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秋战国时期丝路的出现

（一）塞人的迁徙

从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征伐犬戎以后，河套以北“荒服”的游牧民族和周王室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周和西北地区各游牧部落的关系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懿王以后，周室衰微，戎、狄分别从西方和北方入侵，猃狁成为周室大患。宣王时打败了猃狁。幽王（公元前781—前771）时西方犬戎进入关中，散处泾、渭之间。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关中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公元前659—前621）得到熟悉西戎民族的由余襄助，征服了西戎八国，向西北开疆拓土，发展贸易关系，这种贸易是以缯帛、金属器换取游牧部落的牲畜、皮毛和玉石。八国都在中西交通大道的东端，陇以西有緜诸（天水）、畎戎（渭水流域）、狄（临洮）、獂（音桓，陇西），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庆阳）、大荔、乌氏（平凉）、朐衍（灵武）。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西戎八国先后被秦吞并，秦和河西走廊的交通才得以畅通。

西戎以西，游牧在敦煌附近的有允姓之戎，原是塞人，世代居住瓜州，后“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 ，春秋时期月氏民族开始强大起来，向西驱迫塞人，成为甘肃西部最强盛的势力，分布在宁夏到新疆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区，禺氏（月氏）边山之玉已成中原的必需品。这时塞人沿天山西迁，散居在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草原。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有一些定居在绿洲上的农牧居民，他们大部分使用东伊朗语。也有一部分是由甘肃、青海、西藏移居的羌族，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语言属于藏缅语。现在和田及其附近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和操伊朗语各民族的深目高鼻明显不同，自古以来就“貌不甚胡”，语言也是一种原始的藏缅语。在新疆和天山以东居住的月氏，也操东伊朗语，和中亚细亚北部操北伊朗语的塞人同出一系 ^[15] 。公元前9世纪以后，斯基泰人广泛分布在咸海以东和巴尔喀什湖到帕米尔高原一带，和天山以北的塞人在人种和语言上十分相近。他们逐渐由综合经济过渡到随时迁徙的游牧和半游牧经济，或过渡到以养马为主的游牧经济。公元前8世纪，一部分世居中亚北部的塞人，在同样操北伊朗语的萨尔马提人的压力下，从中亚西北部迁到黑海西北，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时和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天山北麓通向中亚细亚和库班草原的道路，由于这些操北伊朗语的草原牧民的媒介而显得异乎寻常地通畅。在古代，这里是极其辽阔而并无国界的草原谷地。塞人部落通过他们的游牧方式，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古老的丝绸贸易商，他们驰骋的吉尔吉斯草原和罗斯草原成了丝绸之路最早通过的地方。

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也从欧洲自西而东对欧亚草原的各个民族作了描述。他说从黑海边的顿河口出发，有分布在库班草原的西梅里安（Cimmerian）人，其东有斯基泰人，东北经过萨尔马提（Sauromathae）、布提尼（Budini）等部落到蒂萨杰（Thyssagetae）人居地后，便转向里海东北，穿越分布在吉尔吉斯草原至锡尔河下游之间的奄蔡（Iurcae）人、马萨革泰（Massagetae）人的居地，通过安杰帕人（Argippaei）的境域，可以到达天山附近伊赛顿（Issedon）人的地方。所经的地方由顿河而东，要渡过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恩巴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希罗多德提到的斯基泰人，在中国古史中称肃慎，当时已西迁到里海东西两岸。遍布在锡尔河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西周初年和黄河流域通使的康民、渠搜都在这条大道的近旁，向西北远通高加索和南俄罗斯，向西南则指向阿姆河和伊朗高原，经过形势险要的里海关可到美索不达米亚。

