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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帝国是一个领土跨越亚、欧、非三洲，包括许多不同民族的伊斯兰国家。在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中，波斯既是中国的近邻，而且又是阿拉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最早知道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时便依从波斯人的习惯，称为大食，或大石，译自Tâzī，中古波斯语作Tačīk，起自阿拉伯部落名称Tayyi'。
651年8月波斯末王伊嗣俟被杀害的同年，大食使者初次来到长安。但是在这一年之前，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时有19个国家的使节同时到达长安，其中有一个乙利鼻国，是“阿拉伯”最早的译名。这时波斯尚未被征服，而阿拉伯已经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对拜占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来华的使者，便被称作大食国使了。自后使者频频到达，自651年初次通好以后，直到798年最后一次使者来到，148年中，大食使节进入长安共有41次之多
。加上647年的一次，一共是42次。有时是连年通好，有时是一年之中出入长安竟有两三次。752年（天宝十一载）十二月，黑衣大食谢多诃密遣使通好，这是751年代替伍麦叶朝新建立的阿拔斯朝第一次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唐朝特意隆重地授以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的勋位。接着在753年的三月、四月、七月和十二月，一年之中阿拔斯朝的使节竟出现了4次之多。以后又连续5年，每年都有使者入京。唐朝的官方档册上对阿拔斯使者的莅临都明白标列“黑衣大食”，以别于过去伍麦叶朝的白衣大食。这些都表明阿拔斯人称自己的政权叫“新纪元”（dawl ah）并非夸张。
唐朝和阿拉伯关系的改善，使得751年怛罗斯战役中的中国战俘受到特殊的优待。中国造纸工匠协助阿拉伯人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将造纸法初次传入伊斯兰世界。阿拔斯朝都城库法也有许多中国的技师在那里操作，杜环曾亲见：“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
、吕礼。”由于引进中国技术人员，中国独特的丝织技术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开花结果，广为流传。中国的绘画艺术向来受到阿拉伯人的赞赏，推动了金银器图案的设计、陶瓷制品花样的描绘，使中国式的瓷器在哈里发帝国的心脏地区得以繁荣滋长。
阿拔斯朝的建立，改善和发展了阿拉伯和中国的关系，两国关系正像这个政权所自诩的那样，也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以军事合作开始，伴随着贸易上的紧密联系，尤其是海上运输的繁荣，在两国关系史上展示了宽广的前景。
安史之乱后，756年七月十二日，唐肃宗在灵武登位。757年正月，安西、北庭和拔汗那、大食等征调的军队抵达凉州、鄯州，二月更到达凤翔，和陇右、河西军队会合，接受唐朝的整编。唐朝集合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和回鹘、大食的军队15万人，在757年夺回长安和洛阳。758年五月，肃宗在长安召见两国使臣时，回鹘使多乙亥阿波等80人、黑衣大食酋长闹文等6人，到阁门时争长，最后经通事舍人调解，分左右两队由东西两门同时进入宫城。参加唐军克复洛阳的大食军队，人数不多，大约不过数百。唐代《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景教僧伊斯也在肃宗时，由巴尔克远赴灵武，投奔郭子仪麾下。大食军队或者也由吐火罗开赴灵武。这些阿拉伯人自以也门人为主。10世纪中叶的波斯人阿卜杜勒·米撒尔曾游历中国。在他的《游记》中有一处叫喀力伯国（Kalib），国境须经一月行程才能通过，有也门人的居留地，都是当年也门王（Tobba）大军出征中国时的遗民，使用希米雅尔字。又据曼苏地的叙述，图伯特国（吐蕃）的人口多半是希米雅尔人，间或也有也门人（陀拔）的后裔。曼苏地的图伯特是指吐蕃占领下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和米撒尔的喀力伯国，大致都是甘州回鹘的辖境。在张掖、酒泉一带，确有757年助唐讨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军队的后裔侨居。
