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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年代判定为战国时期的木板地图，可以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地图史、测量学史和地理学研究的进步各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反映生态环境面貌的内容。放马滩地图突出显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都应理解为反映当地植被条件及其经济效益的史料。联系秦人先祖“养育草木”的历史记忆，可以考察相关历史文化现象。
关于放马滩秦地图的绘制年代，尚有不同的判断。何双全以为当在秦始皇八年（前239）（《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朱玲玲赞同此说（《放马滩战国地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任步云以为可能在秦王政八年（前239）或汉高帝八年（前199）或文帝八年（前172）（《放马滩出土竹简〈日书〉刍议》，《西北史地》1989年第2期）。李学勤以为在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前269）（《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张修桂以为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并将图分为两组，分别各有推论（《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复旦学报》1991年1期）。雍际春以为在秦惠文王后元年间，约当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0年
。《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说，“绘成时代早于墓葬年代，当应在公元前二三九年之前，属战国中期的作品”
。我们倾向于战国中晚期的判断。
放马滩秦墓出土古地图据发掘报告整理者判断，“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地图实物。”
又有“迄今为止我国最古老的地图”的说法（《天水放马滩秦简》，第1页）。雍际春的学术专著《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以为这组地图“在地图绘制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和成就，无疑体现了我国先秦时代地图绘制技术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从而填补了先秦至战国时期我国地图学史和科技史的空白”。雍书又进一步指出，当时“地图绘制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具体表现为：1.“形成统一的图式体例”；2.“基本比例的概念已经形成”；3.“以水系为地图的基本框架”；4.“地图准确性较高”
。
雍书就第一个特点进行的说明中，有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则评断：“符号注记配以文字和图形，将地图涉及的河流、山谷、分水岭、植物分布、关隘、特殊标记（亭形物）、城邑乡里、交通线、里程、采伐点等内容醒目清楚、协调统一地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放马滩地图完整统一的图式体例系统。”
这样的分析，我们是同意的。而指出图中标示“植物分布”和“采伐点”的意见，特别值得关注。
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些地图中，“对森林分布的注记较详细，有些地区标注出了树木的种类，如蓟木、灌木、杨木、榆木、大楠木等，……。”
据《天水放马滩秦简》的《一号秦墓木板地图释文》，其中文字可能显示树种者，可以看到：
木板地图一（M1.7、8、11A）杨
木板地图二（M1.7、8、11B）格
木板地图三（M1.9）杨 松 松 松 松 松 桯 松
木板地图四（M1.12A）
木 灌忧 柏 橚 杨 杨 柏 楠
木板地图六（M1.21A）杨 杨 苏木 苏木
木板地图七（M1.21B）柴
柴 杺 杺
其中有些存有疑问，如“柴
”“柴”。又如“格”，《说文·木部》：“格，木长皃。”未能确定是否一定是树种。有些尚不能判别是何种树木，如“桯”“
木”“灌忧”“苏木”“杺”等。
如果仅仅以字频统计，则最受重视，很可能也是木材产量居于前列的树种是“松”（6次）和“杨”（6次）。其次则是“柏”（2次）、“苏木”（2次）、“杺”（2次）。这组木板地图本身的材质是松木，也值得注意。不过，“杨”字的出现，均见于地名，如木板地图一“杨里”（M1.7、8、11A）、木板地图三“杨谷”（M1.9）、木板地图四“上杨谷”、“下杨谷”（M1.12A）、木板地图六“下杨”、“上杨”（M1.21A）中，可以作为讨论树种分布的数据，但是与直接标示树种者还是有所不同。
