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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是世界上较早制造玻璃的国家。1972年河南洛阳庄淳沟西周早期墓中发现一枚穿孔白色料珠，接着在1975年陕西宝鸡茹家庄
伯墓中出土了上千件西周早中期的玻璃管、玻璃珠。经过科学鉴定，这批玻璃管珠含硅量有高达40%的，成分中并有中国玻璃传统制造常有的铅和钡，属于铅钡玻璃
，与埃及古玻璃的钠钙系统完全不同。
最早的玻璃，大约被称为“夜光”。自公元前5世纪出现夜光璧起，夜光璧便是楚国的国宝，这种夜光璧多半是玻璃璧。“夜光”一名也兼有音义，一则以指玻璃光泽，一则以译梵语Jargon，此词原称“有色宝石”，后来则专指黄色宝石锆（zircon），俗名风信子石。“夜光璧”的名称始用于战国晚期，而实物的出现至少要早两个世纪。湖南韶山东周中期墓、长沙楚墓、广州西汉初期和中期墓中都见有玻璃璧，这就是古代的夜光璧。玻璃璧在长沙、衡阳、常德和浏阳楚墓中，是常见之物。长沙和广州出土的玻璃器更有碗、环、印章和串珠，上起战国，下迄汉代。韶山灌区则有玻璃剑首、剑珥、珠饰。这些出土物表明南方沿海地区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在上千年中一直是中国玻璃工业的重要基地。汉代始用琉璃一名，琉璃初作流离，具有夜光，“方椎夜光之流离”（扬雄：《羽猎赋》），这是个土生土长的名词，以此替代原先借自印度的夜光。
古代输入中国的外国玻璃制品来自伊朗、叙利亚、印度、埃及，埃及玻璃运往中国，不论陆路或海路，都必经印度，因此中国最初知道外国玻璃，都说成是印度的。《西京杂记》卷二追记汉武帝时身毒国进赠白光玻璃鞍，在暗室中能光照十多丈。《三辅黄图》记述的一则故事说，汉武帝将千涂国（犍陀罗）的礼品玉晶盘赐给董偃，这种玉晶“与冰相洁”，结果“拂玉盘坠，冰玉俱碎”。玉晶盘因为洁白透明被称为冰，而且易碎，确是只有埃及才能制造的珍品白玻璃盘。罗马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成为玻璃制造中心，那里制造的玻璃，有半透明红、白色，类似萤石、蓝宝石或风信子石的，有似黑曜石的黑玻璃杯、碗。透明玻璃有蓝、绿、黄、紫、棕红等色，而以像石英般纯白的玻璃最为尊贵
。被称为玉晶盘的，便是亚历山大里亚玻璃工匠的杰作。
印度洋季风贸易盛行的三个世纪中，运入中国的埃及玻璃制品也不断增多。20世纪初，河南出土的古玻璃，经过光谱分析，其中确有2世纪到4世纪的埃及制品
。洛阳也曾发现亚历山大里亚制造的玻璃珠
，并且有一件埃及的玻璃瓶，上面刻有代表雅典娜头像的奖牌形装饰图样，制作十分精巧，原件已归加拿大多伦多的安大略博物馆
。塔克西拉和帕格曼遗址曾出土大批罗马玻璃珠和玻璃器，这为埃及玻璃由五河流域进入中国北方列出了路标。帕格曼出土的罗马玻璃品，分属公元1世纪末到3世纪初的150年，显示了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这里是向中国运进埃及玻璃的贸易前哨。辽宁北票北燕权贵冯素弗（383—415）墓在1965年曾出土五件罕见的透明玻璃器，各器呈淡绿色或深绿色，有侈口凹底杯、圜底小钵、残高足器，造型都与我国传统产品不同，尤其是一件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的鸭形水注，更和帕格曼出土由埃及制造的海豚形玻璃水注（长20.2厘米）相像
。河北定县塔基北魏太和五年（481）石函中也发现西方玻璃器，这些都是由柔然传入北燕的罗马玻璃器。埃及玻璃向北最远到了辽东的大凌河流域。
中国南方也很早便输入埃及玻璃了。目前已经光谱分析的埃及玻璃残片，是1980年江苏邗江甘泉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三件平底钵、盆之类的残片。玻璃片系紫黑色和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有线形和波纹交织花纹，似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玻璃溶液搅拌。残片外壁有模印的辐射形凸棱，采用模铸法制作。玻璃片经定性分析，紫色部分含有大量硅、钙、钠和相当数量的铝、铁、镁、锰，白色部分含量和紫色相仿，两种颜色都无铅、钡
。这一数据和罗马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各色玻璃含硅量在60%以上，并有大量的钠、钙相仿
[2]
。甘泉二号墓的墓主，据发掘者推断，可能是死于公元67年的广陵王刘荆。墓中玻璃为证明东汉时代埃及玻璃成批流入中国，提供了实物。广西汉墓出土钾玻璃，经化验，具有氧化镁含量低的特点。1987年广西合浦县文昌塔西汉墓出土玻璃杯，经EDAX分析，含氧化硅79.69%，氧化钾16.22%，属于K
2
O-SiO
2
