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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群居和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各自结成不同的集团在不同的地域内从事劳动，从而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明。由于活动能力的限制，不同集团的人群之间彼此接触机会极为稀少，文化传播的信息非常微弱，不得不在长达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处于使用粗笨石器的旧石器时代。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产能力随着提高，不同地域之间人群的接触日益扩大，因而文化传播的脉搏也跟着增强了。尽管各个地区文明的创造有先有后，有大有小，但文明的创造是居住在不同地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人们普遍进行着的一种根本活动，任何外来的文化对于一种新的文化的诞生只能起着催生剂的作用。
黄河流域在史前时期便已进入世界仅有的几种先进文化的行列。黄河中下游更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世代生息、繁衍和劳动的地方。《尚书·禹贡》将全国分成九州，把华夏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称为中国，又叫中原，相当于现在河南北部、山西和河北的南部、陕西的东部和山东的西部，面积近50万平方千米。这块土地的面积大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几个文明中心，这里也曾向它极为辽阔的邻近地区扩散它文明的创造。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经断言：“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予以肯定，这就是艺术和技术曾经从埃及、肥沃新月区和印度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主要中心向东、西两方进行传播。”但在这几个传播中心中还应该加上中国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中国应该列入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的行列之中。从旧石器时代起中国就有它自己一脉相承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不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还是夏商时代的青铜文化，都有它独特的艺术特点和技术上独立发展的传统。中国远古文化所达到的辉煌成就是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工艺上不断加以提炼和提高的结果，并非从亚洲西部的古文明中受到启示或者加以模仿的过程。
古代两河流域、印度河河谷文明和中国的西疆距离较近，很早就和中国西部地区有过来往，尽管这种接触当初只能是间接地并且只有通过很多中间民族才能赓续进行。这种联系到了西方国家学者的笔下，却变成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根据。他们起初干脆把中国文化的起源归之于来自西方的某个具有发达文化的民族的遗存，后来又改头换面，高唱西方民族发达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由于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所散布的西方起源说，在两三百年中一直被蒙上了重重阴影。1758年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基尼（Joseph de Guignes）武断中文源出埃及象形文字，是埃及移民的创造。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汉学家皮奥，更宣称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只是些野蛮的猎人，直到公元前3000年以后来自西北的民族才给当地人带来了农业经济和制陶技术。最典型的是英人特林·德拉科帕里的“巴克族移住说”，1894年，他在《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这本书中把中国古史中的传说弄成两河流域古史的翻版，黄河流域族群的酋长黄帝一变而成苏撒王纳恭达，汉族被假设成是在公元前2300年由西亚移入新疆和甘肃的巴克族。1913年，牛津大学的巴尔更进一步发挥了这种理论，写进了他的《中国人和苏美尔人》一书。
20世纪以来，传播论的观点风行一时。以埃利奥特·史密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将埃及的古代文明奉为世界上所有各种文明的唯一来源。传播学派制造文明起源的一元论，以埃及或其他地中海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正宗，把最近五百年间兴盛起来的欧美文化说成是地中海文明的直接继承，浇铸出欧洲文明中心论的范式，来人为地拔高欧洲文明的历史地位。传播学派把中国古代文化当作是埃及、希腊文化的延长，拟定的传播路线是从里海南部经由中亚到达陕西，中国文化通常被圈入希腊、南俄罗斯、中亚细亚文化圈中。现在，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或巴比伦固已无人信奉，但传播学派制造的“外来影响决定论”仍然是笼罩在中国远古文化起源问题上的一重阴影。这种谬论，先有西欧国家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后来又有苏联学术界散布的“外来信息决定论”。两种理论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彩陶文化和商代青铜文化的来源上大做文章，要将中国古文化的发生置于西方某种文化的卵翼之下。
