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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各国，包括昭武九姓国、拔汗那和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罗、谢
（漕矩吒）、帆延（梵衍那），7世纪中叶后都属唐朝的羁縻府州。阿姆河以北以康国为大，阿姆河以南以吐火罗为首。这些地方在唐前期是唐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双方使节来往，关系密切，贸易上的联系尤其频繁。8世纪中叶大食入侵中亚以后，中亚各国和唐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仍未停息，各国中相当一部分贵族都倾向于和唐保持原来的宗藩关系。直到怛罗斯战役后，唐才发现中亚局势的不稳，但吐蕃的进逼对唐威胁更大，使唐对大食采取友善的睦邻政策，承认了大食在中亚的兼并。不过此后，直到772年十二月，康国、石国、曹国、安国、火寻、米国仍和唐维持着朝贡关系。
中亚各国和安西都护府最近的是拔汗那和史国。739年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Arslan targan）助唐平定突骑施吐火仙的叛乱，受唐封为奉化王。744年更改国号为宁远，玄宗李隆基以外家姓赐王为窦氏，又以宗室女为和义公主下嫁。754年拔汗那王忠节派王子窦薛裕到长安，请留宿卫，学习中华礼仪，755年授以左武卫员外将军的勋职。唐的政治和礼仪制度对拔汗那有一定影响。史国，或称佉沙、羯霜那，又可称柘羯。史国国王在唐平定突骑施苏禄可汗的战役中有功，740年三月，唐加史国国王斯谨鞮（al-Iskand）特进，天宝中又改称为来威国。来威和宁远一样都是唐朝册封的国号，是唐在中亚细亚重要的属邦。
来威之名和史国人以勇健善战著称有关。史国王斯谨鞮，在《册府元龟》卷九六四中被称为柘羯王斯谨鞮。柘羯一名，《新唐书·安国传》卷二二一下说，安国有“大城四十，小堡千余，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柘羯又译作赭羯，《大唐西域记》卷一飒秣建国，“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姓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柘羯或赭羯，是波斯语tchakar的同名异译，在粟特地区训作卫士
。柘羯都是志愿招募选拔的职业军人，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作战勇武，在粟特地区声誉卓著。突厥颉利可汗曾招募柘羯，630年颉利可汗为唐所败，部众或投奔薛延陀或走西域，余众十余万人归降唐朝，只有柘羯军仍未归属。
粟特卫士的存在对唐朝实行募兵制有直接的影响。据《旧唐书·封常清传》卷一○四，755年十二月，安禄山起兵反唐，渡过黄河，攻陷陈留，先锋到达葵园，封常清以骁骑和柘羯迎战。杀安禄山军数十百人，但未能阻止叛军前进，只得退入洛阳上东门。可见柘羯军参加唐军已是史有明文。招募柘羯军，对依赖府兵制，普遍实行征调士兵的唐朝，是一种可以补充兵源的措施。唐初李世民发动侵略高句丽的战争，武则天时对吐蕃、契丹、西突厥的战争都曾临时招募士兵从征。唐中叶，均田制逐渐破坏，农民逃亡，府兵制随之崩溃，723年玄宗采用张说建议，一次招募12万宿卫之士，称“长从宿卫”，后来改称“
骑”。737年更明令规定各军镇都以丁壮充健儿长住边军，全面推行募兵制。
在唐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来自中亚的柘羯军更是仅次于回鹘精骑的主力军之一。756年唐决定征调安西、北庭和拔汗那、大食等国军队，平定安史之乱。757年二月，西域军队经由凉州、鄯州到达凤翔，和陇右、河西军会合，肃宗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发兵东讨安史叛军。杜甫《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有“花门腾绝漠，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连子女号。家家卖钗钏，只待献春醪”。花门指回鹘
