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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学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驷马。无势位，虽舜、禹不能治万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故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闵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圣人异涂同归，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时也。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文学曰：伊尹之干汤，知圣主也。百里之归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阖庐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
文学曰：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烦乱，贤圣之忧也。是以尧忧洪水，伊尹忧民，管仲束缚，孔子周流，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趋，拯溺者濡。今民陷沟壑，虽欲无濡，岂得已哉？
御史默不对。
御史说：文学效法你们的祖先孔丘，颂扬他的功德，自以为从古到今，他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孔丘在鲁国、卫国一带宣讲儒道，在洙水、泗水一带实行教育感化，他的学生并未因此而变好，当时的天下并未因此而治理好，鲁国反而衰弱得更厉害了。齐宣王奖励儒术，尊重游士，孟轲、淳于髡一类的人享受上大夫的俸禄，不担任具体职务而议论国事，当时在齐国都城有这样的先生千余人。那时，可不只是一个公孙弘那样的人。然而弱小的燕国攻打齐国，竟能长驱直入，直至国都临淄，齐湣王仓皇出逃，最后死在莒地而儒生却不能挽救；齐王建被秦国擒住，儒生们也和他一起当了秦国的俘虏而不能使齐国生存。像这样，儒生治理国家，巩固王位，从来是没有什么成效的。
文学说：没有赶马的鞭子，就是造父也不能驾驭四匹马。没有权势地位，就是虞舜、夏禹也不能治理好天下的百姓。孔子说：凤凰不飞来，河图不出现，我不行了啊！所以，骏马拉小车，没法跑得快；圣明的仁德礼义，也没办法实行。齐国威王、宣王时，重用贤人，招揽人才，国家富强，威震各国。到齐湣王时，他继承了威王、宣王的功业，南面占领了楚国的淮河北部，北面吞并了强大的宋国，使泗水一带的十几个诸侯归附，西面威逼韩、赵、魏三个国家，击退了势力强大的秦国，使其他五国都归顺齐国，邹、鲁的国君和泗水一带的诸侯都向齐湣王称臣。由于齐湣王贪功无厌，不断征伐，老百姓难以忍受。许多儒生的进谏不被采纳，儒生各自走散。慎子和捷子走了，田骈到了薛国，而孙卿到了楚国。国内没有良臣，诸侯合谋进攻。齐王田建被秦国俘虏，不也是应该的吗？
御史说：伊尹以厨师的身份侍奉商汤王，百里奚因养牛有方结交秦穆公，开始都是随便附合的，后来他们得到信任，才协助君主建立了霸王的事业。像这样，什么话不听从？什么办法不实行呢？所以，商鞅开始用王道劝说秦孝公，孝公不采纳，就讲富国强兵的道理，终于建立了功业。邹衍开始用儒术游说各国国君，没有被采纳，后来用阴阳五行五德始终说，来说明国家兴衰，终于名声显著。所以，马只要能行走千里，就不一定非要胡、代的良马；士人贵在做事成功，而不在于能说会道。孟轲墨守陈规，不识时务，所以受困于梁、宋。孔丘能方不能圆，不会通权达变，所以在黎丘挨饿。现在你们这些后世的儒生，努力修治德行，经常碰钉子，还说不这样不行。自从周朝建立以来，已经一千多年了，你们还只讲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每发议论，都要参照他们中的某一个，把办不到的事拿出来加以赞扬，这就好像跛足的人，嘴上说走得远，而实际上却不能走一样。有才智的人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取得同一的结果，不管他们做或不做某件事情，其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商鞅虽然变法改革教化，目的在于使国家强盛，使人民有利。邹衍运用五德始终变化的学说，也是为了达到仁义的目的。祭仲牺牲自己的主张，采取权宜之计行事，是识时务啊。所以受点小委曲，得到大伸张，是君子的做法。如今你们见识浅薄而又固执，死守儒道，像尾生那样死不回头，在你们看来，就是晋文公用权势使诸侯尊重周室，也是不值得称道的，管仲蒙受耻辱辅佐齐桓称霸，也是不值得称赞的。
文学说：伊尹求合商汤王，知道他是个圣主。百里奚归附秦穆公，知道他是个贤君。这两个人能够知道商汤王和秦穆公能够成就王、霸功业，是因为他们的谋略平素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清楚，而不是不明事理糊里糊涂地对某件事作出决定。孔子说：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讲起话来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怎么可能随便苟合在一起就能建立王、霸的功业呢？君子遵行仁德，主持礼义，仓促匆忙时如此，动荡变乱时也是如此。孟子说：处在今天的时代，不改变今天的风俗习惯，而发展成千乘兵车势力（诸侯国）的人，我是不能和他同处一个早晨的。宁可挨饥受饿住在简陋的小巷里，怎么能改变自己的主张而去顺从恶习呢？过去因为阖闾杀了吴王僚，公子季礼就离开吴国而到延陵，一辈子也不回吴国。鲁宣公杀了公子子赤，叔眄因此就隐退，再也不接受鲁国的俸禄，损害礼义而获得尊位，歪曲自己的主张而得到主子的欢心，至死也不能那样做。只听说自己的正直主张得不到实行就放弃职位隐退，没听说过可以歪曲自己的主张而去求得主子的欢心的。
御史说：《论语》上说过：人有亲自干了坏事情的，君子是不到他的国里去的。孔丘嘴上是那样说，实际却没有那样做。鲁国的季孙氏干了损害仁德的事，赶走了鲁昭公，夺取了鲁国的政权，可是冉求和仲由却做了他的家臣。《礼记》上规定：男女之间不亲手给与别人或接受别人的东西，不互相碰杯。可是孔子到了卫国，通过宠臣弥子瑕晋见卫夫人南子，子路为此而不高兴。弥子瑕是个奸邪的家伙，孔子通过他去进见卫夫人，走的不是正道。男女之间不应交往，孔子去见南子，就是背离了周礼。礼义是由孔子那里宣传出来的，他尚且毁坏道德以求得别人的喜悦，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正直的主张得不到实行就放弃职位而隐退呢？
文学说：天下不太平，诸国不安宁，这是英明的国王所忧虑的。上无天子，下无有势力的诸侯，天下混乱，这是贤人和圣人所忧虑的。所以尧为洪水泛滥忧虑，伊尹为百姓忧虑，管仲遭到囚禁，孔子周游列国，都是忧虑百姓遭受祸害想免除他们的危难啊。因此他们不惜做厨师、遭囚禁，四处奔走以拯救百姓。追赶逃亡的人，自己就要快跑，援救被水淹的人，自己一定要下水。现在百姓掉进溪谷中，想要援救他们又想不沾湿，这怎么可能呢？
御史沉默了，不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