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各地已经开始出现被称作“苑囿”的风景园林,以为王侯贵族观赏游猎之用。“苑”字的本义,在于形容林木繁茂。《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说:太仆属官有“边郡六牧师菀令”。王先谦《汉书补注》说,“菀”就是“苑”:“先谦曰:《续志》:‘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菀’‘苑’通用字。”据张元济《校勘记》,《续汉书·百官志三》中,宋本作“菀”者,殿本往往作“苑” 。而“苑”“菀”,都用以形容“茂木”。《国语·晋语二》记优施为里克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可知“苑”与“枯”反义。韦昭注:“苑,茂木貌。”《诗·小雅·菀柳》:“有菀者柳。”毛亨传:“菀,茂木也。”
“囿”,据说原本与“苑”同音。“苑”“菀”又音yù。《诗·小雅·正月》郑玄笺:“菀,音郁徐反。”《诗·小雅·都人士》:“我心苑结。”“苑”通“郁”。因而也有人说,“苑”“囿”的区别,只在于规模大小不同。《吕氏春秋·重己》:“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高诱注:“大曰苑,小曰囿。”而“囿”字常常和“圃”字相混淆,如《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般般之兽,乐我君囿。”《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则写作:“般般之兽,乐我君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经义述闻》卷一七:“王念孙云:《七经·孟子考闻》曰:宋板‘囿’作‘圃’。按作‘具圃’者是也。作‘具囿’者,涉注文‘囿’名而误耳。注本云:‘原圃、具圃,皆囿名。’”“囿”和“圃”字义的相近,似乎显示出苑囿中人工栽植的草木得到突出的强调。然而,事实上“苑”的设置,最初往往都是选择自然植被条件最为优越、生长繁密茂盛的地方。即所谓“遭薮为圃,值林为苑”(《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
秦穆公时,已经有“具囿”之经营。“具囿”,一说“具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臣谨按《诗·驷铁》美襄公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其诗曰‘游于北园,四牡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是也。具囿,盖亦苑囿之名。穆公都雍,具囿必在祈年、槖泉之间。自后如文之萯阳,昭之棫林,襄之芷阳,皆离宫也。至始皇而筑长杨、射熊,谓之‘上林’。贾山谓其自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苑囿益广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写道:“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当“大饥”之年,范雎建议利用“五苑”野生植被,允许饥民采集,以为救济措施。可见“五苑”之中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到了秦始皇的时代,秦苑名称见于史籍的还有“上林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宜春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鲲蹏苑”(《尔雅·释畜》郭璞注)等。徐卫民、呼林贵先生在讨论秦苑囿建筑时所列苑囿,又有“兔园”“梁山苑”“骊山苑” 。《淮南子·氾论》说,“秦之时,……大为苑囿。”有的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陕西境内古代园林建设规模之巨大、数量之惊人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 有人注意到当时宫殿和苑囿密切结合的特征,如“甘泉前殿必近上林苑”(雍正《陕西通志》卷七二《古迹二》)。根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以及“先作前殿阿房”的说法,可以理解阿房宫直接营造于“上林苑中”。有学者指出,“阿房宫是秦在渭南上林苑中营建的一个宏大的群体建筑。”并总结了相关考古发现 。
不过,有的研究者则说,咸阳宫殿区只是“把数十公里外的终南山作为园林借景” ,苑囿对于宫廷生活的陪衬意义体现于一定空间距离之外。秦代的“苑”,可知还有秦二世葬地“宜春苑”(《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等。
西汉继承了秦时苑囿园林。据说汉初曾经部分开放,“令民得田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自汉武帝时代起,历代则又相继扩充新建。萧何营建长安宫殿,应对刘邦因“宫阙壮甚”的斥责,有“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解说(《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然而“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前期设想被汉武帝全面打破。他“作建章宫,度为前门万户”(《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又扩展苑囿规模。他计划大规模收买农田,“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包容“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大片土地。《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说:“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
