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约20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沙捞越时，城市人口仅占该州人口的 20％。记得我曾告诉我的拜访者，如果他们想体验一下沙捞越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必须离开城市中心，逆流而上，进入内陆的集市和村庄。20年后，沙捞越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州府古晋的人口翻了一番，酒店、餐馆和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曾经闻所未闻的交通拥堵如今已成为首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和本研究中的农村移民一样，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也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移动成了变革的中坚力量。随着农村女孩转变为城市里挣工资的女孩，后来又转变为在职妻子或全职家庭主妇，历史正在被改写。通过记录这些女性的经历，我希望不仅能让人们了解她们在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就业领域中从事带薪工作的经历，还能探究工资收入对于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她们与男性的关系变化。虽然这一调查在该地区引起了类似工作的共鸣，但对其他研究的回顾使我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妇女与带薪工作、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妇女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变化方面的经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其历史和特殊背景的。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努力克服与自身跨文化研究有关的无数问题。首先，作为一名社会位置在东方却在西方接受知识训练的研究人员，我发现在这个领域中没有任何东西与熟悉的、预先包装好的概念完全吻合。相反，我需要打开包装，因为我所面对的是矛盾的、模棱两可的、对立和混乱的概念，就像生活中也总是如此。其次，虽然我研究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学的，但我的研究方法论却定位于人类学。虽然这些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它使研究更具有挑战性。再次，在“局内人／局外人”认识的政治问题关系上，因为我自己的原籍在西马来西亚，而沙捞越是我的第二故乡。考虑到西马来西亚和沙捞越之间的联邦与州间的政治关系，我被认为是一个局内人，而在西马来西亚之外，在沙捞越，我是一个局外人。在智力和文化上不断跨越两者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接受与自己所研究的女性相应的立场。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感谢参与这项研究的女性们，感谢她们愿意与我分享自己的生活。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导师贝琳达·普罗伯特（Belinda Probert）和我的主考官珍妮特·萨拉夫（Janet Salaff）以及玛莎·麦金特内耶（Martha Macintye）鼓励我出版本书，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有用的反馈意见，本书将无法写成。我博士学位的资助来自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UniMas），而阿卜杜勒·迈克尔·利（Abdul Michael Leigh）和万·扎瓦维·易卜拉欣（Wan Zawawi Ibrahim）对沙捞越大学出版本书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我还要感谢贝弗利·考克斯（Beverley Cox）对本书的编辑和文字处理，她帮助出版商整理了手稿。感谢Routledge Curzon（出版社）的彼得·索登（Peter Sowden），他以高效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项目，缩短了沙捞越和英格兰之间的地理距离。最后而且很重要的是，特别感谢唐天瑞，他为这本书拍摄照片并复制了地图（由于各种原因该地图未引用于本译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