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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两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妇女、文化和社会》（罗纳尔多和拉菲儿，1974年）和《走向妇女人类学》（赖特，1975）标志着女权主义者不仅反击人类学中的男性中心偏见，而且试图理解两性关系。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研究了妇女在各种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得出了妇女普遍从属于男子的结论。《妇女、文化和社会》中的文章指出了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化的结果，指出了性别不对称的原因。在每一种情况下，妇女在生育和抚养子女方面的作用都是其从属地位的基础。妇女与被贬低的家庭领域的联系以及男性与强大的政治和公共领域的联系导致妇女屈从于男子。
20世纪 7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是 60年代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女权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直言，殖民导致了妇女在殖民社会中地位的恶化。例如，萨克和里柯克（迪·莱昂纳多，1991：12）考察了民族史，认为早期的农业种植和采集社会是平等的，因为只有共享资源所有权，男女相互依赖才能生存。由于殖民统治，将国家结构强加给非国家社会而出现了资源的分层和私有化，导致了妇女地位的恶化。
此外，随着“欠发达的发展”政治社会学学派（弗兰克，1967年）和世界系统理论（沃勒斯坦，1979）的出现，人类学研究开始调查殖民化和资本主义渗透对非西方、第三世界社会的影响。而且以前人类学侧重于对男性作为生产劳动和决策的主导以及将妇女降级到家庭生殖领域的研究被重写，对妇女对自给自足农业的贡献进行了分析，还检验了资本主义渗透导致的两性关系变化。我自己在沙捞越研究一群伊班人中的两性关系变化方面的工作就是在这一研究传统中进行的。我所研究的伊班人是自给自足的坡地水稻种植者，由于他们所在地区修建了一座水电站，他们被重新安置在种植园种经济作物。伊班妇女在坡地稻谷种植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她们是稻谷仪式和仪式物的保管人，也是粮食生产的代言人。由于土地改革和妇女地位的恶化，所有这一切都失去了，现在是男子负责经济作物的种植。此外，国家还向被认为是户主的男性提供土地损失的现金补偿。这就造成了性别不对称——因为这使以前拥有土地继承权的妇女变成依赖于她们的丈夫来获得公平的补偿（邱和凯迪，1987：163－219）。因此，人类学为“妇女参与发展”（WID）和后来的“性别与发展”（GAD）的研究分支领域提供了大量材料。
在大西洋彼岸，《妇女联合会、妇女独立组织》（卡普拉和卜吉亚，1979）和《婚姻与市场》（杨等，1981）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分水岭”出版物。虽然这两本书本身超出了人类学的学科范围，但这些跨学科的研究对女权主义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将特定的内容与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联系起来。例如，埃尔森和皮尔森（1981）在对杨等人（1981）编辑的一卷著作的短评中通过全球经济工厂生产的国际化来分析妇女的地位。
20世纪 80年代，这种早期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普遍的女性从属理论失去了它的优越性，因为很明显，女性的地位相对于男性和其他女性是多重的、复杂的和矛盾的。妇女和男子并不总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两性关系必须处于复杂的相互关系网络中。结构马克思主义被批评为过于偏重经济主义和决定论，没有对社会和人类权力的动态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作为意识形态表达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的分析，在维持和使现有秩序合法化的物质基础上是受到限制的。文化退化为意识形态，其功能是维持现状，不适合概念争论的想法。他们将生殖关系与其他生产关系分离开来的倾向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人认为，经济和家庭之间的这种分离是人为的。妇女的生产和生育作用反映了公众与家庭的分离，因此，结构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的，有分析的局限性和很大问题。
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也有其问题。奥特纳说：“历史往往被看作是从社会之外到达的某种东西，就像一艘船一样。因此，我们没有得到那个社会的历史，而是得到（我们的）历史对那个社会的影响。”（1984：143）由此可见，被认为是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对西方入侵的一种反应。此外，殖民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妇女地位的恶化。相反，在一些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实际上得到了加强。一个例子是 17和 18世纪皮毛贸易对易洛魁人的影响。妇女对农业的控制得到了改善，她们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决策权（拉斐尔，1987：24）。
在沙捞越的背景下，《布鲁克法令》对比达尤妇女地位的影响似乎是复杂的。例如，在身为贵族的马来人家庭中充当奴隶的比达尤妇女因查尔斯·布鲁克的一项废除奴隶制的法令而获得自由。然而，白人也保持着“高贵野蛮人”的观念，认为正规教育对土著人产生了腐化的影响。在此，比达尤的女人和男人都输了。
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也认为，自然／文化、国内／公共、生殖／生产的二元框架是西方范畴，其历史根源在启蒙时期，与非西方社会的现实毫无关系。阶层和种族也使不同领域的论题成了大的问题。对一组妇女来说是私人和家庭领域方面的，对另一组妇女来说则是公共方面的。家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迪·莱昂纳多，1991：16）。同样，在沙捞越的农村地区，也就是本研究的比达尤族居住地，家庭工作和生产工作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农场里，当婴儿被包裹在妇女们的背上时，照看孩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由于理论和概念框架为数据收集和解释提供了依据，女性主义分析反映了人类学理论的不足。因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开始批判人类学中所使用的二元概念，并开始重新审视和定义人类学本身。
也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女性主义面临差异危机。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英国的黑人女权主义者）批评白人女权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女性的多样性。女性主义理论是以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为中心构建的，排除了有色人种女性的经历和境遇。“添加颜色与搅拌”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色人种的妇女在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性别和阶级都被“种族”所覆盖，从而结束了纯粹的妇女团体的一般概念。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