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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必须旗帜鲜明地抓好依法治企，筑根树魂，强舵正帆。中国要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必须努力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
国有企业已成为我国自主创新的“排头兵”，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承担着重要任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我国需要突破的11个重点领域，中央企业都有涉及；在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国有企业参与了15个。
国有企业更成为重大工程的“顶梁柱”。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奥运场馆建设……国家的各项标志性重大工程建设中，中央企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同样离不开大型国有企业。当前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军工、航天航空、石油勘探等，规模经济要求很高，进行技术创新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当前还只能靠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201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有42家上榜。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从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在短短十几年中就发生了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关键是靠改革。
经济与法治是社会发展永恒的命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治，脱离经济基础将失去意义。同样地，离开法治，经济也无法发展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高级阶段。在中国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之后，法治对于经济的意义更加凸显。
江平教授在《公司首席法务官——企业的守夜人》的序言中如是说：“公司律师兴则公司兴，公司兴则国家兴。”
一般来说，我们法律人有公务员、社会律师、公司律师（本文的公司律师的概念即公司内部律师，等同于法务的概念）三条职业跑道。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数据，2015年70%以上的毕业生进入公检法司、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等机构工作，而去做公司律师的毕业生只占不到两成，其中很大一大部分还去了国有企业。可以说，在中国，公司律师这一法律职业还未真正引起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我从西方国家了解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在美国公司中，从事公司律师工作的有十几万人，公司律师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首席法律顾问（Chief Legal Officer，以下简称“CLO”）已经进入董事会并成为核心成员，是公司董事会决策的高参和智囊，他们在公司位高权重，待遇优厚，是法律人争先恐后去奋斗的职位。
令人惋惜的是，即使在公司律师管理实务发达的西方国家，我也没有看到一个系统的法务管理学体系，甚至连公司律师的实践和理论都还没有搭建起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笔者认为，如果不把公司法务管理上升到企业管理学和公司治理的高度，公司律师的发展就会遭遇瓶颈，因而很难在法律职业方面实现三分天下。而缺少公司律师的发展，法律人的职业布局会很不全面。
所以，当笔者看到健君先生的专著《公司首席法务官——企业的守夜人》后，倍感欣慰。作者在书中的很多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在理论方面，他大胆创新，提出法务管理学、CLO制度和公司律师生态系统等理论。在实务方面，作者的观点更加鲜明，比如他认为CLO是CEO的商业伙伴，通过法律成就商业是CLO的工作目标；他强调公司律师的目标不是CLO，而是CEO，为法务的职业打开天花板；他将自己实务的经验总结为法律人技术派的智慧，每一部分都让人受益匪浅，这归功于作者常年的实战经验和积极反思。
《公司首席法务官——企业的守夜人》不是一本呆板的法律教科书，书中着力描绘的东西，很多与法律知识关系不大，但却涵盖了公司治理、政策走向、科技金融、竞争战略、职场圣经、文化融合等多个维度的法商秘籍。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产业经济、商业模式和公司运营等方面的透彻理解和深刻把握，有时你很难想象这本书出自一名公司律师之手，但书中法律与商业的无缝连接又让人不得不相信作者的法律功底和商业天赋。
可以说，这是一部较为系统阐述中国公司律师管理实践与理论的专著。我相信，以此为基础，中国法务界会掀起对法务管理学和CLO制度的研究热潮，这对企业发展和法治建设将不无裨益。
最后，作者的履历也引起我的兴趣。他从中国政治大学毕业后即南下深圳开拓事业，先后在几家大型上市公司担任CLO和公司高管，一头扎下去，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在当年大多数毕业生愿意留京的背景下更显得勇气可嘉。实践证明，当年作者的选择是正确的。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走出了很多像中兴、华为、腾讯般的总部企业，它们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拓业务，充分展示了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它们的法务部门也在市场竞争中变得异常庞大。
