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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创立在公元前6世纪。创立不久，信息就已传到中国。在公元前6世纪末佛陀在世时写成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灵山，是巫咸、巫即等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的地方。灵山在印度摩揭陀国都王舍城东北灵鹫峰，位比哈尔西南。“十巫”是中国南方楚国人最早记下的佛陀十大弟子。巫咸是佛陀大弟子阿难的译名，巫即是目犍连，最后一个弟子罗
罗，是佛陀的亲生儿子，也是十大弟子之一。后来《海外西经》将灵山改称巫咸国
。由于五河流域居民和新疆于阗之间往来频繁，公元前1世纪，佛教便由克什米尔传入于阗。在此以前佛教徒已经到过咸阳，《佛祖统纪》卷三五据朱士行《经录》和《白马寺记》，提到公元前242年，有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人携带梵本经籍到咸阳
，但并未在中国得到传播。据藏文《于阗国授记》，克什米尔毗卢折那（Vairotchana）阿罗汉到于阗传扬小乘佛教，是在于阗建国（公元前250年前后）以后165年登位的尉迟胜（Vijayasambhava）统治的第五年，相当于公元前80年。6世纪初到过于阗的惠生记有于阗国传入佛教故事，于阗原来不信佛法，有印度商人带来比丘毗卢旃，毗卢旃请佛显灵，于是于阗王在城南杏树下立寺画像供奉。玄奘也记下同样传说，称王城南十余里的大伽蓝是于阗先王为毗卢折那阿罗汉所建，《魏书·西域传》认为于阗城南五十里的赞摩寺就是比丘卢旃最初传布佛教的处所。斯坦因在尼雅废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面用梵文雅语书写一段一段的佛经，这些木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于阗不久，梵本经典就已利用中国特有的书写材料加以传抄，但尚未经翻译。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卷三〇，裴松之注引《魏略》）。当时大月氏在丘就却统治之下，领土包括罽宾，罽宾佛教极其昌盛，伊存当即丘就却派遣的佛教信使。汉代上层统治集团既重视传习佛教经典，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时才有楚王英崇奉浮屠（佛陀），洁斋赎罪，并盛宴供养沙门（Çramana）和伊蒲塞（Upasaka，居士）。于是明帝夜梦顶有白光的金人，通人傅毅附会印度佛像，明帝便派蔡愔、秦景等18人到大月氏，得佛画像和佛典，在公元68年，和中天竺沙门摄摩腾（Kasyapa Matanga）、竺法兰（Dharmaratna）一同返归洛阳，建立白马寺。摄摩腾曾译《四十二章经》，藏十四石函中，于是起立塔寺。竺法兰又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和《四十二章》等五部。桓帝延熹（公元158—166）年间在宫中崇祀浮屠，和黄老并重。佛教既受提倡，佛典的翻译便格外需要，西域各国印度、月氏、安息、康居高僧相继东访，在洛阳和汉族沙门、清信士合作，从事梵典的转译，自汉开始，迄于唐宋，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翻译事业。
印度佛教徒在东汉时陆续来华，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印度沙门竺佛朔带《道行经》到洛阳，译经两部。东汉末年，印度维祗难、竺律炎、竺大力、昙果、昙柯迦罗等到洛阳译经。竺大力、昙果曾和康孟祥合作翻译。
大月氏佛教极盛，迦腻色迦王更是佛教的保护和发扬者，先有伊存来华传经，东汉光和、中平间（公元178—189），有支娄迦谶（Lokak-sema）到洛阳游说，译经14部（一说23部）。支谶之后有支曜、支亮，都是在桓帝、灵帝时来华译经的月氏人。在223年到253年间译出很多佛典的支谦，从小在中国生长，祖父法度曾和本国人数百名移住中国。
安息人在桓、灵二帝时来华译经的有安清、安玄。安清字世高，是安息国王科斯老（Chosroes，公元106—130）之子，嗣位后让国于叔父沃拉加色斯二世（Volagases Ⅱ，公元131—147），遍历各国，博通经藏。在公元148年到洛阳，通习汉文，20多年所译佛经数百万言，多至95部，现存54部。他精通汉语，到豫章、丹阳、会稽、广州等地宣传过教义，讲解佛典得人信服，传译梵典，不需转解，“义理明析，文字允止”，是汉代最成功的佛典翻译家。他死于灵帝中平（公元184—189）年间，他的翻译遍及大小乘诸经典，南朝道安等为之注释，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推动了以后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安玄，是安息国优婆塞，灵帝末年到洛阳贩货，官至骑都尉，学汉文后，和临淮人严佛调合作译经两部。
