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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曰为色矜而心不怿，曰：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方今为天下腹居郡，诸侯并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风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寝而忘寐，饥而忘食，计数不离于前，万事简阅于心。丞史器小，不足与谋，独郁大道，思睹文学，若俟周、邵而望高子。御史案事郡国，察廉举贤才，岁不乏也。今贤良、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骋意极论，宜若开光发蒙；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将多饰文诬能以乱实邪？何贤士之难睹也！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选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然未见绝伦比，而为县官兴滞立功也。
文学曰：输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规矩而凿枘调。师旷之谐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当世之工匠，不能调其凿枘，则改规矩，不能协声音，则变旧律。是以凿枘刺戾而不合，声音泛越而不和。夫举规矩而知宜，吹律而知变，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饮醇酒，倪大夫闭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夫维纲不张，礼义不行，公卿之忧也。案上之文，期会之事，丞史之任也。《尚书》曰：“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谦卑而不邻，以劳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满朝，贤智充门。孔子无爵位，以布衣从才士七十有余人，皆诸侯卿相之人也，况处三公之尊以养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禄之美，而不能致士，则未有进贤之道。尧之举舜也，宾而妻之。桓公举管仲也，宾而师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谓亲贤矣。以诸侯而师匹夫，可谓敬宾矣。是以贤者从之若流，归之不疑。今当世在位者，既无燕昭之下士，《鹿鸣》之乐贤，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贤妒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问，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贤，以禄骄士，而求士之用，亦难矣！
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
御史进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丞相以《春秋》说先帝，遽即三公，处周、邵之列，据万里之势，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然而未睹功业所成。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听了文学们的话）大夫神色严肃，内心很不高兴，说：呆在家里不参加劳动的人，不知道背东西人的劳累，站在旁边发议论的人和当事人的忧虑是不一样的。当今京师地处天下中心，诸侯的事都汇集到这里，国内外还不妥宁，我们心里不安，就好像乘船渡越大河，遇到风浪还没有靠岸一样。因此朝夕思虑国家所需要的费用，废寝忘食，整天筹算，各项事情都记挂在心头。协助工作的丞史又才识浅薄，无法跟他们商议，独自一人又弄不通治理国家的大事，所以想见到你们，就好像期待周公、邵公和盼望高子一样，御史考察各地的情况，选拔孝廉，举贤良、文学，每年都不少。现在你们贤良、文学到这里来的有六十多人，都具有六艺之才，尽情地发表议论，应该讲些好的道理，对我们有所启发教益，谁知你们相信过去，和当前的需要相背离，称说古代，而不符合现在的社会情况。看来是我们不能识别真才呢？还是你们装饰外表，弄虚作假，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见到一个贤人这样难啊！自从千乘的倪宽靠钻研《尚书》而得到超过九卿的官位以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听到的选举的儒生，虽然有的也选拔提升，参与政事，地位很高，但没有看见有超群出众，能够为朝廷兴利除弊，建立一番功业的啊！
