以姬水成”，所以黄帝姓了姬。据说黄帝的25个儿子中有14人得姓，其中也有姬姓。总之，这是姬姓的晋国君主要与黄帝族拉宗亲关系。但也可以知道，出于黄河中下游的轩辕氏，也有在南疆的穷山之际立国的。这轩辕国是否就是早先的西周国，虽不清楚，但是在密尔岱山以西，由中原地区移民建立的国家，确实不止一处。轩辕国的姬姓居民最后迁到了帕米尔南侧的塔什库尔干，靠了北面的一座轩辕台，作为天然屏障，过着农牧生活。这地方遗迹在塔什库尔干以北10多千米的一座石方堡，当地塔吉克人称作公主堡。
玄奘在643年抵达塔什库尔干，到了这个“周二千余里”、当时称朅盘陀国的国家，国王自称是至那提婆瞿呾罗（原注：唐言汉日天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一二中记下了当地的开国传说。“昔波利斯国王娶妇汉土，迎归至此，时属兵乱，东西路绝，遂以王女置于孤峰”，周围加以警卫。然而“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三个月后战乱平息，波斯国王派使臣来迎亲，发现王女已有身孕。臣属们在进退维谷之时，终于决定就地待命，在石峰上筑起宫城，“立女为主，建官垂宪”。到时产下一男儿，才华出众，声教远洽，于是威服周邻国家。“以其先祖之出，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塔什库尔干的开国传说，虽已不明年代，但结合轩辕国的材料考察，毋宁说是中国王女在朅盘陀立国时已信奉波斯传说中的日神弥罗（Mithra）了。在时间上有可能上推到波斯阿赫曼尼德朝的大流士（公元前521—前485）建立的波斯帝国，帝国拓地广袤，跨越亚、欧、非三洲，东部边疆已临近葱岭和印度河上游。因此，世界上最早提到中国这个东亚国家的是波斯。
公元前5世纪出现在费尔瓦丁神颂辞中有Čini，和以后古波斯语中称呼中国使用的Činistan、Činastān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这个词玄奘译作“支那”或“汉”，不妨改译“支尼”，正是移居新疆和阗、叶尔羌、塔什库尔干等地周室后裔的自称，也就是“周”国或“姬”国的对音。如果认这个“姬”国是“秦”国，以为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西域（包括新疆和其西邻国家）人就以秦人称呼中国人了，那么对照葱岭东部地区周人移民的历史发展，便完全说不通了，因为这个自季绰以来由赤乌氏、西周国、轩辕国展开的系统，跟泾渭流域的秦人毫无关系。下面还要提到，印度的古文献也只支持这个西周国的存在，而不是秦国。
费尔杜西《帝王纪》中也有这个“姬”国。费尔杜西记下一则吐兰国王将女儿下嫁波斯王子肖伍希的故事，似乎就是玄奘在塔什库尔干听到的当地开国传说的翻版。故事说，当时“姬”国与和阗作为吐兰王女的陪奁转赠波斯王子，肖伍希夫妇从此十分欣慰地定居和阗东北的宫城。这件事据说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王居鲁士（公元前486—前465）登位以前。这个“姬”国是在和阗以西的墨玉或莎车一带。这里的居民有操吐火罗语的民族，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Centum，是比较古老的语言。西方有些学者如汉宁，甚至主张月支也是吐火罗人的一支 [28] 。然而月氏人和吐火罗人的民族起源既不相同，而且先秦古籍中，一直对两者分得很清，毫不含糊。两者的民族混居，当是月氏人西迁以后的事。吐火罗人最初从西亚迁入中国新疆，到公元前2世纪又迁入阿富汗，主宰大夏，他们和操北伊朗语的塞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在欧亚草原上传递东西方文化信息最活跃的民族。波斯人则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和吐火罗人居住的吐兰国有了交往，更和葱岭附近的姬国以及有很多羌人居住的和阗和亲。周人和羌人的语言，都属于藏缅语，但这里的居民不需通过中介民族便与波斯人打上了交道，原因是巴克特里亚人（大夏）和印度人都早已是居鲁士帝国的臣民［色诺芬：《远征记》（Xenophanes， Cyropaedia ），Ⅰ，1—4］。照希罗多德（《历史》，Ⅲ，97—98）的说法，印度是波斯帝国的第20州，巴克特里亚是第12州，巴克特里亚东北锡尔河上游的塞迦是第15州；在公元前522—前518年的比希斯坦铭文中有犍陀罗州。这些地方都毗邻中国的新疆。巴克特里亚州包括粟特的北部，东面和帕米尔地区连接，东南通印度河上游的犍陀罗，因此波斯人甚至要比印度人更早接触中国人，道理就在葱岭的东侧便是周王朝的领地。