康居人在灵帝、献帝时到洛阳译经的有康巨、康孟祥，以“康”为姓。《内典录》都说是中天竺沙门，当是移居中印度的康居人。康巨在公元187年译经一部，康孟祥在194年到199年间译经六部。康居的佛僧还精通中国经典。汉末移居吴兴的昙谛，姓康，祖先是康居人，晚年在苏州虎丘寺讲《礼记》、《周易》、《春秋》各7遍，《法华》、《大品》、《维摩》各15遍，后来回到吴兴山居20年，元嘉末（公元152），60多岁时圆寂。
东汉末，中国的学者也开始从事佛学研究。献帝时，儒者牟融从中原避乱，来到交趾，传习佛典，被人非难，写成《理惑论》37篇，是中国第一部佛学论著，成为魏晋南北朝佛教风靡全国，佛教论说进入高潮时期的先导。
佛教传入后，首先在艺术形象上表现出来。早期的佛像、佛画过去极少发现，据近年研究和考古发掘，在和田城南买力克阿瓦提遗址，曾见到埋藏年代不晚于西汉末年的窖藏西汉五铢钱45千克。在1979年试掘中，发现佛寺遗址，出土范制白石膏质嵌在墙壁上的小立佛像一躯，残高10.7厘米，红陶范制残坐佛像一躯，石膏质小佛头一个，红陶质残佛手指一排三指，原系一大佛像的手指，另有各种花纹的佛身残块
。这些小型原始佛像，是我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遗物。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东汉末期墓葬中，发现两块白地蓝色蜡缬棉布，其中一块画有半身裸体菩萨像，手持花束，头后有项光。同一时期在内蒙和林格尔壁画墓中，有一幅残缺的“仙人骑白象”图，骑者头部残泐，身穿红衣，另有傍题“猞猁”的图像，墓属东汉桓、灵之时。佛教图像还见于石刻和陶刻。四川乐山麻濠东汉崖墓后室门额有浅浮雕刻出的一尊坐佛像，头带项光，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乐山柿子湾另一座东汉墓两个后室门额也有类似雕像。抗战时期四川彭山崖墓出土陶座，刻有一佛二菩萨，中间是释迦像，左右是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像。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除东西二面各刻东王公、西王母外，南北二面顶端各刻带项光的佛像，头有束带，衣裙下端作垂障形状，着裤，形如着普通衣服的童子，而作手印的人，也非佛像，而是东王公、西王母，这些都显示出画家对佛教艺术，只凭自己的见闻加以揣摩，是佛教初入中国内地、佛教艺术还在萌芽状态的作品
。
明帝时蔡愔到大月氏，迎佛画归国，佛像始有蓝本，明帝曾命画工照样画出几帧，藏于南宫清凉台和显节寿陵。白马寺建成后，有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于是佛教艺术开始按图索骥，临摹印度原本。但各地画工见闻不广，早期佛教艺术仍多半只得凭想象创作。山东滕县出土一块东汉画像石残块，有前后相随两个六牙象的图像，但图上只显出右半侧三牙。象上有人骑坐，但已残缺。六牙象是佛教传说，画像因此被推测为东汉章帝（公元76—88）前后的佛教史迹
。
在东汉桓、灵时期，西自新疆，东至山东滕县、沂南，北达内蒙和林格尔，南至四川彭山、乐山，佛教图像都有传播，但最初还和中国本地的各种信仰，如道教、神仙思想等交糅在一起。而且佛教艺术一经传入，便有本地化的倾向，在黄河流域，这种倾向远比和田等新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要强烈。新疆境内发现的范制模压佛像，可能直接影响到成都扬子山汉墓发现的模压彩绘画像砖的制作。
佛典的翻译和佛教的传播，使得汉语里出现了很多有关佛教的借词，特别是譬喻文艺和传说故事，对中国的文学和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汉时期翻译的佛典譬喻文艺，首推著名的诗总集《法句经》
，后来天竺僧维祗难将《法句经》的梵本送到武昌，译出两卷。此书《历代三宝记》误传为安世高译。安世高曾译过《鳖喻经》（出《六度集经》）、《五阴譬喻经》（出《杂阿含》第十卷）、《七处三观经》二卷（出《杂阿含》第二卷，第三十四卷）和《道地经》，内中有很多譬喻，如犊母喻、雷雨喻。《长者子制经》中有盲人坠火喻、持斧入山取直木喻。大月氏僧支娄迦谶也译有《杂譬喻经》，现仍流传，共记11个故事。译者失名的《禅要经》所列譬喻尤其精当。现存的《杂譬喻经》（一名《菩萨度人经》）也成于东汉。东汉末年三国时期译成的《杂譬喻经》，内容极其丰富，共有80卷之多。康僧会跟随他父亲在交趾经商，247年到建业后，译了很多佛典，其中有《杂譬喻集经》二卷。223年到253年在建业译经的支谦，在介绍譬喻文艺方面是集大成者，翻译了有很多譬喻的《撰集百喻经》，又重译了《法句经》，更译出《百喻经》、《维摩诘经》、《梵摩喻经》。这些佛典或存或佚，佚本从别译知道，内中都有很多内容丰富、辞藻典雅的譬喻。维祗难译《法句经》的警句有：“若多少有闻，自大以
人，是如盲执烛，照彼不自明”（第三品）。“譬如厚石，风不能移；智者意重，毁誉不倾”（第十四品）。又说“心弃恶法，如蛇脱皮”（第三十五品）。