文学说：鲁班用木材制造器物时，因为准确地使用了矫正方圆的工具，加工出来的榫头榫孔能够很好地吻合。师旷在奏乐时，因为善于使用校正音阶的音笛，乐曲的宫商五音就能协调。现在的工匠和乐师（指官吏），在榫头榫孔不能很好吻合时，就去改正工具；奏出的音调不协调时，就去改变音笛。因此加工出来的榫头榫孔就粗糙不堪，不能吻合，奏出来的乐曲就杂乱无章，不能协调。一拿起工具就知道怎么做，一吹起音笛就知道怎样变化，这是上等的工匠和乐师；按照老规矩而不能创作，等待有本事的人去做，这是次等的工匠和乐师。所以曹丞相每天喝酒（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做），倪大夫闭口不言（因为他明白该怎么做）。办理大事的人不可以繁杂，繁杂就会造成混乱；办理小事的人不可以松懈，松懈了就会荒废。《春秋》上说：办理政事宽广、高远，可以当卿相。办理政事苛刻、琐碎，那就只能当个普通老百姓。国家的纲纪法度得不到贯彻，仁德礼义不能施行，这是公卿应该担扰的事情。办理公文，召集会议，那是官吏助手的事情。《尚书》上说：有才能的人在朝当官，僚属以他们为师，按时做好自己的事情，百官之长就协作得平允和谐。这就是说当官的人称职，每个人都能为国家尽力，要想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不出现紊乱，各种事情都能办理得好而不荒废，就要求士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大夫都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情，公卿只是统管主要的事情，掌握大略就可以了。所以，任用有才能的人，只要交待一下任务就行了，并不感到劳累，只是自己去干就会耽误公事而且没有成绩。齐桓公对管仲，既亲自听管仲说话又亲自看着他。所以君子只要在选用人才上多下功夫，到使用人才时就可以一劳永逸，难道可以因此说君子懒惰吗？从前周公做宰相时，非常谦虚而又不揽事过多，从全国选拔和任用有才能的人，因此满朝都是有才德的人，门下充满了贤才聪明的人。孔子没有官位，却有七十多个有才德的人所跟随，这些人都是可以做卿相、诸侯的人才啊！更何况位居三公这样高官的人，如果真心招致天下的贤士，那将会怎样呢？现在你们占据着公卿这样高的官位，又有优厚的俸禄，却不能招引人才，那是你们没有选拔贤能的诚意。从前尧提拔舜，以客礼相待，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齐桓公任用管仲，也是把他当宾客和老师那样看待和尊重。身为天子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普通人，真可谓是亲近贤人了。身为诸侯却把一个普通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老师，真可谓是尊敬宾客了。所以，各地有才能的人都络绎不绝地归附他们（尧、齐桓公），真心诚意而不动摇。现在做官的人，既没有像燕昭王那样礼贤下士，也没有像《诗经·鹿鸣》所讲的那样敬礼贤人，相反还像臧文仲、子椒那样埋没、嫉妒有才能的人，自以为聪明。诋毁别人的才能，自满自足，而不肯向别人请教，看不起士人，不跟他们交朋友，以自己的爵位陵驾于贤者之上，凭借俸禄对士人表示骄傲，而要求士人为己使用，实在困难啊！
大夫沉思不语，贤良长久地叹息。
御史向前挪动并说：姜太公辅助周文王和周武王取得天下，管仲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所以有才德的人得到适当的官位，犹如蛟龙得水，腾蛇兴云驾雾一样施展其才能。公孙弘因向汉武帝讲述《春秋》，很快就做了丞相，处于周公、召公一样的地位，掌握国家大权，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他不穿两种以上颜色的衣服，不吃多种味道的饭菜，俭朴堪称天下第一，但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帮助。博士褚泰、徐偃等遵照皇帝的圣旨，以使者的身份被派遣到全国各地去巡察，选拔孝廉，劝说百姓，但社会的坏风气并未得到改变。选举来的贤良、方正、文学，尽管给以破格提拔，有的甚至达到卿大夫的地位，难道这还不像燕昭王那样选拔人才，像周文王那样广招贤士吗？然而并没有看到他们建立什么功业。大概他们并没有什么非凡的才能，也不是《诗经·鹿鸣》里所说的贤人吧！
文学说：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容器里，太阳和月亮不能同时照亮大地。当公孙弘做丞相时，皇上（汉武帝）正谋划攻打四境之外的少数民族，所以，诡诈的计谋得到采纳，荆、楚一带的勇士得到重用，有的将帅封侯封地，攻克敌城俘获敌军的人都得到优厚的奖赏，因此努力杀敌的人越来越多。从此以后战争连年不断，军队多得可以互相观望，穿盔甲的士兵疲劳不堪，朝廷费用不足，所以，设置险阻关卡，主张盐、铁等官营的官员当政，而姜太公那样的贤人都隐居不见了。挖沟渠疏通泾水和渭水以通船运，任用东郭咸阳、孔仅建立盐、铁官营，策划许多收税谋利的办法，有钱的人还可以用钱粮买官爵，免除刑法。国家用费很多，而管理人员从中营私舞弊，上下兼征，造成百姓贫穷不堪，还不得不服从法律。所以，残暴的大臣得到重用，而且见知、废格的法律也建立起来了。杜周、咸宣之流以严峻的法律条文办理案件取得富贵，王温舒一类人像鹰隼残杀而得以扬名。这时想用仁义之道辅助皇上的人就少了，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迎合皇上的多了，仅仅公孙弘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