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植物斯生”

张衡《西京赋》写道：“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植物斯生，动物斯止。”现代生物学依然在使用的“植物”“动物”语汇，出现于《西京赋》，是值得珍视的语言学史料。另一例比较早地使用“植物”“动物”一语的文献，是《周礼》。《周礼·地官·大司徒》写道：“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对于野生动物和自然植被之资源的把握及其与居民体质的关系，《周礼·地官·大司徒》是这样表述的：“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都分别说到了“动物”“植物”在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不同的生存形式。

在张衡《西京赋》中，辽阔至于“四百余里”的区域，其中“植物斯生”的情形，得到生动的描述。通过许多迹象可以了解到，除了自然原生植被而外，秦汉宫苑中多有人工栽植的草木。《后汉书》卷六〇上《马融传》载录《广成颂》也说到“植物”的繁茂：“其植物则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

班固《西都赋》所谓“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张衡《西京赋》所谓“嘉木树庭，芳草如积”以及“神木灵草，朱实离离”等，都形容这种人工园林为宫廷生活点染另一种绿色的情形。有的研究者称这一环境史的特征为“苑囿的园林化” 。

《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记载，汉景帝六年（前151），“后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清代学者梁玉绳《史记志疑》就此有所质疑：“此文曰‘伐’，则不得言‘殖’矣。”其实这里所谓“伐”，只是指砍斫而已。“伐驰道树殖兰池”，应是指截取驰道旁行道树的枝梢，用扦插的方法在兰池宫栽植。可见汉代宫苑中植树的形式。“伐驰道树殖兰池”，是宫苑中人工育林的典型例证。张衡《西京赋》所说“上林禁苑”中的“细柳”“长杨”，应当都取这种种植形式。张衡《西京赋》中还说到“编町成篁”，很可能是作为经济林的人工培育的竹林。

《上林赋》中所谓“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蘪芜，杂以流夷”，以及“尃结缕，攒戾莎”等等，都有可能是人工移植。这些草本植物，或许是观赏园林的构成，也有可能有些被用来提制香料，于是作者又有“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的描述。所植远方果木，据说有卢橘、黄甘、橙、楱、蒲陶、离支、留落、胥邪、仁频、并闾等。“黄甘”就是“黄柑”。“楱”，也是橘类。“蒲陶”即“葡萄”。“离支”即“荔枝”。“留落”据说是“石榴”。“胥邪”是“椰子”。“仁频”是“槟榔”。“并闾”就是“棕榈”。

帝王出于好奇博物之心而集中四方奇花珍木的情形，进一步使得宫苑不仅仅是特殊的自然保护区，也成为早期的植物园。

《太平御览》卷九五二引《孔丛子》记述了孔子墓园的经营：“夫子墓方一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殖之。”孔子弟子们搜求四方奇木的这种纪念形式，与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帝国君王的宫苑经营相比，规模和手段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三辅黄图》卷四《苑囿》写道：“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西京杂记》卷一也有相类同的内容：“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梨十：紫梨，青梨实大，芳梨实小，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献，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东王梨出海中，紫条梨；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梬枣，赤心枣，西王枣出昆仑山；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峄阳栗峄阳都尉曹龙所献，大如拳；桃十：秦桃，榹桃，湘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樱桃，含桃；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出鲁，羌李，燕李，蛮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绿柰花绿色；查三：蛮查，羌查，猴查；椑三：青椑，赤叶椑，乌椑；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材有文采，蓬莱杏东郡都尉于吉所献，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楟十株，白银树十株，黄银树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长生树十株，万年长生树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宫槐十株，金明树二十株，摇风树十株，鸣风树十株，琉璃树七株，池离树十株，离娄树十株，白俞、杜、桂、蜀漆树十株，柟四株，枞七株，栝十株，楔四株，枫四株。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琼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

《西京杂记》虽然并非可靠的历史文献，但是其中有关“上林苑”“植物”移种的情形，参照其他信息分析，可知应该是接近史事的。

司马相如赋作说到宫苑中生长的“蒲陶”（《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西行见闻，包括沿途考察西域国家的地理、人文、物产等多方面的信息。关于“大宛”国情，张骞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张骞关于大宛自然条件、经济生活、军事实力及外交关系的报告，在陈述其生产方式之后，明确说到其国“有蒲陶酒”。这是中国历史文献关于“蒲陶酒”的最早的记载。汉武帝对于大宛国最为关注，甚至不惜派遣数以十万计的大军远征以夺取的，是“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在司马迁笔下，大宛“有蒲陶酒”的记载，竟然在“多善马”之前。可知太史公对于这一资源信息的高度重视。关于安息的介绍，司马迁写道：“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蒲陶”，是西域地方普遍栽培的主要因可以酿酒而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藤本植物。《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难兜国”条和“罽宾国”条都说，当地“种五谷、蒲陶诸果”。《晋书》卷九七《四夷传》“康居国”条也说，其国“地和暖，饶桐柳蒲陶”。“以蒲陶为酒”，很可能是种“蒲陶”的主要经营目的。在丝绸之路物种引入史中，“蒲陶”是众所周知的引种对象。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记录了汉王朝引种西域经济作物的情形：“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丝路交通的繁荣，使得这两种经济作物的栽植形成了更大的规模。“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司马迁所谓“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是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后，物种引入的著名记录。

西汉长安上林苑有“蒲陶宫”。《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元寿二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蒲陶宫。告之以加敬于单于，单于知之。”匈奴单于“来朝”，汉哀帝出于“以太岁厌胜所在”的考虑，安排停宿于“上林蒲陶宫”。《资治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记述此事。关于“太岁厌胜所在”，胡三省注：“是年太岁在申。”关于“蒲陶宫”，胡三省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种植之离宫。宫由此得名。”我们这里不讨论“厌胜”的巫术意识背景以及“太岁在申”的神秘内涵，只是提示大家注意“蒲陶宫”的营造。“蒲陶宫”，可能是最初“采蒲陶种植之离宫”之所在，或者是栽植“蒲陶”比较集中的地方。

前引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说，“（大宛）俗嗜酒，马嗜苜蓿。”汉家使节于是引入，“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史记》记载，一说“苜蓿、蒲陶”，一说“蒲陶、苜蓿”，《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大宛国”条则都写作“蒲陶、目宿”，“蒲陶”均列名于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河西汉简资料中，“苜蓿”都作“目宿”。“目宿”，可能体现了汉代文字书写习惯。我们注意到，“蒲陶、苜蓿”是同时引入的富有经济意义的物种，但是河西汉简仅见“目宿”而不见“蒲陶”。《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同样的记载，写作“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颜师古注：“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指出唐代丝绸之路沿线苜蓿种植沿承了“汉时所种”的植被形势。

有可能“蒲陶”移种，其空间范围主要集中在“离宫别观旁”。即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谓“罗乎后宫，列乎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