印度也是最早与闻中国的国家之一。公元前5世纪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以后，便向东方的新疆派遣商队，其中就有印度人 [29] 。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有Cīna国。两大史诗形成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但要到公元2世纪才有梵文定本。《摩诃婆罗多》列举周邻国家有39个，其中有Daradas（达罗陀）、Tukhāras（吐火罗）、Cīnas（中国）、Hūn a s（匈奴），许多学者普遍认为这里的匈奴并非后来的白匈奴，所以《摩诃婆罗多》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初已经形成了。《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分两部，第二部《大会篇》（ Sabhāparva ，47，19；23，19），由艾格顿校刊，1943—1944年在浦那出版，书中有Cīnas，列在波地婆以西，吐火罗、达罗陀以东的地方。照史特拉波（Ⅺ，8），吐火罗人从锡尔河上游迁入吐火罗斯坦（阿富汗东北部），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3世纪。吐火罗在大雪山北，其中心昆都士处于塔什库尔干和巴尔克之间的交通线上。吐火罗以东的达罗陀，汉代译作悬度，玄奘《大唐西域记》称达丽罗，也是塔什库尔干到克什米尔和印度河上游的必经之地。汉代葱岭南道便经过这些地方的古道，和安息、印度相通。《摩诃婆罗多》中在达罗陀以东的Cīnas，因此可以确定在克什米尔以北中国新疆的皮山、莎车一带，为乌秅、罽宾道所经。
另外一部史诗《罗摩衍那》，过去认为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但各篇经过不断修订，形成目前通行的本子，大约已迟到公元2世纪末了 [30] 。桑卡里亚主张这篇史诗早于《摩诃婆罗多》 [31] ，但学术界多半认为书中的地理篇是晚出之作。《罗摩衍那》的精校本，由曼迦德校刊，1956年在巴罗达出版，其中第4卷《猴国篇》39—42章，记述妙项王被迫践约，派猴群向四方搜寻悉多。39章记了东方各国，40章记南方，41章记西方，42章是北方，列名有26个。诗颂称：“要一再访问支那人，外支那和尼诃罗。你们搜遍了达罗陀，再到那雪山去搜索”（精校本，1965年，42，12；272—273页）。这一节中的支那当然是在印度的北方，靠着大雪山（兴都库什山）的中国新疆境内。《罗摩衍那》甚至还知道有天山（Deva-Sakhā），那是苏立伐使团到过的北方最远的处所了。苏立伐的使者到过的北方国家中有一个茧国（Ki s kindhākā nd a，40，23），得名于这个国家会养蚕、结茧、抽丝。这个“茧国”（Ko śakaras），早被认作是“中国” [32] 。如果是在新疆境内，那就不是疏勒便是于阗了。但这些地方开始养蚕、缫丝都晚于高昌，所以有关的记事，都已迟至公元2世纪以后了。
从印度人的视野出发，北方的支那是与他们相邻的葱岭地区，这个支那正是源出于历有年数的“姬”国，在汉代以来的中国文献中常译作“汉”。《罗摩衍那》中的北方诸国，在2、3世纪写成的佛典《正法念处经》，由北魏般若流支在538—544年间译成70卷本，其中第七品转述《罗摩衍那》的北方诸国，仅有二十个，在摩醯沙之后，都佉之前，“次第十五，名曰汉国”。“汉”的原音是“支那”（Cīna）。《罗摩衍那》的“外支那”原本写作Paramacina，《正法念处经》作Aparamacina，梵语parama、apara都有“边远”的意思，parama更有“高峻”的含义，apara又指西边、西部，Aparamacina指中国本土以外的西部边疆，也就是汉代以来中国常用的“西域”，狭义的西域不过是指天山以南的南疆。这个词比之Cīnas当然要晚了好几百年，最早也在公元前2世纪了。
在印度孔雀王朝月护大王（公元前324—前300）宫廷中任职的侨底利耶（Kau t ilīya）写过一本《政事论》（ Arthaśāstra ，2，11，114；R.Shama Sastri编译，迈索尔，1909，1923年出版），书中有Cīnapa t t āsca，这个词可以分解成Cīna和pa t t a，合起来的意思是“中国产的成捆的丝”，大约相当于中国古代所说的缟素，一种白色的生绢（见任大椿：《释缯》，《清经解》卷六五）。这个词用了Cīna，这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事情，比中国人写作《海内经》4篇、《海外经》4篇晚不了多少年。这算是记录中国的古印度文献中，有确切年代的一本了。在相当于汉代的印度，Cīna一词已见于《摩奴法典》、《素室罗多经》等许多典籍中。公元前2世纪的佛典《那先比丘经》中也有中国人，经文颂扬巴克特里亚的城市奢羯罗（Sāgala，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是个巨大的商贸中心，从中国来的侨民，以及斯基泰、巴尔克、巴里格柴、摩揭陀、巴连弗和亚历山大、犍陀罗等地的商人都汇聚于此 [33] 。