，柘羯则是西域军队的中坚，粟特卫士，其中尤多史国勇士。这些柘羯军和拔汗那、于阗兵都归镇西（安西）节度使统领，在平定安史之乱，克复长安、洛阳之役屡建功勋。762年唐军第二次克复洛阳，回鹘首先入城抢掠，继之者是拔汗那和柘羯军。戎昱《苦哉行》有“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铤。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匈奴”喻回鹘，“长鼻黄发拳”指的是中亚各族的军队。此外，在758年参加平定安史之乱，和西域九国同时发兵的还有吐火罗军队，被编入朔方行营。安西、朔方节度使的军队中都有中亚各族的骑兵。
唐代中亚各族移居内地的很多，对于宣扬中亚文化，印度、波斯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是极其有利的因素。这些侨民大致分属五种类型：一种是贵族子弟，他们或以使者身份流寓河西、关中，或者入充侍卫，久居长安；另一种为成批南移的突厥部族和粟特地区的职业军人；更多的是由于经商往返于甘、凉和长安、洛阳的商胡；还有少数来华传教的僧侣，包括佛教、祆教和摩尼教徒；最后是一些画师、乐工和舞伎。
来往使者流寓关中的，在8世纪下半叶吐蕃攻占河、陇，西域交通断绝后人数达4000，成为唐朝的一项财政负担。这些西域使者在长安无法返回，人马仗赖于鸿胪礼宾。其中有留住长安达40多年的，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归。787年李泌下令检括胡客，凡有田宅因而停止给养的有4000人。经李泌处理，大都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兵马使或押牙，其他则充士卒。从此鸿胪所供给的胡客减少到10余人，每年节省度支钱50万缗。
康国有大批移民居住各地。敦煌发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写本（有斯坦因本和伯希和本）提到有个石城镇，东去沙州1580里，是汉代鄯善国都所在的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627—649年）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康染颠）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漠，上元二年（675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斯坦因本）。汉代鄯善故城，在石城镇西二十步（伯希和本）。石城镇在罗布淖尔西南320里若羌境内，唐代属于沙州管辖
。康艳典来到鄯善，先在石城镇西240里处修筑新城，粟特语称为弩之城，以后又修筑了石城镇、蒲桃城、萨毗城，共四个新城镇。这些城镇地处南道东西交通要冲，成为康国移民区。
康国侨民人数众多，大多在唐朝充任武臣，或供职军队。颜鲁公《康金吾神道碑》说：“北方之强欤，十有二姓强哉矫。部落之雄者康，执兵柄，缅乎眇。”营州杂胡安禄山，出于北蕃，本姓康氏，妻亦姓康，到中国后，寄养于安波主，才改姓安（《全唐文》卷四五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开元、天宝之际成为边镇中实力最强的武臣。康氏在北方和西北都是大姓，移民数极可观，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参加唐军的柘羯军，他们的后裔大都留在中国。唐军部将康元宝就是康国人，叛军史思明部下康没野波当然也是康国人。至于史思明，则是史国人，但也有康国血统。
移民数量次于康国的有安国。姑臧安氏和酒泉康氏同是河西大姓。移居洛阳的安延、安神俨都是姑臧安氏的后人。唐代的安国将领有安兴贵、李抱玉、李抱真等。《新唐书·李光弼传》卷一三六记李光弼先祖本姓安，世居河西，是移住甘肃的安国人，父楷洛在武后时入朝。李光弼和安禄山同是安国后裔，安史之乱起，李光弼成中兴名将。
由于经商而移居内地的中亚商人，也以康国、安国为最多。唐代康国商人最突出的是康谦，以商胡出身，在天宝中（742—756）任安南都护，靠依附杨国忠，官至将军。肃宗时到长安任鸿胪卿，专门接待各国使节，后因女婿参加安史之乱，被告谋叛遭杀害。唐后期宰相中有毕
，先世或者也出于中亚的毕国人。毕国素称“商都”，商贾往来中国，都成巨富。塔巴里记载，706年阿拉伯将领屈底波攻陷毕国时，正当富商由中国和其他地方归国，于是出资赎回妻室，复兴故都。毕国商人行踪也遍及河西、关中，唐末孙光宪《北梦琐言》才以毕为蕃姓。
