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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乇驼，衔尾入塞，单奚原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乔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大夫说：国君应该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关卡集市，掌握平衡物价的权力，守候时机，根据轻重之策来管理百姓。丰收的年岁，就储积粮食以备饥荒；灾荒的年岁，就发行货币和财物，用积贮的物品来周济不足。从前，夏禹时闹水灾，商汤时闹旱灾，老百姓很贫困，有的要靠借贷来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夏禹就用历山的金（铜），商汤就用庄山的铜铸成钱币来救济老百姓，大家都颂扬他们仁慈。过去，国家的财用不足，有的军队得不到给养。同时，山东地区遭到灾荒，齐、赵之地发生饥荒，全靠实行均输法所积蓄的财富和国家仓库中贮藏的粮食，才使军队得到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救济。所以，实行均输法所积累起来的物品和国库里的财物，并不是从老百姓那里收来专供军队花费的，也是为了救济百姓，防备水旱灾荒。
文学说：古时候，农民交十分之一的税，按时节到湖泊鱼塘捕鱼，国家不禁止，百姓都能耕田种地，农业也不会荒废。所以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耕种九年就有三年的余粮。夏禹、商汤就是用这种办法来防备水旱灾荒，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如果荒草不铲除，田地不耕种，即使占有山海的财富，广开各种取利的途径，还是不能使国家富足。所以，古时候奖励人们从事农业劳动，努力耕种，不误农时，衣食充裕，即使遭到荒年，人们也不害怕。穿衣吃饭是老百姓的根本需要，耕作收割是老百姓最主要的事情。如果这两方面都搞好了，就能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宁。就像《诗经》上说的那样：家家户户富足，妇女小孩安宁了。
大夫说：有才能的人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种，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并非一个。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卑贱的，他认为高贵；天下人所轻视的，他却重视。用工商业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法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和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填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这才是《诗经》上说的：家家户户富足，妇女小孩都安宁。
文学说：古时候，商人流通万物而不欺骗顾客，工匠制作坚固的器物而不弄虚作假。所以，君子不论是从事农耕，还是打猎捕鱼，都是一样的真诚老实。现在，商人擅长欺骗，工匠喜欢作假，心怀鬼胎而不感到羞愧，结果本来就刻薄的人会更加欺诈，而老实的人也会变得刻薄了。从前夏桀奢侈淫逸，歌妓充满宫中，她们的衣着特别华丽，所以伊尹远离夏桀，到商朝国都薄地去活动，结果，歌妓使夏桀亡了国。现在，外来的骡、驴的用途，抵不上我们的牛、马的功用，鼠皮、貂皮、毛毡、花毯，也比不上我们华丽的丝绸实用。美玉，珊瑚产于昆仑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们都有一万多里。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来计算一下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相当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价钱，就是一捧东西也需要万钟谷子，这太不合算了。如果朝廷喜欢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习俗就会流行于百姓中间，如果朝廷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货财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以无用之物为宝，以使百姓知道节俭，不喜爱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他们节俭重农，用井田制的方法分配土地就可以。
大夫说：从京城向四方，通过高山、大河，到各个郡县，凡是繁华的城市，无不是道路四通八达，商人云集，各种货物具备。所以有才能的人顺应自然的变化，有智慧的人善于利用地利，聪明的人靠别人供养，不聪明的人靠自己劳动。长沮、桀溺不可能有百金的积蓄，穿草鞋的人不可能有猗顿那样富裕，宛、周、齐、鲁等地的商人走遍天下。所人商人很富裕，有的多达万金的财富，这是由于追求财利谋取超额利润的结果。因此，使国家富裕何必从事农业，使百姓富裕为什么一定要采取井田制的办法呢？
文学说：由于洪水泛滥，才有大禹治水的功绩，由于黄河决口，才有宣房宫的建造。由于商纣王凶恶残酷，才引起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共谋讨伐商纣王，天下混乱，才使商人乘机谋利发财。远古时代，国家管理得很好，那时百姓淳朴，重视农业，平静快乐，要求不多。那时，路上行人稀少，公众聚集的地方杂草丛生。在那种情况下，谁要是不努力种田就吃不饱肚子，谁要是不好好织布就没有衣服穿。虽然那时也有聚集的机会，但即使有陶朱公、苑孔氏的经商手段，也无法投机取巧。从古到今，不给人家东西而想得到报酬，不劳动就想有收获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