《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和后出的《海外西经》，都早已有了印度恒河平原的知识，《大荒西经》中的寿麻国（Sauma），即是中印度大国摩揭陀。
据考订，《大荒西经》是在佛陀（公元前565—前486）在世时便已写成的作品
，在那么早的时候，中印两国的人民在滇、藏边境便有了往来。那时秦国的势力还未进入四川，秦国是在惠文王在位的公元前316年才派兵入蜀，灭亡开明氏的。侨底利耶正好在那时写下了《政事论》，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在印度文献中提到中国。要说Cīnas这个词就是将势力伸向西南地区的秦国，也是十分勉强，不如说在《大荒西经》那样早的时候，在云南一带便有中国南方的移民和商人进入印度的东北地区，因而将中国的称号传了过去。那么Cīnas就一定是周朝，而不是那个据说在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时代便由于向西拓展领地，按传统说法，又在中原称过霸，因而“威名远扬”的秦国了。何况现代史学界都不承认秦穆公在中原有过什么霸业，当年秦穆公要“尊王攘夷”，打出的旗号也只能是维护周室的尊严。倒是在葱岭的东边，确实存在过打着宗周旗号的赤乌国、西周国，在其西边还有个轩辕国，与印度相毗邻。
早期佛典译本，曾将有关“中国”的梵文，直译作“脂那”、“支那”，如汉代《德护长者经》便译称脂那。但东汉时译《大方广大庄严经》，已将脂那还原成“秦”。“秦”又往往被译作“汉”。六朝时的佛典翻译常按照朝代的更迭改译成“晋”或“隋”。到了唐代，从玄奘以来，见到这个梵本“中国”，便统译作“汉”。总之，自秦、汉以来译名的更变，是为要适应一定的历史年代，而并未探究此词发生的来历。近代学者从17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起，把“支那”返译成“秦”，是由于耶稣会士都谙熟拉丁文，难免由后起的拉丁文读音秦尼（Sinae，Thinae），去附会中古波斯语和印度梵语中称呼“中国”的真实来历。到法国汉学家鲍提埃、伯希和相继以春秋战国以来秦国国威远扬西域为由，解释此词的来历，以致迄今仍是一种通行的说法。然而对照周代以来汉族在新疆发展的历史，实在有更多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一词的古译出自“周”或“姬”，应该长于“秦”或“秦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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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埃伯哈德提出“原始震旦文化”这个概念，把原始通古斯型的北方文化作为六种构成成分之一。见埃伯哈德：《中国原始文化及其发展》（W. Eberhard，Earl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载《史密孙研究院年度报告》，1937年。又《古代中国的土著文化》（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通报》附刊，1943年，第37卷。1950年又于伦敦出版了狄克斯（Dickes. E.W.ed.）的英译本，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Earliest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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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后汉书·西羌传》说大月氏别种的湟中月氏胡旧居张掖、酒泉，月氏称“胡”可算是月氏操东伊朗语的间接证明。月氏的族属，过去认为是突厥，现在公认是伊朗化的塞人，希腊史家称为塞迦（Sacas）。见格鲁塞：《远东史》第1卷，1929年，59页，《剑桥印度史》第2卷，1922年。月氏又常被认作吐火罗，见佩雷：《吐火罗语》（H.W. Bailey，Ttaugar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6年，Ⅷ，885页）；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W.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剑桥，1951年，284—287页。
[16] 托马舍克在1889年出版的《斯基泰民族论》中认为希帕波里亚人是关中的汉人，明斯在1913年又加以发挥，见《斯基泰人和希腊人》（E.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113页。