“彩陶文化西来说”是在1923年由瑞典的安特生提出的一种假设，根据这一推测，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从中亚和南俄移入的欧罗巴民族的文化。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发现了石制纺轮和彩陶。彩陶表面红色，表里磨光，器表有几何纹、绳纹等各种彩绘，因称彩陶文化。发掘者安特生估计仰韶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指认这种文化来自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 [1] 。后来仰韶文化遗址在辽宁沙锅屯和甘肃各地续有发现，发掘者继续宣扬他的推测，把这种彩陶和希腊北部、伽里西里、乌克兰、特里波列、安诺遗址中出土的彩陶文化联系在一起，圈入了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区 [2] 。
安诺彩陶文化和南土尔克曼发现的扎伊通文化确有承袭关系。扎伊通文化的卓潘遗址出土的彩陶早于安诺文化Ⅰ a期，约当公元前五千纪末至四千纪初
。中亚的彩陶和伊朗、南俄的彩陶有承上启下的关系，而年代上相差也很悬殊，现经碳素测定，特里波列文化仅略早于甘肃新石器晚期，出现在乌克兰已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才进入它的繁荣时期
[3]
。根据年代序列，在里海以北地区，这种传播的方向并非由西而东。
仰韶彩陶文化是否源出于安诺和特里波列呢？安特生持为主要论据的彩陶底色和简单的几何纹的类似，连安诺文化的发掘者施密特也认为难以令人信服。两者在文化面貌上有很大的差别，仰韶出土的石器、陶器各有自己的特点，陶鬲尤其是中原文化所独具的器形。在彩陶纹饰方面，即使有些相似，然而主要母题也不相同。仰韶文化的年代，现在已有科学鉴定。1954年西安半坡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经放射性碳素测定，证实它属于公元前4115±110年—前3635±105年
，因此仰韶文化的发生不但比安诺文化要早，而且也早于特里波列文化1000年以上。所以仰韶文化决非西来，更不存在“高原居民给中国带去高级文化”（巴克豪夫），以及由于中亚“彩陶文化居民的迁移”而产生了中原彩陶文化（瓦西里耶夫）的事实了。
庙底沟的彩绘主题，尽管同特里波列陶器（特别是C1阶段）的彩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所有类似仰韶文化的西方的器物都只能是由于自然形成而具有巧合的性质
。因为纹饰变化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定要通过人类的传递才能产生。现在中亚早期农业文化分布的界线已很清楚，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亚制造彩陶的部落，在向四周分布时，到卡拉库姆沙漠南部边缘便停顿下来，这些部落和仰韶文化各主要中心之间，隔着宽达数千千米的地方，这块地方主要居住着新石器时代的渔牧人。
彩陶文化西来说在西方考古学界迄今仍是喋喋不休的议题，是因为彩陶文化普遍存在于中亚、西亚和欧洲，而中国的彩陶文化和旧石器时代之间恰恰出现了一块尚待填补的空白，使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突然降临在黄河中下游，于是彩陶文化西来便成了一种巧说。现在考古发现已经作出了回答。1962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碳素测定，当在公元前8000年，距今已有1万年之久
。1975年浙江余姚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碳素测定为公元前5000—前4750年。中原地区，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南许昌灵井等处已发现了中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也先后找到了分布的遗址。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甘肃和山东、河南以及长江下游对仰韶文化层的广泛发掘和考察
，确证山陕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故乡，所以仰韶文化是在中原地区土生土长的统系分明的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和在它以后发展起来的龙山文化都在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得到滋长和繁荣。经过考古发掘，在陕西、甘肃和新疆境内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大致都是东部的早于西部，揭示了由河南、陕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陕县庙底沟二期）由东而西的传播过程
