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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使用铜器，最早是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见到的一枚半圆形黄铜片，时间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最早开展冶铜工艺的地区之一，1978年在甘肃东部东乡林家的冶铜遗址中出土有完整的铜刀，含锡6%—10%，是一件锡青铜器，它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740年，和近东出现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的年代不相上下。
以后的研究，弄清了黄河中下游在大致相同的时段中，形成了以锡青铜和黄铜为主的冶铜工艺，而在黄河上游则经历了以红铜、
铜到锡青铜的工艺冶铜进程。夏商以后，中国的冶铜工艺逐步成熟，推动中原地区首先进入文明时代。
商文化是以青铜器的冶铸达到极盛为特征的青铜文化，曾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四邻地区扩散。商代的商业活动比以前活跃，活动的地区，北到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辽宁喀喇沁左翼，西到陕西城固，南到湖南宁乡、常宁、江西清江，东到山东海阳。
商代前期青铜文化已经发现的重要遗址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商代早期遗址、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遗址和湖北黄陂盘龙城二里岗型商代遗址。郑州二里岗发现的青铜铸造业遗址中有大量铜渣和陶范，以簇范、
范和刀范最多，青铜工具和武器的制造已占突出的地位，出土的绿铜坩埚，有大口尊式（泥质陶）和大口缸式（砂质陶）。熔铸的器物有常见容器中的鼎、鬲、觚、爵、斝、罍、尊，武器中的刀、戈、矛、钺等大型青铜器。铜器纹饰有饕餮纹、夔纹、云纹、圆点纹、三角纹、涡纹，所铸器物多形制宏壮，造型优美，纹饰绚丽。商代后期青铜器的制作，无论技术或艺术都已进入成熟期，臻于完善的地步。铸造技术的高超，冶炼规模的宏大，使它达到的技术高度，超过了之前已进入青铜时代的埃及和巴比伦。而且商代青铜器采用分件浇铸法，又不用蜡
[6]
，和使用失蜡法铸范的近东、西亚、中亚、西伯利亚青铜工艺完全不同，在青铜技术发展史上自成体系。
郑州早商期铜器和安阳晚商期铜器，无论在器形、纹饰、制作各方面都十分相似，只是早期青铜器的兽面纹饰质朴而无底纹，而晚期青铜器则纹饰精细繁富，勾勒明晰，殷墟的大理石戈、大理石钺、青铜钺上的兽面纹（饕餮纹）可以追溯到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中陶片上由云雷纹组成的兽面纹和石
上部两面线刻的饕餮纹。安阳文化既上承偃师和郑州的早商文化，同时又接受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承袭关系十分清楚。
偃师二里头文化现在共分四期，1970年河南临汝煤山遗址的发现，已经证实二里头型文化是由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其早期或相当于夏文化。这样，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系统大致已经有了分明的脉络。
和夏商青铜文化同时，在亚洲北部地区，还有两个青铜文化中心。一个是在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展起来的阿凡纳西沃文化（约公元前2000—前1500）和继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公元前1500—前1200）、卡拉苏克文化（公元前1200—前700）；另一个是有悠久历史的以南土尔克曼为中心的纳马兹加Ⅴ期和Ⅵ期文化（公元前2000—前1000）。迄今为止，北纬50度以南和南土尔克曼以西的广大地区还未发现有青铜时代遗址
[7]
。南土尔克曼是以红铜文化著称
，所以学术界公认中亚和西伯利亚的早期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
[8]
，和早商文化约略同时。中亚细亚南部地区，从里海以东到泽拉夫善河下游，一直到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后半期青铜时代的晚期，仍然冶炼红铜器物，匕首、刀、矛、别针、锥、三角形箭镞尤其常见。这一地区通过中亚北部的草原青铜文化与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高加索以及伏尔加河下游的东南欧洲文化都有联系和交往。它们和已经发现红铜文化的河北唐山、内蒙伊金霍洛旗以及河西走廊之间，有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已经有了某种接触。