[17] 威明顿：《希腊地理学》（E.H. Warmington， Greek Geography， J.M. Dent），1973年，129—130页。
[18] 里希特：《希腊的丝绸》（G.M.A. Richter，Silk in Greece），《美国考古学报》（ AJA ），1929年，27—33页。
[19] 里希特：《希腊艺术指南》（G.M.A. Richter， Handbook of Greek Art ），伦敦，1959年，图460。
[20] 明斯：《斯基泰人和希腊人》（E.H.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剑桥，1913年，204页，图101。
[21] 巴贝尔：《史前织物》（E.J.W. Barber， Prehistoric Textiles）， 普林斯顿，1991年，32页。
[22] 勃里德：《欧洲青铜时代》（J.Briard， The Bronze Age in Europe ），伦敦，1979年，213页；巴贝尔：《史前织物》，203—204页。
[23] 安特生：《动物纹中的狩猎巫术》（J.G. Andersson，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pl.Ⅴ：3， BMFEA ，No.4，1932年；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1935年。
[24] 扬瑟：《中国文物和哈尔希塔特文化》（O.Janse，Quel-ques Antiquités Chinoises d'un Caractére Hallstattien），《远东博物院院刊》（ BMFEA ），斯德哥尔摩，1930年第2卷。
[25] 扬瑟：《古代草原帝国与欧洲和远东的关系》（L' Empire Les Steppes et les Relations entre L' Europe et L' Extrême-Orient dans L' Antiquité），《亚洲艺术评论》（ RAA/AMG） 1935年9卷1期。但陶高足杯已见于辽东昭乌达盟的小河沿文化，与河北仰韶文化有联系。
[26] 罗斯托夫采夫：《南俄和中国的野兽纹》（M. 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普林斯顿，1929年，70—73页。
[27] F. Stoliczka，Note Regarding the Occurrence of Jade in the Karakash Valley on the Southern Borders of Turkestan， Journal of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1874，Vol.13，pp.568—570.
[28] W.B. Hanning，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in Society and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ed.by G.L. Ulmen，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8，pp.215—230.
[29] 高希：《梵文Cīna为中国考》（M.M. Ghosh，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 Word Cīna as the Name of China）， Annals of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Poona，1963，Vol.42，p.214。
[30] 马金达等：《印度人民的历史与文化》第2卷（R.C. Majumdar et al., 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孟买，1954年，246页。
[31] 桑卡里亚：《罗摩衍那研究》（Sankalia， Ramayana，Myth or Reality ），新德里，1973年，1—3页。
[32] 莫坎吉：《印度航运史》（R.K.Mookerji， 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ies）， 孟买，1912年，55—56页。
[33] T.W. Rys-Davids，trs., 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apanho，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Ⅹ Ⅹ Ⅹ Ⅴ—Ⅵ，Vol.2，pp.11，27，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