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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将前往知识生产中心，在此，我将要讨论的争议正在进行。上一章所回顾的研究主要是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工作是复杂和困难的，因为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对第三世界
性别的分析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领域。后殖民时代女权主义所带来的知识挑战，使跨文化研究成为西方女性主义者高度关注的课题。然而，对于一位社会地位在东方但知识训练在西方的研究者来说，这种情况更是难上加难。我上大学（本科）是在 20世纪 70年代，在那里我接受了社会学的培训。大约十年前，我在马来西亚的大学的人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因此，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但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却有点令人不安。作为一名在自己国家工作的研究员，我所讨论的问题在本质上更多的是社会学而不是人类学，但我的方法论核心是人类学。虽然下面的讨论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讨论前后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它们绝不是不可渗透的边界。我的讨论将从 20世纪 70年代的女性人类学开始，当时我刚上大学，女权主义者开始质疑人类学的概念框架。从这里开始，我开始讨论 20世纪 80年代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然后讨论女权主义民族志。这章将以本研究的框架为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