贞元中（785—805），大食又成为吐蕃的劲敌。801年春，吐蕃军在鹿险山被韦皋部将杜毗罗击败，于是吐蕃大酋以及康国、黑衣大食等军只得投降，共有两万名之多。吐蕃军中的康国和大食士兵，可能是吐蕃在中亚细亚掳掠来的。但自此以后，黑衣大食竟无使者来华，足以表示两国的邦交确已有了新的变化。
阿拉伯对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两国的经济往来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8世纪以来，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分别依靠陆道和水路，维系着频繁的往来，一方面依靠西北陆道，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借重交广水道。
陆上队商不绝于道，往返于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商人，相当一部分是波斯人。波斯末王伊嗣俟的后代泥涅斯客死长安后，从开元十年到天宝六载（722—747）的26年中，波斯使者到访共有10次之多。750年的一次，波斯使者又献火毛绣舞筵、无孔真珠。这些使者多半便是奔波于丝路的波斯“商胡”。他们随身携带价值奇昂的珠宝和香药，成群结队来到甘陕一带，甚至深入四川、东下长江。
唐三彩中有很多随葬用的胡俑，这些胡俑大多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折领衣，或抱西域乐器，或牵引驼马，刻画出他们风尘仆仆奔波于沙漠、山岭和丘陵之间，为中国和阿拉伯经济的繁荣而辛劳跋涉。内沙布尔和德黑兰附近的赖依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越窑系青瓷和唐长沙窑彩绘盘，以及萨迈拉成批出土的唐瓷残片，为这些阿拉伯、波斯商人当年陆上运输的繁忙景象留下了遗物。西安附近唐墓也发现了波斯萨珊王朝库斯老二世（590—627）银币，以及阿拉伯金币。新疆更发现了7世纪时窖藏的波斯、阿拉伯银币947枚，金条13根。吐鲁番阿斯塔那以北、哈拉和卓以西的中唐时期墓葬，死者口中所含的钱币，波斯萨珊银币较多，也有拜占庭金币或它的仿制品（阿拉伯哈里发仿制），这些都是当年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带到中国来的通货。
阿拉伯和波斯的海外贸易商也通过海道，越来越多地从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广州。这些来华的波斯船大都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将这些进入沿海各港的外国商船，称为市舶或互市舶，有南海舶、波斯舶、昆仑舶、婆罗门舶、师子国舶，波斯舶代表了阿拉伯商船，出入交、广的极多。748年冬，鉴真到广州，见到珠江中停泊的婆罗门（印度）、波斯、昆仑（马来半岛克楞族国家）等舶，不知其数。阿曼、西拉夫都在巴士拉总督统治之下，波斯舶就包括了从这些港口东航的阿曼船、西拉夫船和巴士拉船。唐代中国南方习惯称波斯人为“舶主”，元稹《送客游岭南》诗自注：“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这个称呼的由来，除了来到交州、广州的外国船大多属波斯人所有，还有另外一重含义：当时航行印度洋的华船也有用波斯人为船长的，如克尔曼人阿伯拉罕（‘Abharah）就是由中国船的海员升任船长的
。
这些波斯舶遵循着中国帆船西航的路程，来到中国沿海各港。伊本·郭大贝（Ibn Khordādhbah，830—912）在《省道志》中记述了犹太商人从波斯湾海道到中国和新罗的实际航程，比贾耽记录中国帆船航线晚半个世纪，书中列举的中国海港共有四处，自南而北有比景（al-wakin，或译北景，在越南半岛灵江口的匕景），广府（Khanfu，广州），越府（Djanfu，明州），江都（Kanfu，扬州）
。伊本·郭大贝说从交州航海，四日可到广州。越州距离广州有八日之遥，是中都督府治所，所以有越府之称。越州的海港是甬江和余姚江汇合处的明州，著名的青瓷便由这里输往海外。从明州到扬州六日可到。到中国经商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多在交州或广州登岸，或北上扬州。扬州是南北、东西水运枢纽，外国商人溯江而上，可以深入四川。出长江口可到日本，扬州高僧鉴真多次东渡，从这里启航。波斯、大食商人侨居中国最多的是广州和扬州，这是由于唐代和波斯湾海上交通盛况空前，广州、扬州才成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和商业中心。扬州在受田神功的掠夺之后，阿拉伯和波斯商胡死者也有几千人之多。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在758年时势力大到可以袭击广州城，焚烧仓库、庐舍后，又乘舶离境。到879年黄巢攻占广州时，伊斯兰教徒和祆教徒、景教徒、犹太教徒丧生的达12万人，其中自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为最多。广州外贸既盛，于是唐朝在广州派驻宦官，专门管理，称市舶使。