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广义的基督教信仰（Christian faith）之于西方文化的关系，就像儒家伦理之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样，可谓是深入骨髓、贯通经脉。自从公元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把基督教国教化之后，尤其是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以“君权神授”的形式重建罗马帝国之后，西方文明就成了“基督教文明”。其情形正如同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尤其是隋唐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根据来开科取士打通朝野之后，中国文明就成了“儒家文明”。因此，诚如人们要想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传统与演进就必须梳理儒家思想的来龙去脉一样，如果想系统地认识西方文化的精神根基和变革历程，就必须深入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发展演变。

从历史后果来看，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要比儒家伦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和广泛，它不仅体现为一些外在性的节庆礼仪（如西方人至今奉守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公众节日，西方国家领导人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等仪式）、纪元方式（如从西方推广到全世界的以耶稣诞生之年为元年的公历，以上帝创世为根据的星期制等）、公共建筑（如西方随处可见的教堂）和公众活动（如教会团契和忏悔祈祷等），而且深入融化到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精神血脉中，形成了深沉的罪孽意识、契约精神、诚信原则、自由与平等观念、家庭伦理、天国理想等。更重要的是，从产生伊始，基督教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宗教信仰，而且是一个实体性的社会组织，即教会。这个教会组织在罗马帝国时期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二元权力格局。尤其是到了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西欧表现为罗马大公教会即天主教会——在分崩离析的西欧封建社会里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到了宗教改革时代，随着教会本身的分裂和各种新教教派的建立，一系列始料未及的社会变化和新生事物如同洪水猛兽一般从中世纪信仰的炼狱中冲决而出，一个经历了深层的文化变革和现代转型的基督教文明蜕掉了旧蛹体，得以涅槃新生。

在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一对基本矛盾始终如影随形地萦绕其间，这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张力。作为一种抚慰弱势群体破碎心灵的彼岸福音，基督教最初是建立在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理性哲学和功利价值观相对立的狂热信仰之上的，它用纯洁的圣爱和神秘的奇迹营造了一种浪漫理想，与弱肉强食、冷漠无情的现实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随着基督教信仰的处境不断改善，教会地位不断提高，这种原初的信仰精神和浪漫理想也日益受到权力、利益和物欲的腐蚀，变得面目全非。随着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全面控制了西欧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神职人员的实践活动也越来越背离了基督教的精神本质，从而使基督教信仰蜕变为一种虚假的形式，充满了唯利是图的实用理性色彩。宗教改革运动试图重振信仰，回归本色，但是得到强化的信仰成为一把双刃剑，它既砍向了信仰蜕化的罗马天主教会，也刺向了大梦初甦的科学理性精神。于是，在浓郁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新兴的理性精神如何在其与传统宗教信仰的张力关系中发展壮大，构成了西方启蒙时代的重要精神内涵，由此也决定了西方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命运。

本书的基本宗旨是要从基督教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来揭示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关系，将思想的演进置于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从而深刻地揭示西方启蒙运动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脉络。全书由上、下两卷组成，上卷“信仰的传统”从历史视野论述了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渊源和发展历程，包括基督教与古典文化——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复杂联系，基督教信仰对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宗教改革运动所开启的西方文化现代转型历程。下卷“理性的启蒙”则从哲学角度分析了英、法、德等国启蒙思想的演进逻辑和文化特点，重点阐释了德国启蒙时代的两位重要思想家康德和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思想 ，他们都把理性与信仰、知识与宗教的关系作为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 ，但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头上的星空”象征着一个恢宏无涯而又井然有序的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理性的探索对象；“心中的道德律”则昭示着某种超越有限生存的终极目的和理想境界，从而成为一种符合实践理性（道德）法则的宗教信仰的坚实根基。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科学理性是指导他们在自然界和社会中安身处世的重要手段，而基督教信仰仍然是他们内心深处安魂立命的幽静净土。 WRC1m+wJ9YT3WrRbi11sb/XwFHiOLCZqVKr26ApKU2jTe9MUnr1thEAe30c1TN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