譬喻文学传入后，最先被中国的士大夫所吸收。曹操的《短歌行》中有这样的警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和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第八十八的“犹如朝露，滴在草上，日出则消，暂有不久，如是人命如朝露”，含意和用辞都不相上下。曹植也是运用譬喻手法的巧匠，他对兄长曹丕的愤懑，见之于他的七步诗，魏文帝命他在七步中作诗，结果曹植立地吟出千古传诵的名句：“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譬喻文学还通过故事的方式使人领悟到某一个道理。而有些故事直接采自佛典。《列子》是一部成书于魏晋之际的伪书，其中有很多美丽的寓言和故事。《汤问篇》第五有周穆王见偃师的故事，偃师以所造的机关木人献上，按颐则歌，捧手能舞。这故事实出于《佛本生经》卷第三“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东汉时竺法兰译出《佛本生经》二卷，西晋竺法护译《生经》五卷，《列子》中的故事就出在竺法护译的《生经》。这故事讲了五个王子各显神通，第一个王子智慧，第二个工巧，第三个端正，第四个精进，第五个福德，机关木人是工巧王子的杰作，最后是福德王子占了上风。
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印度色彩在中国文化中逐渐融合，连孔子的诞生故事也印度化了。《拾遗记·周灵王》记述：“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以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也。”二龙之说是刘邦母刘媪梦与神遇，“太公见蛟龙于其上”（《史记·高祖本纪》）故事的翻版。沐浴徵在是佛降生场面，借用了《修行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中二龙王雨一温一凉之水，“左雨温水，右雨冷泉”，天雨花香弹琴鼓乐故事。孔子于是变得似神而非神，似佛而非佛了。
印度传统信仰中有三十二大人相和八十种好，婆罗门教、耆那教和佛教都信奉，佛教尤其强调。后汉竺大力和康孟祥合译的《修行本起经》已有三十二相的名称，稍晚像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等佛典都详加论列；八十种好，《修行本起经》也早列名，《佛本行集经》等佛典更详举其目。佛教东传后，相好中的垂手过膝、立发委地、齿牙白净这些佛相，便被魏晋南北朝的史家采用，写入正史，以示魏明帝、蜀先主、晋武帝、陈高祖、陈宣帝、齐神武、周文帝等帝王的异相，所谓异相实即佛相。如《三国志·蜀书》卷三二说先主“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晋书》卷三描绘晋武帝“发委地，手过膝”，《陈书》中的陈高祖、陈宣帝都是“垂手过膝”或“手垂过膝”，《北齐书》中的神武帝是“齿白如玉”，《周书》中的文帝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这些都是封建史家借助佛教的迷信思想，采取佛典的传说把封建帝王加以“佛”化或神化的表现手法，并非历史的真实。而佛典文学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影响之大，也于此可以想见了。
[1] “丝路”这一名称最初由德国里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F. Von Richthofen， 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5vols., Berlin，1877—1912）一书中提出，到1910年赫尔曼著《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A.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 China und Syrien， Beitra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Ⅰ，Berlin）一书而确立。
[2] 德效骞：《中国和罗马的军事接触》（H.H.Dubs，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C.），《通报》（ TP ），1940年，第36卷，64页。
[3] 迦腻色迦在位年代，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迄今尚无定论。印度史家马金达等认为迦腻色迦王先后有三位，迦腻色迦一世和班超同时，迦腻色迦二世在2世纪初，3世纪时还有一个迦腻色迦三世。目前迦腻色迦一世的在位年代定得最早的是公元78年，见马金达：《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第2卷《帝国一统时代》（R.C. Majumda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The Age of Imperial Unity ，1953），143—144页；推断最晚的是公元144年，见格希曼：《贵霜纪年问题》（R. Ghirshman，Le Problème de la Chronologie des Kouchans），载《世界史年鉴》（ Cahier d' Histoire mondiale ）Ⅲ，1957年。又见巴希姆：《迦腻色迦在位年代文献》（A. Basham， Papers on the Date of Kanishka ），莱顿，1968年。迦腻色迦在位时间也各说不一，最短的24年，见马金达，前揭书；最长的有42年，见史密斯：《牛津印度史》（V. Smith， Oxford history of India ），1919年，146页。本文采取折中的说法，将马金达仅能列入公元119年的迦腻色迦二世和即位于公元78年的迦腻色迦一世合为一人，以迎合《后汉书》安帝元初（公元114—120）中疏勒卫安国放逐臣磐，安国死后，月氏王发兵护送臣磐回疏勒即王位的历史。