来华传教的中亚人士，有佛教僧侣法藏、僧伽、神会。中亚素盛佛教，唐代华严宗第三祖贤首大师释法藏（643—712）是康国人，法藏累代是康国丞相，祖父自康国移居中国，大约在北周、北齐之际，父康谧，唐赐左侍中，弟宝藏，中宗朝议郎行统万监。法藏自幼生长雍州，28岁在太原寺受戒，圆寂于长安大荐福寺，曾和玄奘、义净同时参与佛典的翻译。释僧伽（628—710）是何国人，“自言俗姓何氏”，30岁到中国，83岁圆寂于长安荐福寺。释神会（720—794），“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宋高僧传》卷九）。神会是圆寂于成都净众寺的石国高僧。7世纪佛教在中亚已濒于衰败之际，祆教、摩尼教正盛行于阿姆河南北，内地才是佛教弘扬的中心，中亚各国佛教僧侣移居中国，康国、何国、石国高僧东迁，是由西北边陲依附于佛学中枢，以取得唐朝统治集团庇护。
佛教之外更有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入。祆教，一称火祆教、拜火教，是粟特人信奉的主要宗教。传入内地有康国、安国、石国（翟姓）、米国、史国、何国信徒。景教和摩尼教在祆教流行中亚以后被排斥，粟特文的景教和摩尼教典籍都仅见于中亚以东的库车、吐鲁番、楼兰和敦煌。粟特人在传布这两种宗教的活动中起了相当的作用。
至于侨居内地的中亚画师、乐工、舞伎，在河西、关中也极可观。画家有来自康国、何国的。乐府伶工属籍有米国、曹国、安国、康国。舞伎以康国、石国为妙，健舞中的胡腾舞、柘枝舞出自石国，胡旋舞出自康国，玄宗时康、米、史、俱密等国都曾进献胡旋舞女。
中亚各国的侨民为数极多，在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上曾经叱咤风云，在经济生活上大显身手，在艺术领域里显赫一时。他们对唐朝的军事制度、贸易往来、财政收入、艺术风格，以至宗教信仰、生活习俗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定居中国的中亚各国人士，也深受中国文物、典章制度的感染，因而多数成了华化“蕃胡”的一部分。他们采用汉姓汉名，熟悉汉字汉文，习用唐式衣冠，沿袭唐朝礼仪，与汉族女子通婚，改变早先实行天葬和火葬的习俗，高层人士也采用汉式墓葬，使用长斜坡墓道、加上天井和过洞的砖室墓，墓内置有围屏石榻，并竖立墓志。已出土的昭武九姓墓志，康国有康大农、康磨伽、康留买兄弟、康阿达，安国有安延、安思节、安菩，曹国有曹明照，石国有石崇俊、石神福，何国有何文哲、何摩诃、何盛，米国有米继芬、米萨宝，固安南郊出土的史国人墓志有史射勿、史索岩、史诃耽、史铁棒、史道德等。
中亚各国也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仿照内地都城的城镇曾经屹立在碎叶水畔。679年九月安西都护王方翼在碎叶修筑新城，五旬而毕，改建后的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作屈曲隐伏出没之状”（《唐会要》卷七三，《册府元龟》卷四一○）。张说《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更说：“公城碎叶，街廓回互，夷夏纵观，莫究端倪。”由于新城筑成四面十二门的方形围城，城内街坊规划成曲折迂回的形状，完全仿照长安城的建制，和突厥城镇迥然不同，引起居住在中亚的汉人和各国人士的注意，被来往此地的各民族哄传一时。新城正是1954年科兹拉索夫在托克玛克西南8千米发掘的阿克·贝希姆废址东西二城中的西城。西城城垣共长2200米，略短于东城的3970米。玄奘在630年路过时看到“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的碎叶东城。西城虽兴起于5世纪，大约在突厥战胜柔然的战争中被毁，后经王方翼修筑，成为一座中国式的城市。这时的碎叶城拥有风格不同的东西二城，正处于它的全盛时期。
碎叶西行600里有怛罗斯城，也是塔拉斯河畔的商业中心。向南十多里有小孤城，玄奘曾亲见这里有300余户中国人，是被突厥掠去的汉人自己鸠集的居处。这些移居中亚的汉人，在7世纪上半叶，尽管服式已经突厥化，而语言生活习惯仍保持着中原的风尚。
中国绘画在何国也可见到。何国都城卡塞尼亚在撒马尔罕的西北，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受到国王的崇敬。中华古帝大约是中国画风的帝王图像，也许是按照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600—673）《列帝图》中自汉文帝以至隋炀帝等十三帝王像临摹而成。