。1957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1962年到1965年在甘肃渭源、临洮、平凉、天水、武山等地，都曾发现马家窑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之上的地层堆积
。与马家窑文化同时的河南龙山文化，其早期庙底沟二期，碳素测定的年代是公元前2310±95年，其晚期洛阳王湾三期，碳素测定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95年。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年代介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间，处于仰韶文化的过渡期，它的发现证明山东龙山文化（黑陶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的东支，马家窑文化则是中原仰韶文化的西支。甘肃境内，继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之后和龙山文化并存的齐家文化，是仰韶文化之后商周文化之前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的彩陶文化，受到中原彩陶文化的显著影响。
目前已经清楚，从仰韶文化开始的中原彩陶文化，在中国境内曾广泛扩散，其西支由甘肃、宁夏西入新疆，上起公元前5000年，下迄公元前1000年，新疆西部的和田、皮山、沙雅、伊犁河流域是现在所知道的中原彩陶文化西传的终端。考古资料已雄辩地指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在它诞生以后，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在西部地区，表现出由东而西的传播方向。
近年来，在哈密地区发现的天山北路墓地中，见到了在甘肃西部“过渡类型”的陶器，时间落在公元前1700—前1300年之间的四坝文化，这段时间正是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西沃文化及其后继起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古欧洲部族向南越过阿尔泰山、天山往中亚迁移的时期。由于这些印欧民族和中亚两河类型短颅的地中海东支民族的向东迁徙，于是东西方在中国新疆地区，有了第一次的碰撞和融合，这一时期正好是商周之际的两三个世纪，处于公元前1300—前1000年之间。
仰韶文化并非安诺文化的分支已经成为难以推倒的定论，仰韶文化的承袭关系也已清楚。彩陶文化西来说本已成了历史遗迹。但有人又杜撰出一个仰韶文化来自克什米尔斯利那加附近的布尔札霍姆（Burzahom）类型文化的说法，颠倒黑白地把甘肃瓦家坪遗址中的马家窑文化层堆积在“混合的前仰韶-马家窑类型的始祖文化层”之上，向东分化成“甘肃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胡诌“甘肃仰韶文化”又向东传播，发展成“半坡和庙底沟两个主要类型”的中原仰韶文化。但这个布尔札霍姆类型文化发生在公元前2255±115年到公元前1720±90年
[4]
，它的绝对年代仅相当于齐家文化，因此布尔札霍姆文化根本不可能和仰韶文化相遇于甘肃中部，更不能成为仰韶文化的来源地了。
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藏境内发现了旧石器和新石器遗址，在定日发现了旧石器，在黑河、聂拉木发现了中石器或稍晚的细石器。新石器遗物则见于林芝、墨脱和昌都。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申札、双湖一带以及阿里地区，又发现了旧石器和大批细石器。自公元前1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西藏高原已流行土葬习俗，出现以石板、石块砌建的石棺葬，和竖穴土坑墓。山南隆子石棺葬中出土长条形磨光石斧，也早见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址，以及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汶川等地的原始文化中。昌都小恩达石棺葬中有一种下肢特别蜷曲的侧身屈肢葬，早见于甘青地区半山类型的石棺葬中，尔后在马厂类型和辛店文化中都很盛行 [5] 。这些都说明西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有人居住，而且大致是从甘青地区逐渐向南移居。
西藏高原的细石器传统还可能对南亚次大陆产生了一定影响。印度境内广泛分布的细石器可分成几何形细石器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几何形细石器以梯形、三角形石刃为特征，缺少细石核；非几何形细石器以细石叶为特征。常包含个别的半月形石刃，并有锥形和柱形的细石核
。几何形细石器遍布于南亚次大陆。非几何形细石器则限于印度东北部。两者系统不同。恒河流域的乔塔纳格普尔高原（Chta Nagpur Plateau）和西孟加拉一带的细石器，大部分属非几何形细石器范畴，大致受到西藏高原广泛分布的细石器的影响。至于半月形石刃的产生，可能和几何形细石器有一定的联系
。几何形细石器与细石叶细石器（非几何形）属于不同来源的两个传统
，西藏和印度的发现，说明两者大致以喜马拉雅山为界，而西藏细石器甚至还进入到印度东北部，达到恒河中、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