伊赛顿人大约是居住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乌孙的古读“阿孙”和“伊赛顿”的发音相近。汉代乌孙国居地本来是塞人游牧区，在伊犁河和特克斯河流域。伊赛顿人的东面居住着阿里麻斯比人（Arimaspea）和希帕波里亚人（Hyperborean）。阿里麻斯比，《汉书》中介乎康居和乌孙之间的小国乌禅幕或者是它的遗名。比希罗多德早二百年的普罗柯尼苏的阿里斯提士（Aristeas）有一本专书《阿里麻斯比》，记述在里海和中亚草原间不断迁徙的塞人部落。阿里麻斯比以东的希帕波里亚人，不是远在黄河流域的汉人 ^[16] ，而是月氏人或居住在天山以东的民族。据6世纪罗马学者史蒂芬诺（Stephanus）引述公元前5世纪达曼斯蒂（Damastes）《论民族》，在斯基泰人的上方居住的是伊赛顿人，伊赛顿人上方居住的是独目人，在独目人上方有勒比山（Rhipae），北风从这里不断吹出，山上常年积雪。在此山之外，希帕波里亚人一直散居到另一个大海之滨 ^[17] 。在中国历史上，这些民族是分布在河套地区以北的戎族和狄族。这些记载说明公元前6到前5世纪，中国和希腊之间确已有了来往。从公元前7世纪起，阿里麻斯比人向西攻略，引起中亚各草原民族波浪式地向西迁移，斯基泰人和米太人从东北威胁亚述帝国，最后在公元前612年由巴比伦和米太结成联盟，灭了亚述帝国。这里，间接的原因是中原地区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先后到中原奠定他们的霸主地位，然后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对北狄、西戎展开尖锐的斗争，驱赶这些分布在中国北方和渭水以西的草原民族向西迁移，以致和原先分布在中亚各地的游牧民族争夺水草，发生战争。

（二）丝绸的西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并且在公元6世纪以前是唯一饲养家蚕（ Bombyx mori ）和织造丝帛的国家。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已发现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有40根 ，遗址年代距今4700多年，约在公元前2800年。商代养蚕缫丝大有进步，成为一项取得重大成就的手工业。商代青铜器上已有平纹素织和挑织菱形花纹的文绮的印迹。陕西宝鸡西周早期墓葬中更有地纹和花纹全是斜纹组织的绫、绮残迹，已经用简单的提花机。春秋战国时期丝织业更有长足的进展，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的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更有了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施以彩绣，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锦衣、锦绣。这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西北的游牧民族，成为重要的等价交换物，在各族人民中间起着货币的作用，并且通过他们流向欧亚草原各地。

商代以来丝织物已经成批地向外推销，《管子·轻重》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尚书·酒诰》也指出：“肇牵车牛，远服贾。”春秋后期出没边塞的北方游牧民族义渠、林胡、楼烦，战国时崛起于漠北的匈奴，都惯于使用马匹，或驾车，或单骑，和他们西邻的月氏、塞人在经济和文化上关系密切。《史记·历书》更记载，在周厉王（公元前878—前841）和幽王（公元前781—前771）时，“畴人子弟分散，或至诸夏，或至夷翟”。有很多精通天文、丝织技术的技术家和工匠已经成批迁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内地的天文、历法和丝织技术因此通过西北地区又传到更远的西方。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和乌拉干河流域发现的贵族石顶巨墓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系用捻股细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有小块的，也有整幅铺盖在皮服上的。这批墓葬的时间，大致都属于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其中最突出的是，巴泽雷克3号墓曾出土有花纹的斜纹绮（每平方厘米为18×24支纱），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的鞍褥面是一块施有刺绣的平纹绸（每平方厘米为40×52支纱），刺绣图案是色调优美的凤凰、孔雀缠枝纹。同期墓葬中出土的还有西亚出产的羊毛绒毯和精细的羊毛织物。公元前4到前3世纪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秦式镜。巴泽雷克5号墓中发掘出当地独一无二的一辆四轮马车，从马车的形制和随葬的丝织物推测，都来自中国，推测墓主是曾和中国和亲的阿尔泰部落首领，而墓葬主人的骨骼都属塞人，并经涂敷香料。阿尔泰诸部落首领是一种混有蒙古利亚成分的欧罗巴人种，他们和中亚细亚的塞人部落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的。巴泽雷克式样的艺术也可以在天山的柯尔克孜族装饰图纹中见到传播的印迹。此外，在新疆的阿拉沟（托克逊西）东口，1977年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和漆器。出土的菱纹链式罗是战国时内地刚刚才有的丝织珍品，由于外销，已经沿着丝绸之路运到了天山山麓。阿拉沟东口竖穴墓的主人正是塞人。

