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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代皇帝，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庙号世宗。雍正帝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朝后期的各种积弊，是一个勇于改革、励精图治的皇帝，对清代历史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雍正帝的勤政精神、治国业绩，在中国古代帝王中颇值得称道。正是因为他超乎寻常的努力，才使得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雍正帝认为自己“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这话虽有自我溢美成分，但事实上也有一定道理。
作为圆明园的首位主人，雍正帝以皇子身份在园居住15年，期间他对康熙朝的政务、对畅春园政治功能的运作是用心关注的，同时也参与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政治活动，这些历练为他即位后的治国理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雍正帝首次以皇帝身份驻跸圆明园，自此该园正式成为清帝长年园居理政之御园。为满足理政、居住、游赏等多种功能需要，他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同时“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使圆明园在政务设施、政务空间的完善上有了保障。雍正帝声称，“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也，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不可迟误”，从而首开在圆明园处理政务的先例，此后则沿为常规。清帝驻园期间，君臣处理政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圆明园大宫门内外的前朝区，其中，部院衙门的值班和办公地点主要是大宫门和出入贤良门附近的东西朝房。正大光明殿是御园举行朝会、节日庆贺、赐宴亲藩、宴请廷臣等典礼的正殿，其功能类似紫禁城的太和殿与保和殿。勤政亲贤是皇帝御门听政和日常办公的场所，兼有大内乾清宫与养心殿的功能。“列圣筵宴外藩及内廷大臣均于此。皇帝驻跸则听政焉。遇驻跸圆明园，凡召对群臣，引见庶僚，均于勤政亲贤。”勤政殿是勤政亲贤的核心建筑，为皇帝在园内处理政务、召见官员的地方，该殿东有套间，称为东书房，夏日召见在殿中，春秋则在书房。芳碧丛因青竹茂密而得名，为南向四面围廊的五间敞厅，厅前宽敞的院子里堆叠着精致的假山湖石，种植着碧绿的翠竹，绿荫掩映，凉爽宜人。每到夏季，清帝即由勤政殿迁到这里，在一片清凉碧芳的竹丛中议事、传膳。保合太和位于芳碧丛之后，为一座面阔九间，前接三间抱厦的大殿，该殿为清帝重要寝宫之一，功能亦类似于养心殿，尤其面阔九间的规制与养心殿颇为相像，清帝也常在此起居办公。洞明堂是每年秋审时，皇帝审核勾决人犯的“勾到”之处，功能类似于大内懋勤殿。而九州清晏作为清帝最主要的寝宫，其功能不仅用来休憩，同时也是清帝的书房和办公之处，相对更为私密。
雍正13年的帝王生活，除冬日在紫禁城略住几十日之外，主要是在圆明园居住的。除去为其父康熙帝及太后服丧的时间外，从雍正三年雍正首次以皇帝身份驻跸至雍正十三年他病逝于圆明园，雍正帝累计居住2314天，平均每年210天。雍正十一年，雍正帝有246天生活在圆明园，占全年天数的近70%。在封建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掌握绝对权力，其行踪所至，往往就是政治核心所在，由此就不难理解圆明园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了。
雍正帝朝服像
雍正帝“每岁初春即驻跸于此，咨度机务引见百官，皆日以为常”。在这里，他废寝忘食地勤于政务，常“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且终年不息。雍正帝自己记述道：“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于墀，观射于圃，燕闲斋肃，动作有恒，则法皇考之勤劳也。”其子乾隆皇帝曾说：“我皇考于理事正殿，皆颜勤政，诚以持心不可不敬，为政不可不勤也。”其孙嘉庆皇帝也有御旨说：“我皇祖世宗宪皇帝勤求治理，整饬官联。自是以后，圆明园奏事文职衙门轮为九班，武职衙门轮为十班。……诚以我朝家法，勤政为先，驻跸御园，与宫内办事，无一日少闲。”
驻跸之初，雍正帝就对内阁、部院各官说：“若无应奏事件，在衙门办事，不必到此。其理事之日，尔等于春末秋初可趁早凉而来；秋末春初，天时寒冷，于日初之前起行。”这就规定了春末到秋初、秋末到春初两个时段期间官员到圆明园办公的时间，表明他在园内的起居理事已经制度化了。雍正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雍正谕内阁：“凡来圆明园奏事之大臣官员不必太早。今见大臣等务皆早到，如在南城居住人员，必得五鼓前来，其年老有疾之人，必受寒冷。……嗣后尔等咸遵朕旨，毋得有违，虽稍迟误，或一二人不到，亦无妨碍，并不致有误事之处也。”这一方面反映了雍正帝的务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臣下的体恤。雍正帝告诫群臣，他并非来此玩乐，只是想给繁重的政务提供一个好的工作场所。然而，安逸的庭院气氛让大臣们没有认真对待皇帝的告诫，1726年（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当雍正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准备听奏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人进言，雍正帝不悦形之于色，随即发布上谕曰：“朕因郊外水土气味较城内稍清，故驻跸于此，而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未尝一刻肯自暇逸。”“倘廷臣不知仰体朕心，将陈奏事件有意减省，是不欲朕驻跸圆明园矣！”这一天，雍正帝还规定了圆明园的轮奏制度。