身处中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前沿阵地，又身处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TMT行业，作者的法务管理思想也被锻造得异常敏感、活跃、专注和先进。他提出的公司律师的商业价值理论已经成为公司律师界的学习标杆，并且自己一直在以身作则地践行，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像健君先生这样，既具备多年跨国上市公司律师实战经验，又具备强大理论分析能力和体系构建能力的公司律师确实为数不多。
公司律师兴则公司兴，公司兴则国家兴。无论对于企业界、律师界还是准备和已经从事公司律师的人来说，《公司首席法务官——企业的守夜人》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通过这本书中调皮活泼的行文，你会读出一个在TMT行业浸淫十多年的CLO的切身体会和独到见解，以及其身处上市公司高管的责任和从容，值得一读。
笔者认为，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江平语）。前几年，孙国栋主编《中国大律师》，约笔者写序，笔者就以《律师兴则国家兴》为题，指出了社会律师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社会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治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我们看发达国家对人权的重视、对法治的重视，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在对律师作用的重视上。
陈光中是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开拓者和重要奠基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他也有类似的观点。
对于律师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陈光中教授是这样认为的：“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强！”陈光中教授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与政治的标准是多方面的，其中，律师制度如何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律师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正司法的重要力量。律师是走在保障人权第一线的人。如果没有律师，这个社会就很难有法治、有正义、有人权。所以，要建设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公权利、老百姓以及全社会都要尊重律师，使律师得到应有的地位。
公司律师建设有利于强化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的意识，确保企业健康合法有序地实施经营行为，企业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健全的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和保障。在经济社会里，经过市场的残酷竞争，优胜劣汰，扎根下来的企业都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企业规模。随着企业的扩大，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也不断被抬升，企业规章制度的合法性、规范性、健全性也逐步在为企业所关注。经济环境在改变，立法在完善，法制在健全，一些滞后的企业规章制度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了，必须及时更新；否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削弱企业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
卢梭有一段名言：“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这段话无疑是对法治文化、法治信仰最好的阐释。
公司律师建设有助于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价值。企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往往是一致的。而实现依法治企，可推进企业的健康、稳健、可持续发展。
中国公司走不出去的最大问题不是资本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和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中国经济跑得过快，制度、人才和文化的建设都落在后面。如CLO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满打满算也就十来年的时间，而且中国企业的CLO由于过度行政化还不是现代公司真正意义上的CLO。如果查阅上市公司披露的报告或者官网信息，你会发现目前加入公司高管和董事会的CLO真的是凤毛麟角。
其实，经济发展与上层建筑的这种“咬合”关系和时间错配不仅在中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相似的案例。
CLO在企业中地位的高低，从侧面反映的是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公司治理的不同水平。企业越大，技术越先进、越国际化、越深度参与资本市场，CLO在企业受到的重视程度越高。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公司不论在外部的软环境还是内部的公司治理方面都与西方公司有很大的差距，努力学习西方成熟的管理制度，推动中国公司法治合规的任务尚任重道远。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虽然有时感觉曲高和寡，但只要有微薄贡献，心里已经满足。