玻璃系统。1955年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玻璃盘，经化验，含氧化硅77.7%，氧化钾16.8%，属于K
2
O-SiO
2
玻璃。不论K
2
O-SiO
2
系统或K
2
O-CaO-SiO
2
系统玻璃，氧化镁只占0.01%，与西方钾玻璃含氧化镁3%—9%不同。意味着汉墓出土钾玻璃采用与西方不同的原料，而与泰国、印度出土钾玻璃相近
。
两晋南北朝埃及玻璃仍不断从陆上运入西北，由海上输往交广沿海。3世纪末的《广志》列举的琉璃产地有“黄支、斯调、大秦、日（扶）南诸国”（《艺文类聚》卷八四），其实只是埃及玻璃从印度洋东运，沿途销售的国家。考古发掘者已经沿着这条由西而东的玻璃路，在南阿拉伯的凯尼（皮尔·阿里村西南3.5千米）、南印度东岸的阿里卡曼陀（本地治里以南3千米）、马来半岛的柔佛河、柬埔寨龙川的奥-埃育村，见到不少久已埋在地下的罗马玻璃。南京象山东晋豪门王氏七号墓在1970年也发现两件直桶形白色透明玻璃杯，一整一残，完整的一件，杯壁厚0.5—0.7厘米，白中呈黄绿色，口外刻有一周线纹和花瓣，腹部更有七个椭圆纹饰，底部也有长形花瓣。这件玻璃杯白色中隐现的黄绿色，是由于烧制时杂有黄砂所致，或者是铁质被氧化锰所中和而起，这是古代埃尔·阿玛那制造玻璃时大量使用石英砾的结果 [3] 。这件圆圈纹玻璃杯应该是直接从拜占庭运来的。
埃及玻璃制品流入中国，大致从公元前2世纪便已开始，一直继续到公元5、6世纪，仍未中断。个别地，可能早在公元前6世纪，已有精制的埃及玻璃珠流入长沙了。长沙烈士公园在1958年发现的三号木椁楚墓，出土了通体深蓝饰有白色圆圈纹和深黄十字形纹的玻璃珠，和长沙楚墓中常见的玻璃珠不同，具有西方玻璃珠的特征。在各种进口的玻璃器和玻璃珠中，特别受到推崇的是埃及的白色透明玻璃，自汉以来，便有玉晶、水精的雅称。这些享有世界声誉的埃及玻璃，以其装饰和日用的性能，激励了中国玻璃的生产，成为中国自制玻璃的楷模。
在埃及玻璃品成批输入的同时，还有它先进的制造工艺，也为中国南方沿海的玻璃工业所吸收。著名炼丹家葛洪（290—370）在《抱朴子·内篇》卷二论仙中首先提到仿造埃及玻璃碗，“外国作水晶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以作之者”。水晶椀就是透明玻璃碗。从225年交州始分为交、广二州开始，便有仿制外国水晶碗的工场了。交、广和埃及往来频繁，因此很快便知道埃及玻璃之所以精巧，首先取决于五种成分的配制。派霍德的《埃及玻璃工业》对十二朝以来埃及玻璃的化学分析，纽曼和柯蒂伽在《古代玻璃》中对埃及玻璃选样的鉴定结果，表明硅土、苏打、石灰、镁和氧化铝是埃及玻璃的主要原料。埃及玻璃碗由于它的耐高温性能，比中国玻璃碗更能适应骤冷骤热的要求，因而具有更多的实用价值。广州的玻璃工业吸取了先进的埃及工艺，按照埃及玻璃的配方，制造出本国生产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以及其他日用器皿。这种仿制的成功，看来并非限于在工艺上摆脱铅钡玻璃的传统，趋向于钠钙玻璃和含硅量的增大，而是在器物的形制、种类、装饰图样上，也都开始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改革，从而使南方的玻璃制造业超过了黄河流域的传统琉璃制造业。可惜水晶玻璃的制造技术在4世纪以后因销路不广而失传，直到18世纪乾隆年间再由欧洲传教士传入宫廷。
公元3、4世纪时按照埃及配方制造透明玻璃的成功，使得仅从化学成分和器物风格，仍难以断定国内与国外产品的绝对界限。而埃及为了扩大对华销售，可能也曾根据中国人的需要，制作中国玻璃饰物的仿制品，《魏略》和《后汉书》都说罗马物产中有中国特有的佩饰夜光璧，便是一个例证。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玻璃制造技术方面，中国和埃及实有不解之缘。《魏书·大月氏传》（《北史》卷九七同）说：“世祖（424—452）时，其国人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里的“中国”犹称“中原”，仅指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段材料，在国外一直被当作玻璃由亚历山大里亚传入中国的证明 [4] 。其实是由于北方直到5世纪尚未有过五色玻璃的制作，这种五色玻璃至少是半透明的，多种色彩的，一旦试制成功，投入生产，于是原来在北方所能见到的单色或间色玻璃，便不稀奇了。但北方的这些生产工艺不久便告中断，制造技术随之失传，到6世纪下半叶，何稠模仿古法制作绿瓷，已被叹为观止。到了唐朝，正如颜师古所说，中国自制琉璃一变而为“皆硝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因而怀疑“实非真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