公元前2000年末到公元前1000年初，在费尔干纳正在形成楚斯特文化，纳伦山口的遗物已表明，这一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在巴里坤、吐鲁番、罗布淖尔、伊吾等地遗址中发现的小件铜器已经暗示，新疆的居民通过横贯天山南北的草原和沙漠路，在草原游牧民族和农牧定居民族之间业已充当着一种新的文化传递者的角色。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郑州二里岗早商遗址的发掘，对于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作了肯定的回答，而且从比较年代学上可以辨清它和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曾经有过的联系所具有的性质。“青铜文化西来说”是和“彩陶文化西来说”同样毫无根据的一种学说，这种说法企图把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说成是起源于西伯利亚冶金术的输入
[9]
，或者认为商代后期青铜文化之所以有高度的成就，是塞伊玛文化影响了商代某些器物形状的改变，因此引起安阳类型器物的很大发展和制作质量的提高
。这种论调虽不认为商代青铜文化来自域外民族，却同样夸大了欧洲文明的影响，以为只有这种外来的“大量的信息”才能加快商代后期青铜文化进步的速度，甚至认为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通过与它“有显著的亲缘关系的某种民族文化参加了安阳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这种论调重又拾起无人信赖的彩陶文化北来说，把它装到了青铜文化的起源问题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埃伯哈德就曾提出商代青铜文化是北方通古斯文化的延伸，据说这种原始通古斯型的北方文化对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0]
。事实上，不过是年代学上的混乱，致使文化传播的进程完全颠倒过来了。
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西沃文化或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冶金技术极其有限，根本不足以对遥远的黄河流域的冶金技术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影响，更不论初次获得这种知识了。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的青铜文化中心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受到欧洲伏尔加河和奥格河的塞伊玛文化的影响，塞伊玛文化发现于1914—1922年，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间。塞伊玛文化中的某些因素通过米努辛斯克东传贝加尔湖，又向南到达内蒙古南部，和商文化相遇。塞伊玛文化的影响自西向东，在西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和阿尔泰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塞伊玛文化自外贝加尔地区的南传是由1929年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卡拉苏克文化来完成的。卡拉苏克文化和安阳商代后期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在文化传播上表现出，在初期卡拉苏克文化曾将塞伊玛文化中的白玉指环、弯形刀、空銎斧、棱形矛等兵器和工具传入安阳，塞伊玛文化中的弯形刀、空銎斧、棱形矛和安阳同类出土物在外形上非常相似，不同处只是次要的、微弱的。如塞伊玛文化的青铜刀柄端的装饰是整匹野马，而商代青铜刀柄端装饰是马头；塞伊玛文化空銎斧倒三角形的纹饰质朴，而商代铜斧上纹饰是饕餮纹。
英国学者泰列卡特在《冶金学史》中认为，人类用铜最早是在公元前6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在进入锡青铜时代以前，有过很长一段使用红铜和砷铜合金的时间。从安纳托利亚展开了金属文明向世界各地的传播，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金属冶炼技术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中国 [11] 。但这一推测，已被最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并非事实。小亚细亚和近东在公元前4000年开始出现砷铜合金，当地居民多从硫砷铜矿中获取铜矿石。在公元前四千纪和三千纪，人类有过一段合金试验时期，使用锑、砷、铋等元素加入到自然铜铸件或冶炼矿石中，帮助炼铜。巴库的考古发掘已证实了由砷铜向锡铜合金演进的地层关系。在中亚捷詹河西岸公元前2300—前2000年的阿尔登丘遗址中，铜器主要是砷铜或铅铜合金，铜锡合金极少，铜器有短剑、刀、镰、矛头、管饰 [12] 。