据《册府元龟》卷五四六和《旧唐书》卷八，714年十二月，已有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奉迎唐玄宗，和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巧，从岭南进献，被殿中侍御史、专门监察岭南选任官的柳泽弹劾。716年，更有胡人诱引玄宗派人往海南各地采购珠翠奇宝，“因言市舶之利”，竭力怂恿唐朝扩大对外贸易。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唐中央政府在财物采办方面仰赖外货程度的增加，市舶使的地位竟提高到可以和岭南节度使相并立，合称二使。市舶使所管，“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柳宗元文集》卷二六，《岭南节度使飨军记》）。市舶使又称押蕃舶使，或简称监舶使。曾经由阿曼启航亲访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Sulaimān al-Tājir），在851年写成的《中印游记》（
Akhbār as-Sīn wa'l-Hind
）中如实地描写了广州市容。他说，市内房屋，大半都以木材、竹席搭成，所以火灾时起。市舶使负责对进口外货的保管、征购和抽税。外船抵境后，货物都交中国官吏保管，约经六月，待季风期船只入境完毕后，由政府官吏抽取30%的关税，再将货物交还原主发售。政府可以高价优先选购珍货，发送京都。“南海市舶利不赀”，已是8、9世纪以来广州对外贸易蒸蒸日上的真实写照。甚至有人从陆道自撒马尔罕一路来到广州，以贩运麝香为生，由此可知撒马尔罕商人足迹之广和广州国际贸易的盛况。
外国船运到广州的都是南海和印度洋各地盛产的香药（乳香、苏木、龙脑、胡椒、沉香等）、犀牙、玳瑁、珍珠、珊瑚、琥珀、棉布以及各种玻璃制品。运出的货物以丝绸、陶瓷、铜、铁、麝香、大黄为主，甚至还有纸张、葛布和琉璃珠。这些货物除了由云集广州的各国商船装载以外，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国海外贸易船运去的。
远航印度和波斯湾的中国船，据苏莱曼的记述，都是用铁钉铆牢、船板非常坚厚的大船。阿拉伯人盛赞中国海船既大又坚固，和仅用椰索穿拴固定、船板较薄的阿拉伯双桅船不同，这些海船以制作坚固、货位充裕、抗风力强、航行安全著称于南海、印度洋和日本海各地。苏莱曼用亲身经历证实了中国帆船容积的巨大，他说航行波斯湾的“大部分中国船都是在西拉夫装货启程的，阿曼和巴士拉等口岸的货物都事先运到西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上”。这是因为波斯湾内海水较浅，不便于中国大帆船航行。特别是进入波斯湾后，最后到的一处地方叫陀尔达（Durdur），位于两山之间，航道狭窄，只有小海船才能通过，体积庞大的中国帆船便不宜出入。中国帆船由于运量巨大，所纳的过境税十分可观。苏莱曼打过一个比喻，在南印度的故临（Kulam），一艘中国船要纳的税是1000个迪尔汉（银币），其他各种船只，只须缴纳1至10个第纳尔（金币）。阿拉伯钱币，22个迪尔汉才等于1个第纳尔，中国帆船所纳过境税竟是其他各国船只的4.6倍到46倍，华船所载丝绸、陶瓷、铁器、药物等的价值于此可见。
这些形体巨大的中国帆船，通常是载重五六百吨、可容六七百人、长达20丈的海舶，或称苍舶。吕忱《字林》解释：“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大者受万斛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〇）。中国船在8、9世纪时已是朝鲜半岛和南海各地商人经常搭乘的船只。
唐代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极多，其中包括许多波斯人、阿曼人。这些阿拉伯和波斯侨民大都集中在广州和长安两地，其次则扬州、洪州、张掖都有波斯客商来往和定居。在历史上有名的波斯侨民，有安附国、阿罗憾、李元谅、石处温及李珣弟妹。最著名的波斯侨民当推李珣弟妹三人。李珣，字德润，先祖波斯国人，随唐僖宗入蜀，世代居住蜀中（四川梓州）。从小勤谈，列入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著有《琼瑶集》，存诗3首，见《全唐诗》卷七六○、卷八九六，又词54首。李珣精通医学，著有《海药本草》六卷，已散佚。李珣弟李玹，字廷仪，以卖香药为业，善弈棋，好摄养，曾专心研习金丹，精通炼丹术和医药。一生精力都花在炼制金丹上，以致晚年家无余财，仅留道书药囊而已。妹李舜弦，也是梓州人，前蜀王衍纳为昭仪，存诗3首，见《全唐诗》卷七九七。
阿拉伯人中更有以进士登科的，如大食国人李彦昇。847年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将李彦昇荐举于京师，唐宣宗准礼部主考。李彦昇在848年以进士名显。卢钧曾任岭南节度使，他荐举的李彦昇当是长期侨居广州完全华化的阿拉伯人。
晚唐时，阿拉伯人、波斯人侨居中国的，常参加科举，中榜的不乏其人。钱易《南部新书》说：“大中（847—859）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