有学者释读为“大楠木”者，发掘报告释文作“大楠材”。“材”字更突出地显示了取材的实用意义。
特别写作“大楠材”，应是取其树种适宜材用。然而《战国策·宋策》炫耀南方林业资源时说到“楠”和“梓”：“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樟。”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分析各地资源形势时也写道：“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谓“枏”即“楠”，是“江南”林产。后世人们的植物学经验，也知道楠木生于南国。《本草纲目》卷三四《木部·楠》：“枏与楠字同。时珍曰：南方之木，故字从南。”
现代楠木出产区域只限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等地。然而战国秦汉时代正值历史上的暖期，许多历史数据表明当时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而人为破坏因素尚有限，也使得植被条件较现今优越
。
秦岭地区“梓”的生长也见诸史籍。例如有关秦早期历史的记载《史记》卷五《秦本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秦文公时代的这一史事，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裴骃《集解》有这样的解说：“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写道：
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
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汉赋也有邻近长安地区有“楠”“梓”生长的记载。如《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描述上林苑“林麓之饶”：“木则枞栝椶柟，梓棫楩枫。”薛综注：“枞，松叶柏身也。栝，柏叶松身。梓，如栗而小。棫，白蕤也。枫，香木也。”李善注：“郭璞《山海经注》曰：‘椶，一名并闾。’《尔雅》曰：‘梅，柟。’郭璞曰：‘柟木似水杨。’又曰：‘棫，白桵。’”“郭璞《上林赋注》曰：‘楩，杞也，似梓。’”今按：椶，应即棕
。现在通过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文字的印证，可知《西京赋》有关上林苑树种的记录有可能是真实的。
“橚”，有可能即“梓”。《集韵·尤韵》：“楸，木名。《说文》：‘梓也。’或作橚。”
还有一则讨论生态史时应当关注的参考信息具有特殊价值，即M14出土木板画（M14·9B）（《天水放马滩秦简》，第148页）。
据发掘报告描述，“正面用墨线绘一虎拴在树桩之上，虎前肢伸，后肢曲，回首翘尾，作咆哮挣脱状。”（《天水放马滩秦简》，第119页）从画面看，拴虎的并非“树桩”，而是一棵树。
画面中心的动物，从头形和皮毛花纹看，似乎也并非“一虎”，而更可能是一只豹。当然，真切描绘虎的形象难度甚大，马援因有“画虎不成”的著名感叹（《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不排除M14出土木板画的作者原意是以虎作为画面主题的可能。姜守诚教授论证所画是虎，并以历史人类学方法有所讨论。其说可以参考
。
如果是虎，则对这一地区当时野生动物分布的考虑，似乎还应当更为慎重。
与放马滩同样处于秦岭山区的其他地方，在战国秦汉时期是曾经有“虎”生存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虎患危害地方应包括“秦、蜀”之间的秦岭山地。《隶释》卷四《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中所谓“恶虫蔽狩，蛇蛭毒蟳”，也是说明虎患曾威胁川陕古道交通安全的资料。《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京兆尹”条记载：“蓝田，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补引《地道记》：蓝田“有虎候山”。王先谦《汉书补注》：“《长安志》亦载之。吴卓信云：‘《蓝田县志》：县西十五里有虎坷山。疑是。’”由“虎候山”、“虎坷山”之定名，推想自蓝田东南向经武关直抵南阳的古武关道，在经过秦岭的路段曾经有虎患的危害。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刘昆任弘农太守。《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刘昆》记载：“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刘）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王充《论衡·初禀》中写道：“光禄大夫刘琨，前为弘农太守，虎渡河。”弘农的“虎灾”，也应在关注秦岭多虎情形时参考