沿着欧亚草原丝路，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阿姆河的城市沙巴里达坂（Sapalli Tepe）和叙利亚的丝路古城巴尔米拉（Palmyra），都有过早期中国丝绸遗物出土。沙巴里达坂的138座墓葬中，有25座发现了时间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间真正的丝织品残件。从1925年起在巴尔米拉遗址发掘的法国考古学家普菲斯特，陆续找到的中国丝织物有四五十件，都属汉晋时代的产品。

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所以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这些雕像有巴特侬神庙的“运命女神”（公元前438—前431），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公元前5世纪雕刻家的杰作，他们都身穿透明的长袍（chiton），衣褶雅丽，质料柔软，都系丝织衣料 ^[18] 。雅可波利斯的科莱（Kore）女神大理石像，胸部也披有薄绢，是公元前530—前510年的作品。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批生产的红花陶壶上已有非常细薄的衣料 ，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陶壶狄奥希索斯和彭贝（Diohysos & Pompe）更是显著的例子 ^[19] 。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Kul Oba）出土公元前3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上的绘画“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完美，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乳房、脐眼完全显露出来，这就可以断定，这种衣料只有中国才能制造，决非野蚕丝织成 ^[20] 。在雅典西北陶工区的墓葬内，有一座是雅典的富豪阿尔西比亚斯（Alcibiades）家族的墓葬，出土六件丝织物和一束可分成三股的丝线，经鉴定，这些丝织品是中国家蚕丝所织，属于公元前430—前400年 ^[21] 。

目前所见欧洲出土的最早的中国丝绸，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一座德国贵族墓葬。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Baden-Wurttemburg）的荷米歇尔（Hohmichele）发掘的6号墓中，发现了一件确是当地制作的羊毛衫，羊毛和装饰图案中都杂有中国家蚕丝，墓中还出土成批的希腊和地中海地区的器物 ^[22] 。这些中国蚕丝可能是经过黑海地区运入德国，因为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霍克道夫–埃伯丁根（Hochdorf-Eberdingen），一座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古墓也出土了丝毛混纺的织物。这些史实生动地勾勒了驰骋在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时，充当了中国丝绸最大的中介商和贩运者。

（三）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技术、艺术的交流

欧亚草原上斯基泰部落的广泛分布和相互间的交往，使得中国和欧洲在青铜器时代的联系有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各种器物式样上的类同和相似。公元前1000年以后，中亚的南土尔克曼地区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开来，畜牧业有新的发展，马匹逐渐成为主要的畜牧对象。欧洲在同一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至前5世纪）也开始了早期铁器时代第一期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哈尔希塔特时代丹麦出土的兽角把头（作双环形）青铜双刃剑和俄罗斯出土的环状把头青铜剑，都和中国北方以及近年发现的相当于商代晚期的成都十二桥巴蜀文化遗址出土的同类青铜柳叶剑相似。这一种类型的柳叶剑，20世纪上半叶的早期收集品通常认为出自鄂尔多斯地区 ^[23] ，房山琉璃河53号墓出土的一件属西周早期，时间最早。剑身和柄间有向两侧凸起的护手，护手有各种形状，长方、椭圆、半月、兽首、鸟首或两端翘起；柄首有环形、双环形、椭圆、长方或兽面形；茎上有沟槽和透孔，有的饰动物纹。哈尔希塔特文化的这类青铜剑有双环柄首、半月形护手，或环形柄首、椭圆护手，都和当地传统产品不同，别具一格，明显地受到中国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流行剑式的影响。环状把头剑一直通行到汉朝，对草原民族的影响很深。双环形柄首青铜剑在公元前3世纪的萨尔马提人中还在使用 。兽形柄首青铜剑早见于昌平白浮西周墓、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中，时间早于塔加尔文化第一期（公元前7世纪到前4世纪）的兽形柄顶短剑。昌平白浮西周时代的一种蕈首（个别为兽首）缕孔筒柄短剑，与商代晚期北方流行的铃首或兽首的匕首式短剑不同，而在年代上早于銎柄式短剑，很可能是銎柄式柱脊剑的祖型。后者见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苏莱密沃村（俄罗斯）。进一步可以说明，銎柄式剑的曲刃剑身并非是它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分体曲刃剑的衍化物 。怀来北辛堡、和林格尔范家窑子等出土柳叶剑则和塔加尔文化第二期（公元前4世纪到前2世纪）弯头柄顶短剑相近，年代更早。这就可以看出塔加尔文化对于中国式青铜剑的西传是一个重要的媒介。