[4] 高希：《梵文“支那”名称的源流》（M.M. Ghosh，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Word Cīna as the Name of China），《巴达伽东方研究所年刊》（ ABORI ），浦那，1963年，第42卷，214页。
[5] 赫德生误以此路是从甘肃到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经锡金到巴特那的中印藏道（G.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1931，p.88），但当时并无此种记录，侯赛因也因此同样有所误解，以为希腊罗马时期中国丝货主要通过中亚和东南亚，以及西藏输出（S．A．Huzzayin， Arabia and Far East， Cairo，1942，p.195）。
[6] 莫蒂·钱德拉：《摩诃婆罗多中的地理和经济研究》（Moti Chandra，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in Mahabharata， Lucknow，Upayana Parva），1945年，85页。
[7] 室利笈多大王，伯希和以为是建国于320年的笈多王朝，见《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à la fin du Vllle siècle， BEFEO ，t.Ⅳ，131—141），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177页）才以为是4世纪蜀僧西行，比义净所说“至今五百余年矣”，又晚一百多年。
[8] 玉尔：《中国道程志》（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伦敦，1915年，第1卷，196页。
[9] 玉尔：《中国道程志》（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伦敦，1915年，第1卷，18页。
[10] 普林尼，Ⅵ，88。戈岱司：《希腊、拉丁著作中的远东》（G. Coedès，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ème-Orient ），巴黎，1910年，15—16页。
[11] 普拉加什：《印度和世界》（Buddha Prakash， India and the World ），Ho-shiarpur，1964年，241页。
[12] 赫德生：《欧洲和中国》（G.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1961年再版，68，91页。
[13] 戈岱司：《希腊、拉丁文献中的远东》（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I'Extrême-Orient）， 巴黎，1910年，96—97页。
[14] 《印度考古部报告》（ Repor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19—1920年，第1册，19页（pt.1）。
[15] 罗布卓夫：《“铸”一词的来源》（А.А. Рубнов，Опрои-схожденйи Тер-мина “Чугун”），《铸造》（ Литей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1957年8期。
[16] 萨尔蒙尼：《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A.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 Loo ），巴黎，1933年，图版Ⅹ Ⅹ Ⅴ Ⅲ，1—3。
[17] 萨尔蒙尼：《卢芹斋收藏的中国-西伯利亚艺术品》（A. Salmony，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T. Loo ），巴黎，1933年，图版ⅩⅩⅣ，1。
[18] 安特生：《鄂尔多斯青铜器选集》（J.G. Andersson，Selected Ordos Bronzes），《远东博物馆馆刊》（ BMFEA ），1933年5期，图版Ⅸ，2。
[19] 佛朗克：《艺术史手册》（J.R. Franke， An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Art History ），修订本，纽约，1956年，11页，图B。
[20] 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10期，71页引British Museum， Silk Road Coins，The Hirayama Collection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