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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代，封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丝绸、漆器独步世界，当时从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史记·大宛列传》）。丝绸贸易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大宗贸易。起自敦煌，西至地中海滨安提阿克或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丝绸之路因此得名。汉代丝织物总称“缯”、“帛”，高级丝织品有锦、绣、绮、縠，所用丝径细到0.0055—0.006毫米
，细于现代世界各国的家蚕丝。在2200年前，中国的丝织工艺不仅具有平纹、斜纹和变化组织，以及重经和纱罗组织，而且创造了起绒圈的织法，使纺织工艺基本上达到了完善的程度。丝织物不但供衣着和礼仪之用，也充作军饷和支付手段，在新疆、中亚和西亚成为最受信任的通货和高级馈赠品。中国的丝帛，有相当一部分通过对匈奴和天山南路城郭诸国赠送，而流到了塞外。尼雅发现的一种用作男锦袍下摆底襟和男用锦袜、手套的汉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斯坦因在罗布淖尔也曾取走几件，在叶尼塞河畔奥格拉赫提的公元2世纪墓中也有发现，还残存“益”、“寿”、“三”三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汉代菱纹起绒锦，不但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发现过，在诺因乌拉汉墓中也可见到。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降汉以后，单于每次入朝，汉朝都有大量赠礼，丝絮缯帛越送越多。元寿二年（公元前1），赐汉封匈奴单于衣370袭，锦绣缯帛3万匹，絮3万斤。东汉光武帝先后赐给南匈奴单于锦绣、缯布1万匹，彩缯1000匹，赐给单于家属和臣僚缯彩万匹，此后便“岁以为常”了。
汉代运丝的商队通常由政府官办，称为使节，实际是官办的贸易队伍。公元前121年武威、酒泉两郡设置后，汉和中亚、西亚的贸易大有起色，每年都派出成批使团随带大量的牛羊、缯帛和黄金，用骆驼和驴作为运载工具，跋涉于沙漠、碱滩、草原和峡谷之间，和远方的塞人、大月氏人、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交换商货。从中国出发的队商，在前汉时代已经跨过阿姆河，进入里海北部、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北印度，到达了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甚至有的还抵达罗马，充当了赛里斯国的使者。这些向罗马世界兜售高级丝织物的商人，大约就是汉代出使外国往返一次最长要花八九年的使节了。
新疆和内蒙出产的双峰骆驼在翻越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的远途运输上起着沙漠桥梁的作用，它们以强大的驮运力，忍饥耐旱和抵御夏季沙漠中突然袭来的热风（一称黑风）的习性为长途跋涉的队商开路。公元前104年李广利远征大宛，用于驮载的驴和骆驼就在万头以上，还没有算上志愿参加者随带粮食的牲口。中国使者要随带许多牛羊和币帛，是因为乌孙以西直到安息都困于匈奴勒索，只得优待匈奴使者，对汉使，则非用黄金、缯帛才能抵消沿途开支，不买牲口就找不到骑用的工具，所以汉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往来都是通过公平的交易，正常进行的买卖。
中国的丝绢大都由外国商人运出，并非都由中国人输出。普林尼说，“赛里斯人并不等待出售商货，贸易都由外人到来成交”。《史记》也曾指出，西北外国使成批到来，络绎不绝。中亚细亚和安息国人，“善市贾，争分铢”。罽宾也“实利赏赐贾市”。托雷美《地理学》第一卷引提尔的马利纽斯，记述马其顿商人蒂相纳斯的代理人，曾由巴克特里亚经石塔进入中国经商。中国丝织品源源不断地向西运输，由许多出土物得到了证明。丝路东端长安、武威、敦煌、额济纳，和新疆境内北道沿线的吐鲁番、库车、拜城、巴楚，南道的楼兰、尼雅都曾发现汉代彩绢、锦绮、纱罗，民丰东汉墓曾出土整件锦袍。中亚细亚的肯科尔、撒马尔罕也有类似的发现。1907年在敦煌古长城烽燧废墟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末署“任城国亢父（山东济宁）缣一匹”，另一件西汉末年的丝织品末端有波罗谜文，表明这些丝绢织物最远来自山东，经过长途运输被送达中亚细亚。