。
《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说秦岭山区野生动物包括“虎豹”。
《山海经·西山经》：“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则强调秦岭多“豹”。《说郛》卷六一上《辛氏三秦记》：“豹林谷，在子午谷。”用“豹”字为地名，也说明秦岭多有这种猛兽活动。
何双全最初介绍这组地图时，指出对研究邽县的“自然资源”“有重大价值”
。这一意见值得重视。有学者注意到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中，除了标注植被分布情形而外，“有些地区注出了森林的砍伐情况，……。”
应是指第二块M1.9地图文字“七里松材刊”反映的情形。
秦人有经营林业的历史，作为秦早期经济发展基地的西垂之地，长期是林产丰盛的地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写道：“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原生林繁密的生态条件，成为特殊的物产优势的基础。《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秦先祖柏益事迹，有“养育草木鸟兽”语，经营对象包括“草木”。《书·舜典》：“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裴骃《集解》：“马融曰：‘上谓原，下谓隰。’”《史记》卷五《秦本纪》则只说“调驯鸟兽”。所谓“养育草木”，说明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梓牛神”传说所谓“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的情节，似乎暗示已经进入农耕经济阶段的秦人，在其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于以往所熟悉的林业、牧业和田猎生活，依然保留着悠远的追念
。
古时行政地图和军用地图均重视生态环境条件的记录和显示。如《周礼·夏官司马·司险》：“司险掌九州岛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郑玄注：“‘周’，犹徧也。‘达’‘道路’者，山林之阻则开凿之，川泽之阻则桥梁之。”《管子·地图》也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关于古地图学的经典论说，都强调了“山林”信息、“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等信息的载录，但是放马滩秦地图与一般的地图不同，其中突出显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刊”等，因此可以理解为珍贵的林业史料。
放马滩秦地图说到“材”的文字，有：
木板地图三（M1.9） 杨谷材八里 多材木 大松材 松材十三里 松材刊
木板地图四（M1.12A） 去谷口可五里橚材 谷口可八里大楠材
“杨”“松”“楠”，是人们熟悉的材木。“橚”，应当也是一种树木。有说是楸木或梓木者。《说文·木部》：“橚，长木皃。”《集韵·屋韵》：“橚，木名。”《集韵·尤韵》：“楸，木名。《说文》：‘梓也。’或作橚。”明杨慎《奇字韵》卷二：“橚，古楸字。”
说到可能和“材”之体量有关的“大”“中”“小”的文字，有：
木板地图三（M1.9） 大松材 大桯 大松
木板地图四（M1.12A） 谷口可八里大楠材
木板地图七（M1.21B） 大柴
大柴相铺谿 中杺 小杺
关于“中杺”和“小杺”，“杺”可能是树种。《广韵·侵韵》：“杺，木名。其心黄。”“杺”字何双全释作“
”
。细察图版，也可能应读作“柞”。柞木现今分布于中国西部、中部和东南部，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生长较慢，木材坚硬。又各地均有生长的通称“青刚”的麻栎也称柞木。木质坚重，材用范围很广。这种落叶乔木高可达25米。此类同名异质的树种，可能会形成“大”“中”“小”区别的情形。《说文·木部》：“柞，柞木也。”段玉裁注：“《诗》有单言‘柞’者，如‘维柞之枝’、‘析其柞薪’是也。有‘柞棫’连言者，如《皇矣》、《旱麓》、《绵》是也。陆机引《三苍》：‘棫即柞也。’与许不合。假令许谓‘棫’即‘柞’、则二篆当联属之。且《诗》不当或单言‘棫’，或单言‘柞’，或‘柞棫’并言也。郑《诗笺》云：‘柞、栎也。’孙炎《尔雅注》：‘栎实、橡也。’《齐民要术》援《尔雅注》合‘柞’‘栩’‘栎’为一。亦皆非许意。”虽名义区分尚不明朗，但是可以说明“柞木”是习见材用。
其他“桯”“柴”“
”等，也不排除是树种的可能。“柴”，何双全释作“祭”
。
“桯”有可能可以读作“柽”。《说文·木部》：“柽，河柳也。从木，圣声。”段玉裁注：“《释木》、《毛传》同。陆机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绛，一名雨师。’罗愿云：‘叶细如丝。天将雨，柽先起气迎之。故曰雨师。’按‘柽’之言赪也。赤茎故曰‘柽’。《广韵》释‘杨’为‘赤茎柳’。非也。”木板地图三标示“大桯”处，也正在“水旁”。
