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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这一范畴需要解构，因为不存在这类同质的普遍范畴。一个例子是，在生命历程
的不同阶段，妇女在其劳动力参与和工作轨迹方面，以及在其与家庭和男子的关系方面会有不同的选择。将她们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经历结合起来的方法使我们更加了解带薪工作和家庭以及妇女所面临的限制和机会之间的联系。因此，我选择单身女性、在职母亲（包括已婚女性和单身母亲）以及婚后退出劳动队伍的家庭主妇进行研究。将妇女在生命历程中的地位作为分析的轴心并不意味着处于生命历程同一阶段的妇女必然享有相同的经验或观念。然而，我们需要一种既能阐明妇女经验的多样性又能体现其共性的方法。
普拉特和汉森（1993）利用这一框架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他们调查美国马萨诸塞州不同年龄段女性一生中的就业模式，探讨了年轻已婚女性、中年已婚女性和离婚、分居及丧偶女性之间的差异。他们将其家庭责任同其劳动力参与联系起来，并研究了承担家庭责任的妇女如何受到当地劳动力市场空间限制的问题。
拉菲尔等人（1993）以美国阿尔布开克市为背景，对阳光地带（美国南部地区）的在职母亲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墨西哥裔和非墨西哥裔女工，这是另一项关于性别、阶级、种族和婚姻状况之间关系的调查，研究的是妇女在协调家庭和工厂工作方面的经验。这本书聚焦于在职母亲在协调有偿工作、家务和照看孩子的责任时所面临的矛盾。它考察了这两个不同族裔的妇女在解决工资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所使用的策略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以及她们如何建立起援助网络。
虽然我自己的工作不会考察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地理层面原因，但它与普拉特、汉森和拉菲尔的工作仍然是相关的，因为我调查了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妇女如何调和带薪工作和家庭责任的问题。
带薪工作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一直是女权主义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恩格斯认为，妇女对男子的从属地位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作为经济生产的自治单位发展的结果。家庭形式的这种变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有关。男人想把其积累的财富传给他们的后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使他们确信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因此，妇女被降低到家庭范围内的喂养、洗涤、清洁和生物繁殖的任务中，而男子则主要负责公共领域的生产。这样，男人就占用了女人的家庭劳动力，而女人对获得资源和她们的劳动产品的机会却无法控制。
在 20世纪 70年代主导女权主义辩论的二元理论框架内，生产和生殖工作、公共工作与私人工作、现代与传统工作、自主与依赖之间的界限被划清。因此，随着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农民被无产阶级化。最初人们认为，妇女参与家庭以外的生产性劳动对她们摆脱家庭限制和在经济上依赖男子至关重要。因此，在西方，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往往是衡量妇女地位的指标。然而，第三世界妇女的自主权和地位的形式可能与第一世界大不相同。例如，在印度的某些地区，妇女在家庭外和没有亲缘关系的男子一些工作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妇女的地位和自主权可能来自她们不从事带薪工作的能力（夏尔玛，1990：241）。此外，妇女自主权和地位的概念很难在实际中加以应用。例如，如何识别她们，如何衡量她们。因此，这些概念有很大的问题。自那时以来，辩论一直在继续，现在看来，妇女、带薪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多层次和不断变化。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有关妇女的学术著作激增，尤其是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改变了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妇女的生活。有人质问，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性质是对这些妇女产生了负面影响，还是提高了她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纳什和费尔南德斯，1983；皮尔逊和埃尔森，1984）。许多研究中隐含的假设是，如上所述，妇女参加工作与其地位和自主权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后来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最近的中国内地，国际资本投资于电子、服装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过程，首次吸引了从农村到城镇的年轻单身女性。李在华南的深圳新出口生产区对工厂女工的研究发现，雇主和农村女孩之间存在剥削关系（李，1998）。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和外国投资者之间的集权关系，工会组织较为松散，罢工也不受支持。因此，年轻女工可能受到管理层的惩罚和强力控制，李将其称为地方专制（同上：109－136）。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女性被引导进深圳的工厂，而当地男性则管理着工厂里的女性。萨拉夫（1995）对中国香港工厂女性
、龚（1983）对中国台湾工厂女工的研究，以及林（1983）对了解新加坡工厂妇女状况的贡献，他们认为在对妇女的剥削不仅国际资本的剥削，还包括国家和家庭对妇女的剥削。