因各衙门奏事每日繁简不均，他下令“以后八旗定为八日，各分一日轮奏。部院衙门亦各分一日轮奏。六部之外，都察院与理藩院为一日，内务府为一日。其余衙门量事务之多寡附于部院班次。”这样，每天都保证有一旗、一部来圆明园奏事，其他不当值奏事的衙门即便无事可奏，也要安排堂官到大宫门内外各自朝房值班，以备皇帝临时召见和交待事情。如果各部院和其他机构遇有紧要事件，可以随时向皇帝报告，不必遵守已经排定的班次。朝臣们逐渐习惯了在圆明园处理政务，雍正帝待在圆明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返回紫禁城的次数日渐稀少。鉴于从京城到圆明园的路途较远，很多大臣必须半夜出发才能赶上早朝，雍正帝特下令允许部分老臣免予出席早朝，特别是严冬的时候，除紧急情况外，他干脆豁免了大部分官员的觐见。此后，雍正帝又将圆明园附近的宅第赐给重要的大臣，以便他们就近办公。清人笔记还载有这样一件事情：杨炳，雍正元年癸卯恩科会元，卷呈御览，雍正帝朱批曰：“卓识名言，不独优于诸卷，即近科亦不见。”殿试以第三人及第，即召入内廷，赐庐圆明园左侧，盖不世之遇也。雍正帝的爱才之心与亲贤之举在此真算是落到了实处。
雍正御笔之宝
“勤政务实”是雍正帝为君的一个特点。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帝那样勤政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雍正帝曾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他常“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数人，日不下数千百言。”仅以“宣达下情，洞悉庶务”的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且一般多在夜间亲阅，其朱批皆出一己之见，从不假手于他人。“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是雍正帝园居生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雍正五年，雍正帝在《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诗中说：“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揽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雍正六年，在《暮春有感》诗中，雍正帝说：“听政每忘花月好，对时惟望雨旸匀。宵衣旰食非干誉，夕惕朝乾自体仁。”歌以咏志，诗以抒怀，这两首诗既是雍正帝真实工作状态的写照，也是他闲暇之余对于千钧之担、民生之艰、为君之难的一种感慨吧。雍正帝45岁登基，熟悉吏治民生，注重求真务实。雍正帝多次告诫群臣“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当时，清代官场上流行着一种陋习，即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败坏，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他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帝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帝则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雍正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听政，要求在礼仪上，除满洲居首大学士在前行走外，其余大学士行走班次，应按其补授之日前后行走，不必分别满汉。这一规定不拘泥于形式，对于统治阶级刻意强调的满汉之别也可谓是一种突破之举。
除了临朝理政、披阅奏折、召见臣僚等常规政务，雍正帝还会处理一些非常规政务，并就某些具体事宜作出部署、下达指令。如，雍正三年九月二十日，雍正在圆明园召见西洋传教士宋君荣等人。雍正四年四月十九日，雍正帝谕曰：“有特旨所传之官员，若有风雨无阻字样，则不论风雨，即著前往圆明园。若朕御门之日，有大风雨雪，伊等即互相传谕，不必前往。”七月初八，雍正帝论“巧宦”谕曰：“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这年冬天，封印之后，政务略有闲余，雍正帝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雍正五年四月十八日，雍正帝在圆明园接见葡萄牙使臣麦德乐，葡使呈献该国王所赠礼物。六月初四，雍正帝谕曰：“朕所交事件甚多，诸大臣因何不行覆奏，若所交之事不可施行，应将不可施行之处声明具奏。嗣后，奉特旨所交一切事务并拣选引见人员等事，每月将已结、未结之处，著该处声明情由，交送内阁汇奏。”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在圆明园谕内阁九卿曰：“天下事务断非一人所能办理。诸大臣必须视国事如家事，方可谓之公忠，不负朕股肱心腹之寄。”雍正六年二月初一，雍正帝在勤政殿理政，琉球国中山王尚敬遣使表贡方物。五月十二日，雍正帝传谕内阁曰：“明日若有应奏事件，著照常具奏，不必因皇后千秋不行奏事。”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在圆明园洞明堂，阅秋审情实招册，审核拟处决人犯，并谕刑部曰：“诸臣所进招册，俱经细加斟酌，拟定情实。但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等亦当陈奏。在前日定拟情实，自是执法，在此刻勾到商酌，又当原情，断不可因前奏难更，遂尔隐默也。”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帝身体不豫，仍照常理政，次日病情加剧，二十三日雍正帝在圆明园九州清晏寝宫去世。雍正帝在《圆明园记》中曾说：“不求自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逸，而冀百族之恬熙。庶几世跻春台，人游乐国，廓鸿基于孔固，绥福履于方来。”这一信誓旦旦的公开宣示和自我希冀，既是雍正帝的治国愿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励精图治的客观效果。
（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