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台往事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面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并亲自命名为“圆明园”。牡丹台，就是后来圆明园四十景中的“镂月开云”，位于后湖东岸，南临曲溪。殿前种植牡丹数百株。花开时色彩缤纷，争奇斗艳，自成一景。雍正帝曾做诗赋之：“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室斜。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艳宜金谷赏，名重洛阳夸。国色谁堪并，仙裳锦作霞。”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曾12次临幸圆明园。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受皇四子的邀请来到圆明园牡丹台观赏牡丹，不仅胤禛随侍在侧，时年十二岁的弘历也被召见，祖孙三代共享天伦之乐，这也是弘历首次见到祖父。据说康熙帝见到弘历后，爱其聪明伶俐，很快便宣谕召至宫中养育。

弘历来到宫中后，从生活起居到学业教授，都受到祖父的悉心关照。他曾在避暑山庄里的颐和书室读书居住，康熙帝特命两名年轻的妃子佟佳氏和瓜尔佳氏，住在书室旁边的静佳室，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康熙帝不仅曾“亲授书课，教牗有加”，还命翰林院庶吉士福敏教其读书，令二十一阿哥贝勒允禧教其骑射、十六阿哥庄亲王允禄教其火器。并于出巡时时常带在身边，在实际中锻炼和培养他的治国才能。乾隆帝在嘉庆元年（1796）曾回忆道，在入宫后不久，他即随同祖父前往木兰围场行围。行围前，在山庄门进行较射，康熙帝让他在侍卫们面前表演射箭，他连发五箭皆中，得到祖父的赞扬并获得黄马褂的奖励，这件事令其毕生难忘，后来做诗记之：“阅射门前却自思，髫龄曾此沐恩慈。”在狩猎时，康熙帝用枪射倒一只熊，熊伏地久久不动，令御前侍卫引矛刺之，弘历此时将要上马，随后熊忽然突起扑面而来时，弘历在马上镇静自若，康熙帝急忙用枪将熊击毙，见弘历无事方才放心，并感叹地说：“伊命贵重，福过于予。”又一日，“虞人告知有虎，皇祖命二十一叔父往，予奏愿去，皇祖抚予颊曰：‘俟朕往之日携汝去。’”尽管时间已过去70余年，但乾隆帝每念及此，仍“辄不禁潸焉涕下也”。

弘历初见康熙帝时，曾为祖父背诵过周敦颐的《爱莲说》，流畅准确，康熙帝大悦，书写条幅赠予他。乾隆帝日后在《恭瞻皇祖御笔感赋》诗中回忆道：“寸心已觉趋陪幸，尺幅曾颁翰墨光。”昭梿的《啸亭杂录》中对弘历幼时的聪颖亦有记载：“纯皇少时，天资凝重，六龄即能诵《爱莲说》。圣祖初见于藩邸牡丹台，喜曰‘此子福过于我’”。弘历在康熙帝身边“日承提命，历夏阅秋”，达5个月之久，直至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逝。

不管是胤禛的精心安排，还是无意中的巧合，总之这次牡丹台会面使得弘历在康熙帝的最后半年时光里占有了一席之地，也成为他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幸事。雍正帝曾自撰《圆明园记》，里面提到这次盛事：“仰荷慈恩，锡以园额曰圆明。朕尝恭迓銮舆，欣承色笑。庆天伦之乐，申爱日之诚。花木林泉，咸增荣宠。”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又御笔“序天伦之乐”匾文，命造办处做成木匾。次年，做得，悬挂于牡丹台。弘历登基后，为纪念祖父当年的宠遇之恩，多次题咏此处。如乾隆九年（1744）咏“镂云开月”：

云霞罨绮疏，檀麝散琳除。

最可娱几暇，惟应对雨余。

殿春饶富贵，陆地有芙蕖。

名漏疑删孔，词雄想赋舒。

徘徊供啸咏，俯仰验居诸。

犹忆垂髫日，承恩此最初。

在诗注中，乾隆帝写道：“予十二岁时，皇考以花时恭请皇祖幸是园，于此地降旨，许孙臣扈侍左右云。”牡丹台赏花，成为乾隆帝少年时光里最难以磨灭的记忆。乾隆三十一年（1766）手书纪恩堂匾额，悬挂于圆明园镂月开云殿内，并御制《纪恩堂记》一文；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再次御题纪恩堂匾额，悬挂于曾随驾住过的避暑山庄万壑松风大殿中，又撰写了《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他还命人镌刻了两方“纪恩堂”宝玺，并将两篇《纪恩堂记》制成玉册，分别储存在以上两处纪恩堂。两篇文章“名同而实异，文异而事同”，“圆明园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自，避暑山庄之纪恩堂纪受恩之迹”，均表达了对康熙帝鉴识和教诲之恩的感念以及自己勤勉执政、继往开来的努力，如《纪恩堂记》中说：

