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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在唐朝史籍上译称拂菻，是承袭北朝的称呼。从643年拜占庭第一次派使者到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起，到742年最后一次派使节到达中国，前后共有7次。其中至少有3次通过基督教徒和唐朝进行过官方的接触。
《旧唐书》说：“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瓈、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初次遣使来华的拂菻王波多力，据考证，并非是拜占庭皇帝，而是拜占庭大教长保罗二世（641—654）。当时的拜占庭在一代雄主希拉克略（610—641）死后，国势衰微，拜占庭原统治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已在7世纪30年代相继陷入阿拉伯人之手。拜占庭军队在642年9月撤离埃及。年幼的拜占庭皇帝于是只有使用大教长（Patriach）的名义派遣使者向中国求援，借以越过阿拉伯人的封锁。李世民对拜占庭使者待以厚礼，但对于他们的请求，似对波斯王卑路斯一样，同样难予实际的援助。667年拂菻王又遣使馈赠底也伽。这时的拜占庭在哈里发穆阿威叶（661—680）的攻袭下，年年不得安宁，拜占庭使者再度出现在长安，仍然希望得到唐朝的声援。
701年、702年，拜占庭使者连续两次到长安。719年正月，拂菻王又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同年又派大德僧（景教徒）向唐贡献。742年五月，拂菻国又遣大德僧到中国。在唐和阿拉伯势力在中亚角逐的年代里，拜占庭帝国又通过基督教徒和中国政府多次联络，试图重新获得来自中国的支持，来和席卷中亚的穆斯林相抗争，但终因中亚形势所起的巨大变化和阿拔斯朝的建立，而无法舒展，此后，中国史籍就不见有拜占庭使者了。
《旧唐书》在拜占庭初次通使后，对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关系有所叙述：“自大食强盛，渐凌诸国，乃遣大将军摩栧伐其都城。因约为和好，请每岁输之金帛，遂臣属大食焉。”阿拉伯和拜占庭连年争战，哈里发穆阿威叶曾因入侵拜占庭失利，以向拜占庭缴纳年贡的屈辱条件，求得拜占庭皇帝在边界地区撤回基督教的马尔代帖人（反叛者）的军队。但以后战争时起，年贡并未恪遵。阿拉伯军队曾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都未得逞。716年后哈里发派大将军摩栧第二次围困君士坦丁堡，结果由于死伤惨重，只得在718年撤围退兵。这“摩栧”是将军麦斯莱麦，而不是穆阿威叶
。《旧唐书》对拜占庭宫城和社会习俗的记述都非常真实，一定是根据当时亲临其地的人的讲述。《旧唐书》赞扬拜占庭国都，城东南有大门，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这是拜占庭城东临海外的金塔。城西又有金门，是以铜叶装饰而成。又说“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正是雄伟的拜占庭城拥有的三重城墙。第二门门楼中，有大金秤系金丸12枚，能按时发声引唱报告时辰。这种敲鸣水钟，中国已在7世纪时开始制造，可能受到拜占庭的影响，后来又传入阿拉伯各国，摩洛哥非斯城的布安奈尼亚学院内迄今存有遗物。
唐朝和拜占庭之间的贸易往来，除了通过波斯人和奔波于普罗旺斯和中国之间的犹太人（亦称拉达尼人，al-Rādhānīyah），相当一部分要通过居住在里海和黑海间的可萨突厥人。可萨王国在640—960年间处于全盛时期，在740年前后，可萨可汗以犹太教为国教，和犹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据死于995年的伊本·纳丁记载，可萨人懂中国话，并且奉行中国宫廷礼仪，甚至借用“节度”（tudum）一名称呼地方官吏。阿拉伯地理学家说可萨有一种高悬河上的陵墓，这种陵墓似乎和四川僰人的悬棺葬相似。而四川的深钻技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到欧洲阿图瓦的。此外，弓弩的第二次西传，以及效能良好的马辔（马络头），也是在9、10世纪从中国的中亚地区传到欧洲。伏尔加河下游三角洲在那时也栽培过水稻。所有这些都和可萨王国难以分开。亚美尼亚人甚至称可萨突厥人是中国人。在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上，可萨突厥人确曾充当了居间的角色。他们是由中国北方西迁的突厥族的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