但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希腊地理学家史特拉波在公元前1世纪首次提到印度树上生长一种“羊毛”（树棉、亚洲棉），和印度邻接的赛里斯也出产一种精美的织物叫赛里卡（Serica）（Strabo，15，1，20）。公元前64年，罗马人侵占叙利亚后，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中国丝绸销路因此大开。罗马共和国末期，恺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当时还被认为奢侈至极。以后，罗马男女贵族都争穿绸衣，普林尼（Ⅵ，17［20］，54）还以为“赛里斯国以树林中出产的丝闻名于世，这种细丝生在树上，先用水浸湿，再加以梳理，织成缯帛。罗马仕女用制衣料，穿后光耀夺目。运输贯穿世界，实极艰巨”
。罗马帝国初期，皇帝梯皮留斯曾下令禁止男子穿着绸衣，以遏奢靡，但丝绸仍继续流行。锦衣绣服既成富室风尚，绸幕丝帘也被教堂习用。利凡特的提尔、西顿等城市的丝织业，都靠中国缣素运到之后，重新加以拆散，再织成绫绮，染紫缕金，供罗马上层贵豪穿着。公元后几个世纪中，罗马城内的托斯卡区开设了专售中国丝绢的市场。公元2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甚至“也不下于中国的洛阳”
[12]
。到4世纪时，罗马史家马赛里努斯（Amminus Marcellinus，330—？）的《业绩》（
Res Gestae
）对赛里斯的四境作了描述，并称赞国中气候宜人，林木茂盛。他声称：“赛里斯人常向这些树喷水，使它变软，从中采集一种含有液体的柔软又纤细的绒毛。然后他们把这种细丝织成赛里斯布（丝布）。以前只有贵族才能享受这种丝服，现在连身份低下的人也都可以同样服用了”（Ⅹ Ⅹ Ⅲ，64）
[13]
。虽然他的丝绸知识仍在重复史特拉波和普林尼的故事，但那时西方人已经知道，丝绸在中国远非他们早先设想的那样华贵和奢靡。在罗马帝国辖境埃及的卡乌，以及幼发拉底河中游罗马边境城市杜拉欧罗波，都曾发现公元4世纪左右由中国丝制成的织物。5世纪以后罗马境内出土的利用中国丝在叙利亚和埃及织造的丝织物就更多了，杜拉欧罗波北面的哈来比和西面的巴尔米拉都有丰富的出土物
。
普林尼曾约略估算，罗马每年向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支付的货款，在1亿赛斯特（sesterces）上下，约合10万盎司黄金。帝国的黄金储备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全盛时期，曾达100亿金马克，约合17.91万公斤。非常巧合的是，这个数字和公元23年王莽死时汉朝库藏黄金七十匮（70万斤），折合17.92万公斤几无两样
。罗马钱币在德干高原和南印度各地都有成批出土，中国山西也发现过公元14—275年间的罗马钱币。罗马黄金确曾大量流入印度和中国，并且受到希米雅尔商人的盘剥，以致罗马国库在连年对外战争和入超贸易的消耗下，迅速亏空。估计从公元前31年到公元192年的220多年间，罗马因东方贸易而损失的价值约合1930年的1亿英镑
。
从中国向亚洲各地输出的货物，除了丝织品以外，还有漆器、铁器、软玉、麻织品、美丽的釉陶和各种装饰品。中国漆器已在帕格曼的遗址中发现。距离喀布尔北70千米的帕格曼，在1937年、1939年曾两次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物中有汉代的漆奁、漆盘和漆耳杯，遗址是迦毕试国都外一处大伽蓝。在非洲的麦洛埃甚至发现过3世纪时铁铸的中国式三足烹饪器，具有翻唇、宽边、桶身、直足的特点，形制和汉鼎不同，介于汉鼎和晋代瓷洗之间。现在尚难断定是当地仿制还是从中国运去。新疆出产的软玉（nephrite），早就运销中亚、北印、西亚，甚至远达埃及。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发现过公元前1世纪时由中国运出的玉 [14] 。