“若今纪恩堂之题额，实因纪皇祖之恩。……至予小子之恭承皇祖恩养育宫中，则在康熙壬寅春，即驾临之日而觐于斯堂之内云。斯堂在圆明园寝殿之左，旧谓之牡丹台，即四十景所称之镂月开云者，向于诗中亦经言及。惟时皇考奉皇祖观花燕喜之次，以予名奏闻，遂蒙眷顾，育之禁廷，日侍慈颜而承教诲。即雍正十三年诏尚以是为言。故予小子自践祚以来，敬惟古帝王所以凛承付托者，不过于其考，或偶于其祖，若予则皇祖、皇考付托所荐重。言念及此，自视常若不足，遑敢弛朝乾夕惕之志？故凡出治临民，罔不尽心筹度，日慎一日，至于今三十年，仰蒙天佑，内恬外辟，政虽未臻上理，而民则可谓粗安。此所谓差不负皇祖之恩者乎！”

在《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中写道：“及从皇祖来避署山庄，乃赐居斯堂之侧堂，即三十六景中所谓万壑松风者。夙兴夜寐，日规天颜。绨几翻书，或示章句；玉筵传膳，每赐芳饴。批阅章奏，屏息侍傍；引见官吏，承颜立侧。或命步射，以示众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

乾隆帝将与祖父相处的点点滴滴，尽皆记录在案，细腻而动情，娓娓道来，祖慈孙孝之感跃然纸上。乾隆帝在写《避暑山庄纪恩堂记》之时，已年过花甲，在他的治理下，清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疆域平定，四海升平，统治平稳，乾隆帝大概觉得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告慰祖、父的知遇之恩和培养教育，故有此文。

雍正帝和乾隆帝父子二人的种种记述，似乎让人有一种感觉，胤禛、弘历相继继承帝位与祖孙三代在圆明园的这次相会不无一定关系。事实上，乾隆帝本人亦不断在暗示这一点，刻意营造了一种圆明园相会成就了其日后登基的神秘色彩。如康熙帝在众多子孙中对他的特殊宠爱，“当年诸孙行，惟我承恩最”。嘉庆元年，他在《恭谒景陵》诗注中又说：“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俾得日侍左右，亲聆训言。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每一念及，感慕难名。”康熙六十一年（1722）七月二十日，胤禛请康熙帝前往避暑山庄自己的居住之所——狮子园进宴，当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面圣问安时，康熙帝当面夸赞其为“有福之人”。雍正帝在遗诏中也特别提到：“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诸如此类的叙述，都直指弘历日后登上帝位的必然性。

随后，这种说法又开始逐渐官方化。官方权威记载最早见于乾隆帝裕陵的《神功圣德碑》，碑文中记道：“（帝）年十二，随世宗初侍圣祖，宴于牡丹台，一见异之曰：‘是福过于予。’厥秋扈驾避暑山庄，暨木兰行围，躬承恩眷，详见圣制《纪恩堂记》，于是灼然有太王贻孙之鉴，而燕翼之志益定。”“燕翼贻谋”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指周武王欲传位于孙，而安抚其子。“太王贻孙”也是一个故典，出自《论衡·初禀》。据说周朝奠基人太王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和少子季历。季历生子姬昌，太王独喜此孙，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最终文王成就了一番霸业。《神功圣德碑》通过这两个典故点明了康熙帝因默定弘历为皇朝继承人而传位于皇四子胤禛的密辛。

嘉庆十二年修成的《清高宗实录》开篇即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上之福祚久长，良由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含诒，周注于后，用以继绳一体，锡天下臣庶无疆之庥。”后来，昭梿在《啸亭杂录》中也记录了弘历行围遇熊一事，并提到康熙帝的评论是：“此子诚有福，使伊至熊前而熊立起，更成何事体？”由是益加宠爱，而燕翼之贻谋因之而定也。在最高统治者的推波助澜下，此说似乎已经定性。

而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早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朝鲜使者在回国后，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康熙皇帝在畅春苑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仍以为君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为要，训诫胤禛。解脱其头项所挂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帝临终时赐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又曰：‘废太子皇长子性行不顺，依前拘囚，丰其衣食，以终其身。废太子第二子朕所钟爱，其特封为亲王。’言讫而逝。”康熙帝对弘历的看重，看来在当时已是流传开来，并非宫闱秘事。