据《汉书》记载,关中地区有上林苑、博望苑(《汉书》卷一〇《成帝纪》)、黄山苑(《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乐游苑(《汉书》卷八《宣帝纪》)、宜春下苑(《汉书》卷九《元帝纪》)等。其中以上林苑规模最大。
《三辅黄图》卷四《园囿》在“周灵囿”之后,列有“汉上林苑”“甘泉苑”“御宿苑”“思贤苑”“博望苑”“西郊苑”“三十六苑”“乐游苑”“宜春下苑”“梨园”。其中“御宿”,又写作“御羞”。《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说,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初置”的“水衡都尉”,“掌上林苑”,这一管理部门“有五丞”。其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农仓,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长丞皆属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输四丞,御羞两丞,都水三丞,禁圃两尉,甘泉上林四丞。”又说,“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在“水衡都尉”设置之前,这些官职由“少府”统辖。按照如淳的解说,“御羞,地名也,在蓝田,其土肥沃,多出御物可进者,《扬雄传》谓之御宿。《三辅黄图》御羞、宜春皆苑名也。”颜师古则说:“御宿,则今长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蓝田。羞、宿声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出;宿者,止宿之义。”汉“禁圃”瓦当出土于陕西西安周至 。“御羞”“御宿”与“上林”官署的关系,说明分析苑囿名号时,应当考虑到比较复杂的关系。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上林赋》关于上林苑植被形势,说到崇山之间的“深林钜木”(《文选》卷八司马相如《上林赋》作“深林巨木”),而阜陵川原,同样草木繁盛:“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蘪芜,杂以流夷。尃结缕,攒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芧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蠁布写, 瞹苾勃。”
对于所谓“吐芳扬烈”,裴骃《集解》引用郭璞的说法,解释为“香酷烈也”。所谓“ 瞹苾勃”,张守节《正义》:“ 瞹,奄爱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诗》云‘苾苾芬芬’,气也。”作者对草野间“众香发越”,“吐芳扬烈”情境的描写,透露出对自然的一种真实的亲和之心。
《文选》卷一班固《西都赋》说长安地方生态形势,有“幽林穹谷”“芳草甘木”语句,又说:“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昆明池畔,则有“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茞发色,晔晔猗猗。若摛锦布绣,爥耀乎其陂”。李善注:“《汉书》曰:‘华晔晔,固灵根。’《说文》曰:‘晔,草木白华貌。’《毛诗》曰:‘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毛苌曰:‘猗猗,美貌。’《说文》曰:‘摛,舒也,敕离切。’扬雄《蜀都赋》曰:‘丽靡摛爥,若挥锦布绣。’”扬雄所谓“挥锦布绣”,班固所谓“摛锦布绣”,说山林景色的秀美,也告知我们“锦”“绣”的光彩,也是来自仿拟自然草木颜色的设计。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又用这样更为具体的文句描述了上林苑“林麓之饶”:“木则枞栝椶柟,梓棫楩枫。嘉卉灌丛,蔚若邓林。郁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扬荣,布叶垂阴。草则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刍莔台,戎葵怀羊。苯 蓬茸,弥皋被冈。筱簜敷衍,编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无疆。”对于“嘉卉灌丛,蔚若邓林”,薛综注:“嘉,犹美也。灌丛、蔚若,皆盛貌也。”在“郁蓊薆薱,橚爽櫹槮”句下,薛综也解释说:“皆草木盛貌也。”所谓“苯 蓬茸,弥皋被冈”,亦见薛综注:“弥,犹覆也。言草木炽盛,覆被于高泽及山冈之上也。”
班固《西都赋》描述田猎盛况,也说到作为环境背景的“松柏”“丛林”“草木”。张衡《西京赋》关于猎场风景,也使用了“梗林”“朴丛”等词汇。这些对自然丛林的写叙,大体应是真实可信的。
张衡笔下所谓“山谷原隰,泱漭无疆”,薛综解释说:“泱漭,无限域之貌。言其多无境限也。”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汉“泱茫无垠”文字瓦当,文意也是大体接近的。
汉人辞赋,不免有铺张之嫌。其中草木名称,晋人博学如郭璞,亦往往称“未详”,今人则更难以确知其所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一类记述,大致了解当时禁苑中林木繁衍、芳草遍地的概况。
是大自然的神奇手笔涂染了上林的浓绿。而宫苑的管理者和享有者能够保持和维护这种色彩的自然形态,其自然主义意识的背景,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