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农牧土特产，由于汉代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也源源不绝地运到了中国。横贯中亚北部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北道，沿途出产兽毛兽皮，因此被白鸟库吉称为毛皮路。南道丝绸的西运和北道毛皮的东来，一东一西，各有特色。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的貂皮都集中在严国（卡马河），成了毛皮的集散地。貂皮之外，里海附近还有白狐青翰（一作
）也大量输入中国。汉代通邑大都所设商店就出售“狐鼦裘千皮”，商人因此致富，比于“千乘之家”。
毛皮之外，更有大批毛织品运到中国。西域各国都出产各种毛织物。毛织物品类很多，主要可分毛织褥和毛布（呢绒）两类。毛织褥有毾
和氍
两种，属于栽绒织物，按织扣方式可分乔迪扣（Ghiordes）、塞纳扣（Senna）和半环形扣。乔迪扣织法的发祥地在土耳其西部，塞纳扣最早是在伊朗西北部，半环形扣是中亚传统织法
。氍
细者称为毾
。氍
一作氍毹，是供坐卧的毛褥，就是毡毯，出自阿拉伯语ghàshiyat。毾
是有花纹的毛褥，音同榻登，《释名》：“榻登，施大床之前，小床之上，所以榻登也。”源出中古波斯语takht-dar，意思是榻上的毛席。毛布有斜纹组织的
和复杂组织的彩罽。服虔《通俗文》说：“织文曰罽，斜交曰
。”罽或作
，《说文》解作“西胡毳布”，郭璞注《尔雅·释言》更明说是羊毛织成的衣料。波斯语称这类
织物叫gilim，汉译作罽，发源地是小亚细亚。
，斜交或方纹，宋代有“斜褐”之称，《天工开物》又称绒褐。
毛织品是游牧民族的特产。匈奴、乌孙都产毡褥，宣帝时，“匈奴请降，毾
罽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杜笃：《边论》）。汉初未央宫“规定以罽宾氍毹”（《三辅黄图》），这罽宾氍毹在东汉时成了月氏毾
，月氏毾
尤其有名，班固与班超书有“月支毾
，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印度也出细靡氍
、毾
（《吴时外国传》）。安息有五色罽（《扶南传》）。这些毛织物也从海上运入中国南方。罗马所出毛织物，品类既多，纹饰繁富，《三国志·魏书·乌桓传》注以为大秦所产“织成氍毹、毾
、罽帐之属，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魏略》说：“大秦国以羊毛木皮，作毾
之属，有五色九色。”还有织成细布“海西”布，传说是用水羊毛所织，就是呢绒，由羊毛和亚麻混纺而成。三国时万震见到的“大秦织成氍
，以羊毛杂群兽之毛为之。为鸟兽人物，草木云气，作鹦鹉，远望轩轩若飞也”。月氏、安息和大秦的毛织物在汉代源源不绝输入中国，极受珍重。罽是高级毛质衣料。公元前199年汉高祖刘邦下令禁止商人穿着锦绣、绮縠、
、罽，罽这种高级毛料和锦绣同列。汉代新疆各地都能织造这种彩罽，《晋纪》、《邺中记》说罽有斑罽、绛罽、紫青罽、豹头罽、鹿子罽和花纹罽等。丝绸之路畅通后，新疆各族劳动人民吸收了西方的毛织技术，使毛织品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辫扣织金银毯、栽绒毯和用丝、毛、棉三种原料交织成的各种毯子。尼雅遗址出土木简中已有“和阗毯子”，这种毯子就是名闻世界的栽绒毯，当地至今流传着洛甫县人那克西万试验织制地毯和羊毛染色的传说，被尊为地毯之神。迄今以组织致密、起绒短、富于装饰风格和经久耐用著称于世的和阗地毯，正是在早先创制的栽绒毯的基础上，吸取了月氏、安息、大秦等国精湛的毛织技术而不断加以改进的优良的毛织物。
马匹的输入对汉代社会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乌孙马最先被称为“天马”，张骞从新疆返归长安，乌孙派使者随带好马数十匹答谢。公元前105年乌孙又向汉朝求娶公主，以乌孙马1000匹作为聘礼。李广利从大宛得良马数千匹以后，“天马”的美名便被大宛马取代，乌孙马改称“西极马”。“西极马”和“天马”成批运入关中，促进了汉代养马业的发展。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前141）时，西北边郡设立马苑36所，养马30万匹；武帝刘彻时，仅中央直接掌管的军马就达40万匹之多。城市街巷、乡村田间到处都有马匹，或耕或乘。“农夫以耕载，而民莫不乘骑”（《盐铁论·未通》卷三）。东汉时月氏马也传入中国，班固给班超的书信中有：“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