《说文·木部》：“柴，小木散材。从木，此声。”“《月令》：‘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郊庙及百祀之薪燎。’注云：‘大者可析谓之薪，小者合束谓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给燎。’按‘尞’，柴祭天也。燔柴曰‘柴’。《毛诗·车攻》假‘柴’为‘积’字。”但是放马滩地图“大柴”的“柴”应不是“小木散材”。“柴”有可能是“
”。《重修玉篇》卷一二：“
，疾赀切，无
木。”“无
”，可能即“无疵”。《尔雅·释木》：“棆无疵。”郭璞注：“棆，楩属，似豫章。”然而细辨字形，释文作“柴”字者，似不从木，应是“
”。其字义还有讨论的必要。
“
”或即“枞”。《说文·木部》：“枞，松叶柏身。从木，从声。”段玉裁注：“见《释木》。郭引《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枞。’按‘堂密’，谓山如堂者。”
图中关隘用特殊形象符号表示，发掘者和研究者多称“闭”，共见8处。即木板地图二（M1.7、8、11B）2处，木板地图三（M1.9）5处，木板地图四（M1.12A）1处。由此也可以了解秦交通管理制度的严格
。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研究员提示，肩水金关汉简有简文“张掖肩水塞闭门关啬夫粪土臣”（73EJT1∶18），其中“‘闭’、‘关’二字的写法，虽有稍许差异，但仍可以看作是一个字。”又如“
肩水都尉步安谓监领关
”（73EJT3∶110A），其中“关”字形“像‘闭’字”，“按照文义可以做‘关’字释读。”
这一意见可以赞同。
木板地图四（M1.12A）有一横贯直线，与曲折的河流不同，应是交通道路的示意。在这条在线，表现“关”的图形，如《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所说，以“束腰形”图示表示（《天水放马滩秦简》，第120页），正显示扼守在交通道路上的控制性设置。
而另一种情形，木板地图二（M1.7、8、11B）2处与木板地图三（M1.9）5处的“关”，《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以为“加圆点”表示者也是“关口”（《天水放马滩秦简》，第150页）。应如雍际春所说，“以两个半月形点对称绘于河流两岸”
，均显示对河流航道的控制，应理解为水运木材的交通方式的体现。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张鹏程先生见告，榆林以北河道两侧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存，与放马滩秦地图表现的这种设置十分相近。秦人较早开发水运的情形值得注意。《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警告赵王应避免与秦国对抗：“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缪文远说，明人董说《七国考》卷二《秦食货》“牛田”条“‘水通粮’原作‘通水粮’，误。”
所谓“水通粮”，是形成“不可与战”之优越国力的重要因素。《说文·水部》：“漕，水转谷也。”这种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交流和政治控制意义重大的运输方式的启用，秦人曾经有重要的贡献。《石鼓文·霝雨》说到“舫舟”的使用，可见秦人很早就沿境内河流从事水上运输。《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述秦输粟于于晋“自雍及绛相继”的所谓“泛舟之役”，杜预《集解》：“从渭水运入河、汾。”这是史籍所载规模空前的运输活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河运的记录，可能是由秦人创造的。《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张仪说楚王时，炫耀秦国的水上航运能力：“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扞关。”如果这一记录可以看作说士的语言恐吓，则灵渠的遗存，又提供了秦人在统一战争期间开发水利工程以水力用于军运的确定的实例。据《华阳国志·蜀志》，李冰曾经开通多处水上航路，于所谓“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之处，“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岷山林业资源的开发，因李冰的经营，可以通过水运“坐致材木”。这可能是最早的比较明确的水运材木的记录。而放马滩秦地图透露的相关信息，更可以通过文物数据充实这一知识。
今天天水地方的河流水量，已经不具备开发水运的条件。放马滩秦墓地图提供的信息，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水资源状况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