健君先生的这些观点，切中时弊和要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动依法治国的重要决策，这是党中央根据国家的发展情况，顺应现代化的发展需求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意愿，并通过历史总结得出的经验教训作出的战略性决定，表现出党中央对法治建设的极度重视，深刻认识到执政的秩序是国家治理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一定会对国家企业的发展与改革带来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对国家的经济而言，企业经济是其主要的构成部分之一。
有“中国巴菲特”之称的赵炳贤先生曾表示：“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依法治国，而且要长期、一贯、一致，否则只是口号而已。企业是国家一分子、社会之公器，必须依照国家的法律治理企业，这既是企业基业长青的需要，更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尤其在经济新常态的今天，企业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更要严格遵循自身制定的企业制度，这才是依法治企的根本体现。”
他还表示：“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的必然内容和依据。依法治国是国家的上层建筑，是治国方略，而依法治企则是依法治国在经济领域的贯彻执行和具体体现。”落实到具体层面，则是将公司制度上升到企业治理的高度上来，对企业而言，制度即法，制度大于一切，尤其是作为企业领导人，必须转变认识、厘清思路，及时从“人治”转入“法治”。
建立公司律师制度，法治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软实力。
“中央企业要以打造‘法治央企’为目标，着力增强企业领导的法治思维，要将企业行为始终规范在法律框架内，确保经营管理活动不踩线不越界。”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央企法制工作研讨会上如此表示。
在落实法律顾问制度的过程中，央企走在了前面。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央企全系统有2560户建立了总法律顾问制度，集团和重要子企业总法律顾问专职率分别达到64%和50%。央企全系统法律顾问队伍达到1.8万人，持证上岗率接近60%。
赵炳贤还强调：“对企业而言，制度是法，理念是德。在公司治理中，公司章程类似于国家宪法，是公司的根本大法。公司章程既要符合公司法，又要在此基础上细化以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依据法律对企业进行经营和治理即是企业立足于国家和社会的根本。”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强化自身的规矩意识。如果要推动依法治企，那么就必须按照规矩和程序来进行。对企业来说，所谓的讲规矩即要求企业员工必须要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因此要求企业必须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以及运行体系。企业应充分利用近些年来探索建设现代化企业得到的经验，坚持依法治企，公司董事会应依法选择合适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需依法行使职权，将党组织和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进行妥善处理，并且要严格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与民主集中制落实到位，致力于完善所有的议事规则，提高党组织的监管能力，强化企业的民权决议、科技决议以及依法决策的水准。
国家的规章制度即是给企业的经营与生产设立了一块不能跨越的禁地，唯有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够让企业保持科学平稳的发展。近年来，部分企业与领导干部被利益欲望所驱使，法治观念越来越淡薄，在进行生产工作的过程中毫无顾忌、沦丧道德原则，并因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深深警醒着广大企业与领导干部。目前，企业正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程，所有的经营管理人员都要对国家的法律条例存有敬畏之心，必须从始至终严守着遵纪守法的禁地，使经营管理模式标准化、规范化。企业管理人员必须要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将它们落实到位，坚持依法治理企业、依法经营企业、依法进行施工、依法进行生产，从而保障了安全进行生产施工、合法进行投标以及工程施工质量达标等，树立一个负责任、讲信誉以及注重法治的健康企业形象。此外，企业还应大力进行法律顾问建设，从而达到对法律风险科学防范、有效识别以及合理控制的目的。
唯有有效实施，才能够体现出法律的权威性以及法治的生命力。推动依法治企的发展，最重要的便是在执法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拥有特权，没有任何人是例外，坚决杜绝“破窗效应”。必须要严格进行执法，奖罚分明，有过失必追究，有功德必奖励，养成遵纪守法的优良作风，全面提升企业的执行力度。相关的领导干部应起到带头作用，必须要遵纪守法、严格执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维护企业整治管理条例的威严性。此外，还应对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及责任体制，尤其是针对营销生产出现的重大失误、工程项目的亏损、企业管理的秩序混乱、重大的安全质量事故进行责任追究，从而提高企业的依法治企、按规则做事的强制约束能力。
对法治而言，公正即是其生命的准则。因此，在企业进行依法治企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公正公平的价值目标。只有在企业的人才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够让企业更加兴盛，因此，为了让企业出现人才济济、人尽其能的良好状况，企业必须要创造出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让员工拥有公平公正的发展空间。
