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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文化作为以森林为背景的协调人与森林、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样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森林文化是森林生态文化，森林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和人文性，其本质和精髓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政治报告，并对其主要任务做出部署，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将其上升成为全党的意志；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任务；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明确了绿色发展的主要任务。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山”理论较为全面、经典的一次论述，“两山”理论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基础，森林文化是生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森林文化的具体表现是人类在对森林的认识、利用、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它是人类在处理人与森林甚至是人与自然关系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综合反映，是人类与森林长期相处形成和发展的文明现象，既具有社会属性，也具有自然属性。“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是森林文化的最高境界，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和人文性。
森林文化的生态性是森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生态性即从生态学出发，协调自然同人之间的关系。从目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看，森林的破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科学家断言，假如森林和湿地从地球上消失，陆地 90％的生物将灭绝，全球 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生物固氮将减少 90％，生物放氧将减少60％，同时伴生许多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人类将无法生存。森林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都将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保障和支持。森林本身是一种生态、一种生命、一种生机。在物质层面上森林能向人类提供现成的无公害或绿色的食物、材料和能源；森林还可以向人类提供清新的空气，并且能够降解空气中的有毒化学物质。在精神层面上，森林文化能培养人的生态意识、生态情感、生态思维模式，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主导性的生态文化模式，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生成“生态人”的形象。
森林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不同民族在认识和利用森林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森林背景和不同文化品位。诸多民族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山地森林环境，其宗教、风俗、习惯、情趣以及生活和生产方式在表达上显现出个别性和差异性，正是这种个别性和差异性，造成了森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西方森林文化认为树木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超越自然的，从而产生对树木的敬畏和崇拜，在西方宗教、神话或民间传说中，都赋予了树木神的光环。如北欧神话有宇宙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也把宇宙看作是从海洋中生长出的巨大无比的树木；《冰洲远古文集》认为树木的根系深达地狱，绿色的树冠伸入天堂，因此，树木把天堂、人间和地狱联结在一起；西方文化典籍《圣经》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蛇的唆使，偷吃了伊甸园中善恶树之果而犯了原罪，故而人一出生便有了罪。在中国森林文化中亦有树木敬畏和树木崇拜现象，但与西方浓厚的树木神学色彩不同的是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现实的人文色彩，如重人世而不重仙界的人文情结，可以说中国人往往更看重的是森林的物质价值和审美价值。现代日本人的祖先被称为“森之民”，森林对日本人的生活实践与精神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人一直保持着对森林的亲切和敬畏，日本森林文化不仅影响着日本人的精神，并且已经融入环境保护、环境教育、山村城市建设、区域经济振兴与流域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俄罗斯民族对森林的执着和深厚的热爱，造就了 18、19世纪的俄国庄园文化，它是俄国园林、建筑、雕塑、绘画、戏剧等艺术的综合体现；蕴含在俄罗斯大森林自然原生态中的神奇和丰裕，弥漫在俄罗斯森林间的神秘、沉静与孤寂，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忧郁、感伤、孤独的精神气质和苦难意识。
森林文化的地域性，除了体现为所在地的民族特质，更多的是体现这一地域的地理和气候的特征，如日本典型的森林文化有照叶林文化和枹栎林文化，俄罗斯的白桦林文化。
中国版图辽阔，森林类型多样，北方和南方，干旱和润湿，山地和海岛，因各有不同类型森林分布，从而显示出不同地域的森林文化的特征。例如，福建、广东、台湾等沿海一带，广植榕树，城乡“榕荫”，这一带的人们对榕树特别崇拜，形成崇榕文化。海南以椰树为象征，椰树、沙滩、大海构筑了椰树文化。南方如闽西北、湘西南、桂西南等杉木用材林区，植杉、护杉、用杉，并有“女儿杉”习俗，呈现的是杉文化。北方多以柏树、槐树、柳树为主，诸多古柏、古槐、古柳均生长在长江以北，大家熟知的孔林、孟母林、关林等栽种树木基本由柏树组成；洪洞大槐树，位于山西洪洞县西北，相传为明代洪武三年山西移民聚集地，古槐已朽，又植新槐，歌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传流至今，洪洞大槐树非同一般古槐，其已成为不同地方的人们前来“寻根”和“溯祖”的“根祖文化”的典型代表。东北的小兴安岭素有“红松之乡”之称，沿袭的是红松文化；而在大兴安岭地区，住桦皮屋，划桦皮船，用桦皮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白桦文化。江南水乡则以梅花、桃花为主调，传播梅花文化和桃花文化，吃梅、尝梅，还以梅花五瓣寓意欢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五福；桃花，既有民众“山桃红花满上头”，又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桃花源还是诸多文人的理想境界。
森林不仅对人类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可直观感知的美学价值，而且面对人性、人格建设的需要，它还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借鉴价值。
森林文化的人文性，指以森林为载体所表现的人文精神。此时的森林，已不单指一般物质的概念，而是融入人类精神的一个文化符号，如以松柏象征挺拔独立、四季常青，以竹比喻虚心劲节、刚直不阿，以梅表征凌霜傲雪、独步早春，以榕叙述憨厚慈祥、从容大度；此外，胡杨的宁死不屈，凤凰木的热烈奔放，玉兰的素洁飘逸，柳树的婀娜多姿，桑梓的厚实稳定，木棉的新奇瑰丽等都集中体现了森林的独立、坚韧、包容、固守、协作等精神内涵。传统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现代的“大漠三友”红柳、胡杨、沙枣，表达的皆是森林的人文精神。《太平广记》卷四〇七“草木二·主一州树”条载：东方荒外有豫樟树，树高千丈，胸围百丈，上有玄狐黑猿，树主一州。有九个大力士，操斧伐之，以占验九州吉凶。如果樟树斫而复生，则其州有福，树木受伤则州伯生病，终年不复生则其州灭亡。表面看这是一条古代神话占验记录，实质是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即森林有灵，其盛衰存亡关乎国家兴亡之大事。
《论语》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陶潜诗云“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李白诗云“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还有屈原吟咏的南国橘树，郑板桥所摹写的劲竹，毛泽东赞颂的傲雪梅花等，这些森林中的群体或个体，都能通过人的情感寄托与艺术的加工而成为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格力量的象征物或环境客体，从而展现森林文化的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