登（毾
）”（《北堂书钞》卷一三四）。3世纪时更盛传，“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康泰《外国传》）。月氏成为主要的马匹输出国。
从西域传入的瓜果、蔬菜和豆类，品类繁多，蒲陶、苜蓿、安石榴、黄蓝等尤其著名。葡萄旧称蒲陶或蒲桃，译自伊兰语，是大宛特产，汉使取种，栽于长安。两汉时伊吾、车师、且末、龟兹、焉耆、于阗、康居、大月氏等地都盛产葡萄。龟兹一家富户能收藏千斛葡萄。大宛以葡萄酿酒，贮藏葡萄酒多的有一万多石，长久的数十年不至酒败。苜蓿，或称光风草、连枝草。原生米太，大宛、罽宾都有苜蓿，新疆各地都产。李广利从大宛得葡萄、苜蓿种后，在长安宫殿旁善加栽培。以后天马多，外国使节来华频繁，天马嗜食苜蓿，于是离宫别观旁普遍大量栽种葡萄、苜蓿。安石榴，张骞出使大夏，得涂林安石榴，归国后移栽中原。涂林是梵语Darim（石榴），安石分指安（今布哈拉）、石（今塔什干）二国，石榴因此得名。东汉至唐，石榴常写作“楉留”或“若留”。石榴花供观赏，果可解渴、造酒，充作杀虫剂，榴木有文采，用制几案、枕头。黄蓝，一称红蓝、红花，传说也是张骞从西域带来，可以入药，用作染料和燕支（胭脂），盛产于罽宾。
张骞出使西域，使中西交通畅开，于是很多从中亚传入的农作物，如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荽、胡蒜、酒杯藤，都被托附到张骞的名下。胡麻俗称芝麻、油麻，陶弘景说本生大宛，含油量高。胡桃即核桃，原产波斯北部和俾路支，在阿富汗东部有野生的，汉武帝时，上林苑始种胡桃。胡豆，包括蚕豆、豌豆和野豌豆，都从波斯和中亚传入，最早见于《古今注》。胡瓜，在4世纪初石勒避讳改名黄瓜，原产埃及或西亚，乌孙、大月氏和匈奴都种植。胡荽一称芫荽（
荽），别名香菜，4世纪初石勒避讳改为香荽。胡蒜即大蒜，《古今注》已有胡蒜。酒杯藤，花实如梧桐，“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古今注》引《张骞出关志》，以为出自大宛。
从西域传入的香料，有印度的胡椒和姜，阿拉伯香岸的乳香，索马里的没药、芦荟、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等。这些香料大都制成香脂、香膏，远销各地。运到中国后，不仅充作统治阶级奢侈生活中的装饰和薰香料，也供给日常生活中照明、医疗之用。乳香在两千年中一直是应用极广的一种香脂，被用于薰香、照明、调料和活血定痛药。苏合，古代从金缕梅科野茉莉属落叶乔木脂液中提炼，对开窍醒脑显有奇效，又能清热止痛，充当上等的防腐剂。
各种西域物产传入中国内地的还有于阗的玉石，埃及的十色琉璃，千涂（犍陀罗）的火齐屏风，罗马的火浣布，印度的琉璃马鞍。还有各种奇禽怪兽和宝石，如罽宾的封牛（瘤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琥珀）、璧流离，乌弋山离的桃拔（符拔）、狮子、犀牛，天竺的象犀、玳瑁，安息的狮子、符拔，条支有大鸟称为安息雀，还有大秦的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琅玕、朱丹、青碧。
汉武帝时，长安集中四方奇物，“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班固：《西都赋》），怪兽珍禽，奇树异草，到处可见。汉武帝的后宫盈积了明珠文甲通犀翠羽，黄门充塞了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外囿饲养了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又有陈列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称为四宝宫的桂宫，还有充塞了火烷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狮子、宫马的奇华殿。外国的客商通行于黄河流域，出入于交广外域，海陆贸易的繁荣大大推动了汉帝国和外国的经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