为了推动依法治企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创建出和谐的劳务关系。
理论上如此，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光耀讲过：“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李光耀在新加坡实行的正是“法家之道”。李光耀毕业于英国法学院，新加坡人口仅400万，“国父”李光耀从做社会律师起家，按人口平均计算，新加坡是全球社会律师最多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经济的成功，离不开一支庞大的社会律师队伍，尤其是精通经济、航运、商贸、金融、物流等方面的专业律师。
马云作为一个特别成功的商界精英，离不开美国华人律师蔡崇信。蔡崇信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硕士毕业生，有纽约两年的律师工作经验，后又到瑞士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任亚洲部总裁。那时马云正为阿里巴巴寻找风险投资，蔡崇信代表公司与马云谈合作，最终没谈成。在谈判的第四天，蔡崇信突然对马云说：“那边我不干了，要加入阿里巴巴。”马云大吃一惊：“我这儿每个月就500元人民币的工资，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蔡崇信还是放弃了百万美元的年薪，加入阿里巴巴，用马云的话说：“他的收入当时可以买下几十个阿里巴巴。”在蔡崇信刚加入时，马云正准备成立公司。蔡崇信任阿里巴巴CFO，他为18个创始人准备了一个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英文合同，上面明确了每个人的股权和义务，蔡崇信既精通法律又精通财务且熟知国际惯例，为阿里巴巴与国际大公司的合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风险投资者对阿里巴巴的信任度。
1999年，马云带蔡崇信到旧金山融资，七天时间里见了40多位投资人，全部遭到拒绝。最终，在蔡崇信的帮助下，高盛协同富达投资和新加坡政府科技发展基金等向阿里巴巴注资了500万美元，让马云度过了创业初期的寒冬，阿里巴巴获得了其历史上第一笔“天使基金”。
2000年，阿里巴巴无论在发展方向还是盈利模式上都处在探索阶段，此时把很多分公司建在海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头脑发热之举。18位员工中，除蔡崇信是国际化人才外，其余的员工都不具备管理国际化团队的能力。2001年，阿里巴巴拥有了100万个注册会员，成为全球首个达到100万注册会员的电子商务网站。2002年2月，日本亚洲投资公司投资500万美元给阿里巴巴。马云的公司2003年每天收入100万元，2004年每天盈利100万元，2005年每天纳税100万元。有人称，如今马云成了中国大陆的首富，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独家揭秘其幕后的故事，称没有蔡崇信加入，就没有阿里巴巴的今天。
从法律风险和纠纷比例也可以佐证。
周强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披露，2015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万件，审结、执结1671.4万件，结案标的额4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4.7%、21.1%和54.5%”。
此前，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
上述数据表明：国人一年干了67.7万亿的活，地方各级法院结了4万亿元的案子，全国经济总量中约有5.92%（4除以67.7）是经历了诉讼的，共计约5.92%的资金及资产脱离了正常的使用用途，纠缠在诉讼里。于国而言，诉讼冷冻资产的损失不可谓不惊人！DDP增长率6.9%，而地方各级法院受理案件增长率为24.7%。冷冻资产增长趋势不可谓不骇人！
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如果一个案件最少估算平均耗时三个月，则涉案资金及资产在至少25%的时间里处于诉讼冷冻状态，无法正常使用，价值损耗和机会损耗触目惊心。
上述数据可以看作法院系统的功绩，也是诉讼社会律师的利益渊薮。从另一角度，则表明更多企业和个人已身陷法律风险，或将身陷法律风险。于企业而言，是其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在经济下行的严酷市场之下被放大，最终体现为法律风险，甚至恶化为诉讼。
对于法律风险防范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表述，如“法治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法治是企业的竞争力之一”“资本+技术+法治=收益”“收益-法治=效益”等。无论如何，企业的本性在于对盈利的追逐。
由此可见，在经济下行的宏观层面之下，企业更应该关心如何更加谨慎地进行经营决策，避免坠入法律风险和争诉的困境。换言之，谁避免陷入法律风险，谁就多拥有了25%的可用资产，成为竞争的优胜者。面对危局，经营决策中法律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就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预防诉讼（无讼）是中国法律人的传统，甚至在先贤们看来，诉讼的目的也是无讼。《论语·颜渊》有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作为古老的“法律人”，孔子标榜自己说：审案子，我和别人差不多，但我的目的是追求无讼。
经济危局之下，对于客户身边的法律人，律师更应该向孔子学习，强调“教化”，预防诉讼，使客户或雇主企业达到“无讼”的目标。一方面，社会律师应更多着力开发法律顾问业务，并且避免客户“三顾始谋”，将“不顾不问”变为主动参与客户决策和风险论证。
对于企业老板而言，如果你认为律师是诉讼专家，在诉讼中经历了刀光剑影，血流漂杵，则他们更有能力，也更应该告诉你如何“无讼”。如果企业无讼，那么老板就有更多的营运资金，更多的运营机会。可以肯定，对老板而言，与其支出诉讼代理费，不如给律师支付法律顾问费，后者的性价比更优。
身边有个律师，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