中国青铜器传入南俄罗斯和欧洲的还有剑鞘带上所附形状对称、图纹繁富的铜制或玉制饰品，祭祀用的青铜斧钺 ^[24] ，器身细长的带扣项圈。由欧洲传入或者由斯基泰人向东西双方传播到中国的器物有兽形壶把、兽形金饰物、金银高脚杯（杯脚作球形或环形） ^[25] 、某种形式的青铜矛头，以及鞍饰扣。还有一种仅见于南俄、哈尔希塔特和中国的三棱箭镞，但这种箭镞或者起源于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

马具、兵器和野兽纹饰（动物纹饰）构成了欧亚草原诸民族的三个主要特征。马具是中国从中亚草原民族引入和加以借鉴的，秦穆公最先组织骑兵，《韩非子》记“秦穆公送重耳，畴骑二千”。春秋时，秦晋二大北方强国为了对付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便已使用单骑作战了。到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时，更大力推广骑射，为适应这种新的战术，于是“始出胡服令”（《史记·赵世家》），公开允许服胡装。伊朗式的铁铠和环锁铠也代替笨重的犀兕皮甲。胡服衣冠与黄金饰比（又称鲜卑、胥纰、犀毗、师比）的外族带钩也随着进入中原地区。兵器则中国和欧亚草原民族互有影响，在某些方面如青铜剑、矛、刀、钺，有从中国向北方和西方扩散的趋势。至于动物纹饰，也是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艺术，在中国北方、蒙古、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起源极早，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商周时期的兽头刀和短剑，春秋战国时期的群兽纹长方形饰牌，卷曲成环的虎形饰牌，以及两汉时期流行的长方形透雕带饰等，在蒙古、外贝加尔、米努辛斯克盆地都有发现，这些动物纹器物可在中国境内找到它们的祖型。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圆雕动物造型及其他多种题材的动物纹，都有中国北方民族所特有的基本题材和艺术风格，和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并无承袭关系 。

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尔泰艺术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被中国北方动物纹造型艺术所吸收，表现出某些题材的重复和模仿，如屈足鹿、鹰头兽、躯体扭转兽和双兽格斗纹，但出现时期较晚。螺旋形野兽纹（兽背作连续的旋纹）是斯基泰动物纹中最优秀的作品，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晚期墓中的螺旋纹鹰头狮身兽完全仿照斯基泰格式，这种半鹰半狮状幻想动物纹源出于西亚两河流域。而在陕西神木县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利用鹿身巨角又雕成八个鹰头，卷曲的尾巴也雕成另一鹰喙，周身刻有商周艺术常见的云纹，成为一件别具匠心的艺术品。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螺旋纹屈足鹿，角贴背作四个连续的环形，四足屈伸，和公元前6世纪克里米亚出土的屈足鹿形制相仿，差别只是斯基泰艺术中四支鹿角仅有末支成环状，其余三支在顶端成弧形。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特别是战国时期匈奴崛起以后，对斯基泰艺术的借鉴有所加强，因此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饰品只是在战国时代晚期（公元前4世纪）才传播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

中国动物纹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形成它特有的主题和艺术风格。罗斯托夫采夫把饕餮纹、龙纹、鹰头兽纹作为中国动物纹的三大主题，认为都起源于两河流域、近东或两者共出一源 ^[26] 。其实，饕餮纹起源于龙山文化。龙纹在汉代以前尚未成为动物纹中的重要题材，并非起源于鹅头或鸭头，而是由马首变化而来。鹰头兽则从未构成中国动物纹的重要题材，只是由波斯—中亚—阿尔泰部落再经匈奴东传蒙古和内蒙地区，进入中国北方后这一艺术印象便迅速消失了。 JgXqBqNW9IyiBkkyjMdYdjDaAtE3Md+/h4bAv5M0LOhlrl2ckmyFAs/MA0N8Ni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