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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城市迁徙是亚洲妇女研究的另一个共同主题，尽管该区域妇女的跨国迁徙也是最近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一个领域。三种理论观点主导了关于乡村—城市迁徙的文献。第一种方法是对迁徙的原因进行结构性历史分析，第二种方法是分析个人的决策，第三种方法力求将前两种立场结合起来，并使用家庭和社会网络的概念作为中间分析的层次。因此，家庭和社会网络将个人与更大的社会力量联系在一起。通常在使用第三种方法的研究中，迁徙中的个人决策往往被转移到群体决策、家庭决策或社会网络决策中。然而，这些理论方法的不同标签往往掩盖了一个共同的根本假设，即人们迁徙是因为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有经济动机。这个话题将在第五章中进一步探讨，在该章中，我将讨论女性迁徙到城市的动机。
赫特勒（1990）在一项关于爪哇一个村庄的短期循环迁徙的研究中报告说，该村里 80％的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活跃的循环迁徙者，35％的家庭为妇女户主。妇女和男子通常独立迁徙，但当他们作为夫妇一起迁徙时，妇女在陪同丈夫前往城市中心时参与了创收。孩子们则被留在村子里，由大女儿、祖母或其他亲戚照料。30岁至 59岁的妇女往往是经济上活跃的迁徙者，而较年轻和较年长的妇女则留在村里。当妇女迁徙时，男性也承担了做饭、洗衣和照看孩子的责任。在拥有土地的家庭中，妇女迁徙，而男子则照料家庭农场以维持生计，并为他人从事房屋建造以赚取现金收入。由于村里妇女赚取收入的机会比男性少因而很多女性选择迁徙。迁徙的男性和女性都有自己的贸易专长，男人卖滋补汤水，女人卖瓶装的传统草药补品。男人比女人挣得多，但后者的资本支出很少，因为她们挨家挨户地在市场和街道上卖补品。女性移民有时贡献了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村里的妇女精英不赞成贫穷妇女的迁徙活动，但许多下层妇女的公众角色恰恰出现在这些经济生产领域，例如，做小买卖和经营村里的小商店。在我自己的研究中虽然所有的妇女都是以单身妇女的身份迁徙，但有些人已经结婚并返回农村生活，而她们的丈夫则替换到城市工作，另一些妇女则留在城市。我也意识到，作为其家庭中的第一代乡村—城市移民，我所访谈的比达尤妇女受到了她们所在的农村和城市工作的生活经历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调查了比达尤妇女生活和工作的农村和城市环境。
斯蒂文斯对马来西亚林茂区的母系制家庭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水稻种植的关键阶段，尤其是在收割期间，迁徙到城市就业的人们会返回到他们的村庄，贡献他们的劳动力。这些村庄里的父母和老年人则在其儿童出生和生病期间提供支持，并在儿童护理中提供家庭劳动。因此，斯蒂文斯认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亲属关系的下降，而是她所谓的汇款家庭经济的出现（斯蒂文斯，1996：228）促进了亲属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在只有最低限度的国家福利条款的情况下。此外，年轻妇女参与城市劳动力往往意味着她们和她们的工作男性兄弟为维持其在农村的家庭做出了贡献。她认为这是一项综合的家庭经济策略（同上：229）。
在泰国的一项研究中，桑顿（1990）分析了作为一种家庭策略的代际资源配置和投资。她发现泰国妇女已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压力下迷失了方向。在农业经济中，泰国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她们可以通过双边和母系继承获得土地。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渗透和土地压力的增加，无地家庭的数目增加了，妇女再也没有土地可继承。许多人移民到城市寻找有工资的工作。从文化上讲，人们期望妻子能补充丈夫的收入。因此，妇女的工资被用来购买食物和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因此，她们几乎没有留给自己的东西了。由于城市地区工资较低，为了维持收支平衡而从事多种工作，妇女扛起了工薪阶层和家庭责任的双重责任。在我的研究中，我将讨论在性别冲突背景下的家庭财务管理，并分析已婚妇女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
在一项由特雷格（1988）对菲律宾一个小城市的城乡移民的研究中，她发现女性移民人数多于男性，统计数据显示，她们很可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她为此研究了雷亚森家族。首先，女性在教育上没有受到歧视，在大学里，女性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男性。其次，虽然农村妇女的带薪工作机会有限，但是妇女在城市中心比男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由于家政服务和销售需要，大多数女性找到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换句话说，城市地区向移民开放的这些类型的工作可能偏爱女性。最后，人们认为女儿比儿子更听话，在把钱汇回娘家方面也更可靠。因此，特雷格认为，在菲律宾，移民是一种家庭策略，目的是将收入机会最大化，而父亲最有可能决定女儿的移民。
虽然使用家庭策略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的，但对中国深圳和爪哇的研究发现，妇女在工厂就业是妇女个人决定的结果而不是家庭生存的策略。妇女往往不顾父母的反对而找工作，大多数家庭并不依靠女儿的汇款维持家庭的生存（李，1998；沃尔夫，1992）。家庭常被定义为一种策略，因为它在个人和更广泛的经济结构之间进行协调。然而，家庭策略的概念是非常有问题的（斯迪科特，1990；沃尔夫，1992）。沃尔夫认为，将家庭策略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研究方法的变化。第三世界的农民过去被视为受传统束缚的无知之辈，现在却被视为理性的策略家。她进一步指出，家庭策略方法使家庭成员充满利他主义，忽视了冲突、异议和权力不平等的关系。另一个问题是，策略“往往是在事后分析行动的结果中被发现的，而不是首先质疑参与者自己的动机”。
沃尔夫在爪哇的研究表明，策略的概念过分简化了家庭内部决策过程，因为决策和行动往往涉及短期的收支平衡计算，并不真正构成“策略”一词所暗示的更广泛的长期计划。此外，并非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经过计算的。她认为塞尔比和洛伦森（1990：71）在对墨西哥城市家庭的研究中使用的“过日子”一词比家庭策略更合适。
由于本研究中的女性都是农村移民，而且在她们家中都是第一代城市工薪阶层，因此斯蒂文斯的研究（1996）与我想知道被访谈的比达尤女性是如何与她们的农村家庭保持相关的联系，如果她们这样做的话。假如她们的劳动所得的大部分用于支持其出生的农村家庭，那么工资收入的财政利益就不会归女性自己所有。
在分析诸如乡村—城市迁徙等变化过程时，由于讨论的重点是影响变化的宏观结构因素，或如上文所述的家庭战略，往往忽略了有关个人的观点和看法。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女性自身迁徙的动机。我很想了解斯蒂文斯所谓的将妇女转变为有工资工人的意识形态重组。正如她的解释：
双方视家庭的经济需要为迁徙的一个紧迫原因。但就其本身而言，他们并没有解释让一些（如果不是全部）年轻女性成为工人的意识形态重组是如何产生的。这种结构调整依赖于年轻妇女接受一套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倡导的观念包括个人的自由，成为现代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得到而在村庄则极度缺乏的刺激感。
（斯蒂文斯，1996：173）
本书的第 5章涉及了妇女们谈论其迁徙原因时的这些问题。
在回顾这些研究时，一个明显的事实凸显出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妇女在带薪工作和家庭方面的经历差异巨大。带薪工作和妇女的自主权之间没有简单的、确定的联系，在分析妇女经历时，似乎重要的因素是她们的性别、阶层地位、职业性质、在人生历程中的位置、家庭的组织方式以及她们与其出生家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