中国新疆伊犁河流域尼勒克县奴拉赛古铜矿遗址发现过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的矿石、铜渣和废铜锭，含有少量的砷，却未发现锡青铜
[13]
。再往东向甘肃西部，1948年在山丹发现的四坝文化中也有铜器和金器，1976年、1986年以后更在玉门、安西、民乐、酒泉等地的四坝文化遗物中，发现了铜刀（直柄环首、直柄两类）、削、锥等铜器，其中的环首刀、有贯通銎的斧，都是公元前3000年前当地马家窑文化所不见或罕见，而在四坝文化中已是一种常见的更加进步的铜器
。可以说明在公元前二千纪以后，中国西部地区曾和中亚、近东在金属冶炼方面有过一定的交流。
商文化以高超的制陶和铸铜技术对卡拉苏克文化施加的影响，则远远超过了它所吸收的北方文化。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发现的卡拉苏克文化遗物中有陶鼎和陶鬲，多达三十余件，同时出土的器物有卡拉苏克文化的典型标本——青铜弯刀和半圆形装饰品。这种半圆形装饰品早在鄂尔多斯发现过，在蒙古出现过它的过渡形态，是由河套地区向北传播的。叶尼塞河流域的卡拉苏克文化遗存更加丰富，是由于受到商文化同型器物的直接影响。青铜小刀和两头弯曲中间平直的弓形器都酷肖安阳发掘品。出土的青铜矛和铜镞都和商代两种铜矛相似，只是叶河的铜矛筒部只一侧有环，而安阳的铜矛是两侧都有环。商代晚期出现的北方曲柄剑（1971年出土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是中国北方制造，分布区远达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而不见于辽宁和米努辛斯克地区。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出土物都属于卡拉苏克文化晚期，卡拉苏克文化的凹格短剑，塔加尔文化（公元前800—前100）的兽形柄顶短剑和弯头柄顶短剑，都和西周时期流行于黄河流域和中国北方的柳叶剑相似
。商文化在北方的传播达到了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地区，在外贝加尔湖地区，当地的青铜器和陶器都受到影响，而在叶尼塞河流域，则这种影响只限于青铜器的形制
[14]
。米努辛斯克随葬品中的代表性器物，被认为是东南方的中国北方民族迁徙时带去，特别是刀和戈，以及短剑和某些装饰物，都由这些北迁的民族从中国带去。
外贝加尔湖和米努辛斯克居民在夏代已经和中国黄河流域有了往来。最早称为“狄历”的丁零（丁灵）民族，是居住在北海（贝加尔湖）的一个民族，夏代曾“会于中国”，是“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之一
。当时在北方和夏族为邻的还有荤粥。商代北方有鬼方（音：渠方），殷王武丁和鬼方曾多次争战，最长的一次历时三年，才打败鬼方。据《世本》，鬼方隤姓，又称鬼戎，世居河西走廊，《竹书纪年》称为西落鬼戎。《山海经·西次三经》载，三危山之西、天山之东有騩山，亦作隗山，是鬼方发祥地。古代的隗山，在今玉门西南的巴颜大山，商代天山以东都是鬼方游牧之地。《世本》宋衷注称，鬼方在汉代称先零羌，是羌族。商代后期鬼方东侵，越过黄河，成为商代西患。鬼方东北当即荤粥，荤粥对商文化的北传有过很大的推动，当鬼方东侵时，荤粥或受压迫而北移，更促成了商文化向外贝加尔湖地区的扩散。特别是羌族的鬼方，在向北方地区传播青铜文化中充当过重要的角色。《商书·伊尹朝献》记载，成汤时四方民族都来朝献，带来各自和远方交换所得的异物，北方、西方共有十多个民族，其中也有鬼亲（鬼方）。商文化依靠这些分布在北方和西北的草原游牧民族，传入叶尼塞河、阿尔泰山和吐鲁番盆地。在北方的道路中，鄂尔多斯和阴山附近的漠南草原正处于十字路口：向西通过居延海南部可以进入天山北麓，直至伊犁河流域；向北通过蒙古到达贝加尔湖附近和它以西的萨扬-阿尔泰拱顶。所以商代青铜文化和西北草原民族有密切的联系，通过草原民族的传播，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和欧洲的塞伊玛文化、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发生了最早的接触。
周初居住在华夏族以西的共有九国，称九侯，亦作鬼侯，甘肃祁连山以北和天山东部仍是鬼方羌族游牧地区。北方有猃狁，亦作
狁，亦即荤粥或狄族。通过这些民族聚居处，周和葱岭以西民族有了来往。周成王（公元前1042—前1021）时平定殷代奴隶主的叛乱，四邻民族都来朝贺，其中有中亚细亚的渠搜（费尔干纳）国送
犬，康民（撒马尔罕）赠桴苡，还有祁连山以北的禺氏（月氏）献騊駼。周的势力向西北地区伸展，使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出土的陶鬲，青铜戈、镞，都和西周中原同类器物相似，周和新疆天山南北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汉族的移民也到达了葱岭以东的地方，传说太王亶父曾封嬖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以为周室主”。周王朝的势力已直接掌控了新疆玉石的产地。10世纪时波斯诗人费尔杜西的史诗《王书》记述古代波斯传说，苏哈克（Zohak）曾派人追踪季夏（Jamshid）至于印度、中国边境。季夏曾娶马秦（machin）国王马王（mahang）的女儿为妻。马王意思是“大王”，指亶父。