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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对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市从事私人服务部门工作的比达尤族妇女的研究。比达尤人是沙捞越的一个少数民族土著群体，他们在伊班、华人和马来人之后占该州人口总数的 8.1％。比达尤人主要生活在古晋及其附近，大多数是从事混合农业的农民。他们以种植水稻维持生计，并且根据全球市场价格种植胡椒、可可和橡胶等多种经济作物。由于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巨大波动，比达尤人越来越转向商品蔬菜种植，这是他们坡地稻农场里供给古晋的市场的主要二级种植农作物。然而许多受过中等教育的年青一代正在逃避他们父母的艰苦生活。截至最近，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许多人都被吸引到古晋等地寻找带薪工作。本研究关注的就是那些离开村庄前往古晋的比达尤妇女。
古晋是沙捞越州的首府和行政中心，人口近 40万，是沙捞越最大的城市。它本质上是一个行政服务城市，与马来西亚西部的大多数城市相比，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目前许多比达尤妇女在私人服务部门工作，如餐馆和咖啡馆的服务员和厨房帮工，加油站服务员，托儿所和私人儿童护理中心助理，超市店员，当地小旅馆的清洁工以及家政服务人员。我认为她们就业的私人服务行业与正规部门（而不是非正规部门）一样，因为她们有雇主，每月工资固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固定的休息日。研究比达尤女性在这些行业就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少有人了解她们的工作状况。与那些被推上国际女权主义舞台的工厂姐妹们不同
，在私人服务领域工作的马来西亚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和忽视了。她们的就业和工厂劳动是本地化的，而不是全球化的，而且她们不会明显地汇集在跨国工厂。因为她们的工作性质被认为是妇女无薪酬家务劳动的延续，而且是卑微和低薪的，所以她们在服务工作底层的劳动过程的经验并不惊人。
正是由于她们在工薪阶层中的地位较低，我在整本书中都使用了“带薪工作”一词，尽管在西方，工资通常是按周支付的，而这里的大多数女性的工资是按月支付的，在某些情况下是按双月支付的。
本书也弥补了在马来西亚背景下女性研究的不平衡，正如一位与马来西亚有长期联系的学者斯蒂文斯所观察到的：
……将注意力集中在工厂劳动而排除了当代马来西亚妇女从事的许多其他形式的体力劳动，这清楚地证明了马来西亚社会科学中源自西方经验的“工人”模式的力量。
（斯蒂文斯，1996：166）
然而，公平地说，在马来西亚虽然第三产业雇用妇女的比例在增加，但制造业雇用的妇女人数最多。1996年，社区、社会和私人服务业是女性就业比例最高的行业，仅次于制造业（陈，1999：219）。此外，斯蒂文斯指出，在马来西亚，对马来族妇女的研究过多，而对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则少得多（1992：215）。她认为，社会科学学者中的马来文化霸权和政府对马来族的扶持政策，导致了对马来族女性的研究远远多于对其他族裔女性的研究。
基于其城市和就业背景，这项对比达尤妇女的研究是沙捞越地区的首次相关研究。即使这些女性现在处于城市环境中，但她们仍会借鉴其过去的生活经验。以往关于比达尤人的人类学工作调查了她们在农村地区
生活的不同方面，这对于了解比达尤人的历史及其内陆地区（穷乡僻壤）的生活方式是非常宝贵的。虽然这些研究将不会在这里单独评论，但它们将在书中的任何地方都可能被提及。
这项研究的重点是比达尤妇女，因为她们是农村迁徙者和她们家庭中第一代到城市打工的妇女。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迁徙到城市的比达尤妇女，并从宏观结构和个人动机两方面分析她们迁徙的原因。我除了想知道从农村向城市迁徙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外，还想知道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工资收入如何影响她们与男性的关系，以及这与她们在农村的母亲有何不同。这个研究遵循了女权主义者和历史学家的长期研究传统（怀特雷格，等，1982；蒂莉和斯科特，1987；斯堪比，1993；弗雷德和露丝，1996。他们一直对这种结构性转变对妇女生活的影响感兴趣。他们研究了 19世纪女性的带薪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联系，认为当时资本主义改变了西方的经济和社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