从弘历自己的登基之路来看，其实异常平顺，可以用顺理成章、波澜不惊来形容。雍正帝共有十子，按出生的次序依次是弘晖、弘昐、弘昀、弘时、弘历、弘昼、福宜、福惠、福沛、弘曕。其中，福宜、福惠、福沛三子因幼时即已夭折，故玉牒中只以乳名登记入谱。据《清史稿》之《诸王传六》载，弘晖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为嫡福晋乌拉那拉氏所出。但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就夭折了，年仅八岁。弘历即位后，特追赠他为亲王。弘昐与弘晖同年，晚生三个月，三岁时殇逝，虽经命名，未予齿序。弘昀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十九年（1710）殇逝，年十一岁，齿序上称为皇二子。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称皇四子。雍正十年（1732）赐号长春居士。十一年（1733）晋封宝亲王。弘昼与弘历同生年，小三个月，称皇五子。雍正十年，赐号旭日居士，次年封和亲王。《清史稿》记其性格“骄抗”、“奢侈”，最喜排演自己丧礼，使家人祭奠哀泣，他从旁欣赏，引为乐事。福宜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二年殇逝，未及正式命名和齿序。福惠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母亲为贵妃年氏，是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妹妹，曾是雍正帝最喜爱的皇子。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三年羹尧被杀，十一月二十二日，年妃薨于圆明园。福惠于雍正六年（1728）殇逝，年仅八岁。雍正帝特命照亲王例殡葬。福沛生于雍正元年（1723），降生不久即夭殇，未命名亦未齿序。弘曕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是雍正帝最小的儿子。乾隆三年（1738）将之出嗣为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袭封郡王。

由此可知，雍正帝虽有皇子十人，但有六子都是在十岁左右或更早时就殇逝了。能活到成年的仅有四子，由于第十子在雍正帝掌政期间还是稚童，因此，雍正帝在位期间，实际上能够任用的只有三子。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值康熙帝周年忌辰，总理事务王大臣等以雍正帝一年之中已两次往谒陵寝，奏请“以礼制情，停止亲谒，于诸王内命一人恭代”。雍正帝接受此建议，“命皇四子弘历祭景陵”。弘历此时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而且没有任何爵号，祭陵大典，且是圣祖周年初祭这一关乎国家礼法的隆重大事，竟让一个未成年的皇子恭代，可见雍正帝之用意。雍正二年，康熙帝的第二次忌辰，代皇帝恭谒景陵的仍旧是“皇四子弘历”。雍正帝心目中的太子人选昭然若揭。雍正即位后就在“正大光明”匾后恭藏的传位密旨的皇太子之名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雍正帝驾崩后，弘历没有任何障碍地顺利登基。

因此，乾隆帝本人的继位不存在任何合法性的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在祖父的期许和默认下得以继承大统的呢？反而将直接授位于他的父亲置于次要位置，这似乎有些不合情理，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谈及继位合法性问题，就不难想到康熙帝晚年激烈的储位之争和雍正帝继位在当时引发的流言蜚语和朝野纷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驾崩。康熙第四子、雍亲王胤禛继承皇位，即雍正皇帝。但是，自雍正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他的继位合法性就遇到了挑战。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亲自撰文为自己辩白，将其文收录《大义觉迷录》中，以官方之手广为刊布，试图消除世人对其继位合法性的怀疑。但事与愿违，非但未能解惑，反而流传益广。关于他改诏篡位的传说，几百年来，人人乐道，代代袭衍，不但屡见于野史记载，而且在民间口头、文艺创作中广为流传，甚至连影响极广的权威工具书《辞海》在“胤禛”条中，也将此作为附释。自民国以来，历史学者们对这一谜案也在不断进行争论，继位合法说和非合法说反复纠缠，辩论不止。康熙帝因喜爱弘历而传位于他们父子一说，是持合法继位说的一个论据之一。

康熙帝晚年饱受立储的困扰，诸子之中，谁更适合继承大统？这一问题始终萦绕于怀，难以明确表态。康熙帝对弘历的钟爱除了舔犊情深，是否还有更深的政治期许呢？乾隆帝继位后，屡屡提及祖父认为自己命格贵重、福泽深厚，是为了渲染自己授命于天的正统性还是康熙帝真做此想呢？康熙帝一生多有建树，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政治问题的处理，均以审时度势、果决裁断为后世所称道，唯在选立继承人一事上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在他的各种考量中，是否信“天命”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今天觉得迷信的事情，但在古代中国则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天命”“天运”等学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遵循的理论。康熙帝曾看过弘历八字，批语中有“此命贵富天然”“为人仁孝”“寿元高厚”“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之类，均符合《书经·周书》中定义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包含的内容。因此，尽管康熙帝并未明确说过弘历将来有望继承帝位，但起码从其命格来看，是符合康熙帝心目中继承人的标准的，或至少是一个重要候选人之一。而弘历会一再强调自己是有福之人，从侧面也反映出康熙帝对这一因素视之甚重，执念很深。

