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三、拜占庭的对华关系

拜占庭在唐朝史籍上译称拂菻,是承袭北朝的称呼。从643年拜占庭第一次派使者到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起,到742年最后一次派使节到达中国,前后共有7次。其中至少有3次通过基督教徒和唐朝进行过官方的接触。

《旧唐书》说:“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瓈、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初次遣使来华的拂菻王波多力,据考证,并非是拜占庭皇帝,而是拜占庭大教长保罗二世(641—654)。当时的拜占庭在一代雄主希拉克略(610—641)死后,国势衰微,拜占庭原统治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已在7世纪30年代相继陷入阿拉伯人之手。拜占庭军队在642年9月撤离埃及。年幼的拜占庭皇帝于是只有使用大教长(Patriach)的名义派遣使者向中国求援,借以越过阿拉伯人的封锁。李世民对拜占庭使者待以厚礼,但对于他们的请求,似对波斯王卑路斯一样,同样难予实际的援助。667年拂菻王又遣使馈赠底也伽。这时的拜占庭在哈里发穆阿威叶(661—680)的攻袭下,年年不得安宁,拜占庭使者再度出现在长安,仍然希望得到唐朝的声援。

701年、702年,拜占庭使者连续两次到长安。719年正月,拂菻王又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同年又派大德僧(景教徒)向唐贡献。742年五月,拂菻国又遣大德僧到中国。在唐和阿拉伯势力在中亚角逐的年代里,拜占庭帝国又通过基督教徒和中国政府多次联络,试图重新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来和席卷中亚的穆斯林相抗争,但终因中亚形势所起的巨大变化和阿拔斯朝的建立,而无法舒展,此后,中国史籍就不见有拜占庭使者了。

《旧唐书》在拜占庭初次通使后,对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关系有所叙述:“自大食强盛,渐凌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阿拉伯和拜占庭连年争战,哈里发穆阿威叶曾因入侵拜占庭失利,以向拜占庭缴纳年贡的屈辱条件,求得拜占庭皇帝在边界地区撤回基督教的马尔代帖人(反叛者)的军队。但以后战争时起,年贡并未恪遵。阿拉伯军队曾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都未得逞。716年后哈里发派大将军摩栧第二次围困君士坦丁堡,结果由于死伤惨重,只得在718年撤围退兵。这“摩栧”是将军麦斯莱麦,而不是穆阿威叶 。《旧唐书》对拜占庭宫城和社会习俗的记述都非常真实,一定是根据当时亲临其地的人的讲述。《旧唐书》赞扬拜占庭国都,城东南有大门,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这是拜占庭城东临海外的金塔。城西又有金门,是以铜叶装饰而成。又说“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正是雄伟的拜占庭城拥有的三重城墙。第二门门楼中,有大金秤系金丸12枚,能按时发声引唱报告时辰。这种敲鸣水钟,中国已在7世纪时开始制造,可能受到拜占庭的影响,后来又传入阿拉伯各国,摩洛哥非斯城的布安奈尼亚学院内迄今存有遗物。

唐朝和拜占庭之间的贸易往来,除了通过波斯人和奔波于普罗旺斯和中国之间的犹太人(亦称拉达尼人,al-Rādhānīyah),相当一部分要通过居住在里海和黑海间的可萨突厥人。可萨王国在640—960年间处于全盛时期,在740年前后,可萨可汗以犹太教为国教,和犹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据死于995年的伊本·纳丁记载,可萨人懂中国话,并且奉行中国宫廷礼仪,甚至借用“节度”(tudum)一名称呼地方官吏。阿拉伯地理学家说可萨有一种高悬河上的陵墓,这种陵墓似乎和四川僰人的悬棺葬相似。而四川的深钻技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到欧洲阿图瓦的。此外,弓弩的第二次西传,以及效能良好的马辔(马络头),也是在9、10世纪从中国的中亚地区传到欧洲。伏尔加河下游三角洲在那时也栽培过水稻。所有这些都和可萨王国难以分开。亚美尼亚人甚至称可萨突厥人是中国人。在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上,可萨突厥人确曾充当了居间的角色。他们是由中国北方西迁的突厥族的支系。 N3O982/+4LPfJnZhswMZkAwMiMcMJ+prPUJxBBupIEr/F6oYqKKlhhRZcaCuMOYU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