这则传说可能就是指季绰的后代在葱岭附近的繁衍、壮大。从那时起，中国便从葱岭东西的骑马民族那里学会了养马和单骑。《说文》解释“骑”是“跨马”，不同于乘坐，程大昌释《诗·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以为走马是单骑。马的家养和由此造就的骑马文化，早先是由骑马的卡西特人注入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中心的。卡西特人和巴比伦王朝同时，巴比伦王朝灭亡后，卡西特人继续统治这个地区达400年之久。后来希克索人、赫梯人、埃及人和亚述人、波斯人都驯养马匹，将战车和马挂钩。骑马文化一路东传，中国境内最先学会骑马的正是居住在天山和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
但周和西北地区的联系始终被戎狄部落所牵制。周穆王（公元前976—前922）时，犬戎势力扩张，阻碍周和西北方国部落的来往，于是穆王西征犬戎，“益国二十”，打开了通往大西北的草原之路。传说中周穆王曾向西巡狩，直到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西王母代表西方极远之处，和觚竹、北户、日下并为四荒（《尔雅·释地》）。西王母是塞人部落，“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Scythia，Skyth）民族的首音，《汉书·地理志》中的西王母石室，在金城临羌（西宁西）西北塞外，祁连山南麓，似可看作塞人祖居的地方，后来越迁越远。塞人的西移开始极早，周穆王西巡大致是追随塞人西移的路线。公元前960年，周穆王自宗周（洛阳）启程后北渡黄河，出关隥（雁门关）到河套以北，然后向西，经乐都、积石，由柴达木盆地的西夏氏再向西到珠余氏，往前直抵舂山、珠泽、昆仑之丘。葱岭是由于“边舂之山多葱”（《山海经·北山经》），因而得名。昆仑山北麓由东而西都是产玉之地，有于阗、和阗（古白玉河），墨玉（古绿玉河、乌玉河），皮山（古密尔岱玉矿），叶城，莎车（古叶尔羌玉矿）五县。密尔岱山玉矿是新疆境内发现最早的原生玉矿，也是南疆玉矿中最大的一处，半岭以上纯玉无石，故称玉山。葱岭以东，穆王最西所到的地方是赤乌氏，赤乌氏的祖先和周宗室同出一系，可见汉族移民已到葱岭。“赤乌氏，美人之地也，瑶玉之所在也。”赤乌氏所在的叶尔羌河上游既是和西王母部落相同的塞人散居之处，又是出产瑶玉的地方。穆王在这群玉之山大量采购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大量玉石运到了中原地区。
279年在汲县战国魏襄王（公元前318—前296）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记下了从群玉之山到西王母之邦，相距3000里。西王母和《山海经》中的渠搜似是同一地方的不同称谓，《史记·五帝本纪》写作渠廋，周初已经和黄河流域有了交往。渠搜在葱岭西五百里，北临锡尔河。穆王在西王母那里受到隆重的接待，于是“乐而忘归”。最后顺黑水（锡尔河）而返，向北二千里到了西北大旷原，取道伊犁河经天山北路东归。
周穆王时代，在文明国家中国和希腊中间，东欧和亚洲的辽阔草原、半沙漠和山区地带，散居着许多独立的游牧部落。后来希腊人把这些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部落统称为斯基泰人，波斯人又称之为塞迦人，中国则将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那些部落称为塞人。周穆王到中亚去会见西王母，显示出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决心和强大的塞人部落确立经常的往来关系，打开天山南北的东西交通，发展贸易。
周穆王西征的故事，《竹书纪年》和《史记》都加采录，《竹书纪年》周穆王条：“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史记》卷五《秦本纪》、卷四三《赵世家》记造父以骏马盗骊、骅骝、绿耳等进献穆王，穆王命造父驾车，西巡狩，得见西王母。这些记载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0世纪以后黄河流域和中亚锡尔河上游地区已有比较牢固的联系。由关中向西的道路，一经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一经祁连山南的柴达木盆地，都和新疆建立了联系，天山北路的草原路和天山南路的绿洲路成了中西交通的大道。这条通道的打开，全靠往来于这一带的草原游牧部落，通过这些游牧的羌人、塞人以及后来的月氏人，中亚细亚各族人民和中国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建立了友好的贸易关系，彼此在经济上、文化上有了较以前更加紧密的联系。《穆天子传》记下了周穆王每到一处就以丝绢、铜器、贝币馈赠各部落酋长，各地酋长也向他赠送大量马、牛、羊和穄酒。新疆玉石的成批东运和中原地区丝绢、铜器的西传，成了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内容，这些货物西运的终端远远越过了葱岭，一直伸向乌拉尔、波洛伏齐草原和伊朗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