康熙帝有子35人，孙辈上百人，是不是独独对弘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宠爱之情呢？有研究者提出反对意见，指出康熙帝虽然贵为天子，仍不能脱俗于含饴弄孙之乐，尤其是晚年，对幼子和孙辈表现出了特别的关爱之情，身边经常有子孙陪侍，弘历只是其中的一个，且陪侍时间较短，只有半年。有的子孙陪伴时间更长，如其幼子允祕、允禧均素为康熙帝所钟爱；孙辈中，康熙帝最为钟爱的当是废太子允礽的第二子弘皙。时弘皙已经成人，作为皇长孙，地位与众不同，且人品、才干俱佳。据朝鲜国使臣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连朝鲜国使臣都知道的如此清楚，可见弘晳一定是被康熙帝所喜爱和重视的。因此，如果挑选储君要考虑第三代继承人的话，膺选者可能是成年的弘皙而不是尚在幼龄的弘历。但反过来而言，弘晳即使再如何优秀，在继承制度森然的封建社会里，其父已经丧失了继位资格，他是万万不能越过其父而登上大宝的。《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康熙帝临终之时依然牵挂废太子父子二人，留下遗言善待废太子并封弘晳为亲王，已成全与废太子的父子之情，从情理上说，更为可信。尤其是，这些安排以后都一一应验，可见李朝实录并非捕风捉影，凭空杜撰。当然，亦不能排除胤禛的有意安排和宣传。

另外，史家对雍正帝的评价观点大为不同，赞同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对一个皇帝来说，得到后世如此迥然不同的评价，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但研究者基本都认同他是一个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人，在诸王争储的激烈斗争中，以邀请父亲赏花为名，将自己的儿子弘历引见给父亲，博得父亲的好感，也不失为一步好棋。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之久，有能力争夺皇位的皇子们岁数均已不小，对孙辈的考察也自然成为关系到祖宗基业能否顺利延续的关键要素，一个聪明伶俐且“富贵天然”的孙子会大大增加自己继位的竞争力。事实上，弘历的“生辰八字”也正是由胤禛巧妙地送到了父亲手中，康熙帝果然将弘历带到宫中养育，成就了一场祖慈孙孝、燕翼贻谋的历史佳话。如果此推断成立，那么，看似不经意的圆明园牡丹台相会，实则对清朝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尽管这一说法并不能消除古人和今人对雍正帝继位正统性问题的怀疑。

乾隆帝一生皆奉其祖为自己之楷模，时时怀念，不断效仿。在位六十年后，自己主动退位让于嘉庆帝，原因如其在《驻跸桃花寺叠丙申诗韵》自注中所言：“皇祖八龄登极，在位六十一年，已属自古帝王所罕觏，予登极之初，焚香告天，在位得满六十年，即当传位，不敢上同皇祖六十一年，以次递增。然其时予已二十五岁，实未计传位时寿当八十有六，乃竟幸符初愿。今岁元日，授玺子皇帝，而精神强固，敕几训政，犹不减昔，此更为史册之所未有也。”甚至在南巡的次数上，也正好做到和康熙帝一样的六次。退位时，他对自己执政期间的功绩作了一次总结：“我朝统一中外一百五十余年，皇祖及予两代在位一百二十一年，自汉唐以来史册具在，从未有此享年袭庆者。而予幼仰蒙皇祖教育，自省六十年来，敕几励政，无敢稍懈，有负眷顾深恩，想在天之灵亦垂鉴欣悦也。”从垂髫少年初见祖父，到耄耋之年终于可以与祖父比肩而立，他为没有辜负祖父鉴识之恩而感到欣慰，为把清王朝发展成为一个空前强大统一的国家而骄傲。他在《永佑寺瞻礼》诗注中记道：“予六十年中耆定武功十次，平准噶尔者二，定回部者一，扫金川者二，靖台湾者一，降缅甸者一，降安南者一，降廓尔喀者二，其外如诛王伦，翦苏四十三，灭田五，乃内地奸民弗芗其事。予即位以来夙以佳兵为戒，凡此皆不得已而用兵，仰蒙天贶，克臻十全，岂非厚幸欤？”此生可以功德圆满了，故自诩为“十全老人”。后世对乾隆帝及其时代多有评价，褒贬兼有，但客观而言，这一时期，无论在疆域、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均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从这个意义来说，乾隆帝的确实现了祖父的心愿，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了。

（孙喆） 3gmqMVvRqUCMDExZvK85E1J8g3Hya8ZJU2+8gzp3bpOrSBEfCASgRTAAUmz8Dp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