至于中国的丝绸，在粟特地区更是名贵的装束。粟特，玄奘译作窣利。当地居民虽服毡褐，但“齐发露顶，或总剪剃，缯彩络额”，飒秣建国（撒马尔罕）更是“异方宝货，多聚此国”，中国缯彩便是大宗货物，受到普遍的赞赏。粟特地区织造的锦缎同样在中国西部地区畅销。安国的撒旦那（Zandena）村以波斯锦的织法和图样生产的优质锦缎，称作Zadaniji，流行亚欧各地。1959年谢菲德（D.G.Shepherd）和亨宁（W.B.Henning）解读了比利时Huy圣母礼拜堂收藏的联珠对羊纹锦背面的粟特文题记，始知“撒旦拉奇”之名。吐鲁番阿斯塔那325号墓出土661年的猪头纹锦，就是这类粟特锦。直到元代，为织造这种译作“撒答剌欺”锦，还在工部属下专门设置提举司加以督造。1982—1985年间，在青海都兰县热水乡吐蕃墓地亦有成批出土。这种锦在织法上与唐锦的夹经用S拈不同，采用Z拈，配色对比强烈，常用紫红作底色，图案不如中国锦豪放，而流于刻板
。
开元、天宝之际，怀仁可汗在乌德鞬山（蒙古杭爱山之北山）和温昆河之间建立牙帐，统治回鹘汗国。回鹘政权受唐册封，在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方面都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回鹘和中原的经济往来非常密切，“绢马贸易”成了双方经济联系的标志，回鹘经常以大批马匹换取唐的丝绢和茶叶。这种“绢马贸易”由于回鹘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而成为回鹘从唐取得的酬劳。安史之乱起，唐肃宗借回鹘骑兵平乱，757年回鹘精骑四千收复长安、洛阳二京，洛阳收复后，回鹘纵兵劫掠，洛阳人集罗锦万匹奉送。肃宗和回鹘统帅叶护约定每年送绢两万匹，又立马市。762年唐代宗又借回鹘兵平定史朝义，约定唐每年向回鹘收买数万匹至10万匹马，每马付绢40匹，病弱马照数付价。780年（德宗建中元年），唐积欠马价绢达108万匹。后来马价又一度上升为50匹绢（《白氏长庆集》卷四〇，《与可汗书》）。唐为“绢马贸易”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赤字，807年才偿还掉历年积欠。次年，回鹘又运来许多病弱马匹，直到842年回鹘亡国时，唐才将债务偿清。
回鹘从绢马贸易中获得数量巨大的丝绢，以之贩运中亚和西亚。回鹘将大批绢匹输入中亚。8世纪中叶以后，丝路的东段绕道回鹘汗国，通过庭州（吉木萨尔）、弓月城（伊宁市东北）和碎叶，与中亚细亚进行频繁的商业往来。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中，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安西四镇相继陷入吐蕃手中，回鹘人成为葱岭以东丝绢贸易最大的中介商。回鹘人和粟特商人来往于庭州、弓月和碎叶之间的天山北道，每年都有成百万、上千万匹缯帛向西运出。1966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高昌县上安西都护牒》
，发现在出土673年墓志的墓葬中，记述一个胡人曹禄山（曹国人）向西州长史控告“京师汉”李绍谨在弓月城一次提取275匹绢去龟兹，而货物一直未到。弓月城在天山北路已是一个仅次于庭州、碎叶的绢匹集散中心。碎叶在648年设镇以后，到719年十姓可汗居碎叶，撤销碎叶镇，始终是唐朝在西部边疆最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商业都市，直到748年王正见出兵碎叶才见“邑居零落”。回鹘人和粟特人在中国和阿拉伯之间起了转运商的作用。回鹘不但将大批丝绢从蒙古草原西运中亚细亚，而且将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琉璃器、安息香、鸡舌香等香药运往中原，这些物品都非回鹘所产，大都来自西亚。粟特人在回鹘境内经商的很多，经常由回鹘进入长安。《新唐书·回鹘传》说：“代宗之世，九姓胡（粟特商人）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在留居长安的两千名回鹘人中，相当一部分是“所辅以强者群胡耳”的中亚细亚各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