萨拉夫和龚都讨论了中国式父权家庭在控制在工厂工作的女儿工资方面的问题。虽然萨拉夫研究的女工住在家里，龚研究的女工住在工厂宿舍，但她们的情况非常相似。妇女对家庭财富的贡献并没有赋予她们权利或增加她们的生活机遇。相反，她们的工资通常用于弟弟妹妹的教育，尤其是弟弟。儿子们延续着家族的传统，而女儿们则结婚和离开家庭。因此，中国式家庭中，女儿只有在离开学校和结婚之间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才被认为具有经济价值。然而，她们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被视为孝顺和偿还家庭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她们的工资收入并没有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没有给她们在家庭决策方面更大的发言权。尽管有工作的女儿享有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与同龄人的休闲活动以及母亲无法获得的消费模式，但她们还是从属于家庭和资本。同样的，林（1983）记录了在电子工厂工作的新加坡妇女的家庭责任负担以及她们作为工人所面临的歧视和她们在经济和家庭中的次要地位。因此，这些研究表明，即使她们参加了劳动队伍，但家庭中的父权关系限制了妇女的潜力。与这些研究相反，李发现，一些妇女并没有因为家庭对汇款的依赖而在深圳的工厂找工作。相反，一些农村父母在她们失业期间和我工作时供养女儿而不依赖其找到工作（李，1998：75）。年轻妇女迁徙的主要动机是逃避父母的控制和家庭义务，并在城市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同上：81）。汇款不一定是供家庭使用而是将她们辛苦挣来的钱安全保管在手中的一种方式。因此，中国式父权家庭的运作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
沃尔夫（1992）在印度尼西亚对爪哇女工进行了研究，发现爪哇那种限制较少的家庭结构意味着女工常常违背父母的意愿在工厂工作，她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家庭经济原因，而是为了获得新的体验。事实上，农村家庭常常不得不为女儿微薄的工资提供补贴，方法是把食物送到工厂宿舍，或者为住在家里的女儿提供免费住宿。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工厂女工不同，爪哇女工挣的钱要少得多，她们只能为家人提供一些小的奢侈品。沃尔夫还讨论了爪哇人如何利用女性的概念来控制女性的劳动。
这种特别的妇女观念鼓励了家庭中女性对男性的普遍依赖和顺从，这一观念在工厂内的劳资关系中得到了再现……
通过提醒女性她们的义务是忠诚和顺从，安静，接受和不抗议，国家可以控制妇女的劳动并降低她们的工资。
（沃尔夫，1992：67，72）
由于我研究的女性是第一代工薪族，我对同样的问题很感兴趣：从乡下农场到城市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否意味着她们的生活发生了转变：从家庭中独立，还是农村经济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在他们大多数人所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中得以长存？
在人类学中，家庭通常被看作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其增添新成员是通过亲属关系和婚姻进行的。人们认识到其形式和内部安排存在巨大的跨文化差异，而且通过其成员的不同人生阶段而发生变化。家庭组织对妇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们是生产、生育和消费的场所。然而，也有一套关于家庭的假设。家庭通常被认为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家庭内部的关系是非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家庭之外的资本主义经济交易模式。正如沃尔夫所解释的，这与对家庭的浪漫化视角有关：
来自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背景的经济学家认为，充斥资本主义市场的竞赛、奋斗、经济利益和剥削都留在了（家门口的）家门口的擦鞋垫上。因此，人们在市场上是自私的，在家里是无私的。
（沃尔夫，1992：16）
因此，人们认为家庭资源由所有成员平均分享和分配。然而，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质疑家庭是否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协商一致的集体实体的概念（夏尔玛，1986；摩尔，1988；沃尔夫，1992；斯蒂文斯，1994a）。有人认为，家庭不是一个不可减小的单位，必须解构共同效益和福利最大化的概念，以便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控制和合作过程。正如摩尔指出的：
家庭内部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从权利和义务网络的角度来看待。劳动、收入和资源的管理与家庭组织和性别分工密切相关。
（摩尔，1988：56）
吉布里亚（1995）对孟加拉国制衣厂工人的研究表明，女性收入的管理不仅与家庭组织有关，还与家庭的阶层地位有关。如工人阶级的妇女把她们所有的工资交给她们的丈夫，以便在财政匮乏和不安全的情况下加强男子的财政权威。而中产阶级的下层妇女，虽然同样也是服装厂的工人，但是她们却保留了全部的工资，因为她们的丈夫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与那些需要妻子工资的工人阶级的男人保持社会距离的手段。在第三个例子中，在制衣厂工作的农村贫穷的迁徙女工则被发现是自己控制自己的工资，因为她们在农村的家庭由于没有尽到保护和供养自己女儿的责任而羞于要钱。这一切必须在孟加拉国的深闺制度（purdah）的背景下理解。因此，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父权并没有预先确定的表达方式。
在这项研究中，对受访妇女家庭的分析揭示了本书所述的一些复杂情况。然而，我并没有访问所有的家庭成员。相反，我主要关注妇女，因为我特别想了解她们的带薪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研究的制约因素之一是家庭内部关系的权力动态并没有得到直接解决，因为我在本研究中只访谈了 6名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