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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视野、个案和思考世界性的努力
——《“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民族志译从 第一辑·东南亚民族志名著》总序

云南与东南亚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东南亚频繁互动的场域,是眺望东南亚乃至南亚的一扁窗口,还是经陆路进入东南亚的必经之地。云南大学作为云南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除了关注中国西南和边疆两个议题之外,东南亚应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西南、边疆、东南亚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

为此,2007年 6月任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后,我就开始谋划东南亚民族志研究。经过与国内外专家学者沟通交流、与东南亚国家高校及华人华侨组织搭建起合作关系、部署本机构的教师进行前期学术准备之后,2009年借“211工程”三期建设之机全面推进东南亚民族志研究,设置了十多个项目,有 30多位师生分赴缅甸、越南、老挝、泰国开展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之后出版了《东南亚民族志丛书》,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从此,东南亚便成为云南大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区域,一批又一批师生进入该领域进行调查研究,有一批研究生以东南亚为研究选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在近年开展的“双一流”建设中,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把东南亚作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继续推进,并将研究区域由大湄公河次区域扩大到东盟各成果国。

那么,既然已有本国学者完成的一批东南亚民族志,为什么还有要组织翻译国外学者的民族志呢?

人类社会已进入深度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交换、交流与共享日用品及其生产、技术的互惠观念渐成共识,然而认知、观念、思想及知识生产的区隔却似有日趋严重的态势,形成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分裂格局,“世界的世界性”并未如约而至,显然不利于全球的安宁、人们的福祉和人类的进步。作为运用质性方法研究人类各群体社会文化的学科,人类学或许在交流沟通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方面能够有所作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

首先是拓展世界性的观察视野。民族志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田野调查,其中参与观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毋庸讳言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无法避免会带着自己的“文化有色眼镜”观察研究对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无可避免地形成关注焦点、价值判断、解释模式、表述方法等的差异。将国外东南亚民族志翻译成中文,无疑提供给中国的学者和学术界之外的读者提供了不同于中国视角的东南亚的东南亚观察视角,让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观察视角以东南亚为焦点呈现出来,形成不同视角的交汇、碰撞与沟通,可以拓展出汉语民族志读者的世界性观察视野。

其次是累积世界性的个案研究。民族志研究往往以对某一社区或社群作研究对象,呈现与解释其社会运行和文化特征,力求通过具体个案的经验研究揭示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东南亚的社区和社群数不胜数,个案研究无穷无尽。翻译各国人类学家的部分东南亚民族志,与中国学者的作品并行推出,整合成世界性的东南亚个案研究系列成果,犹如一批社区和社群的集体“秀”,既让读者具体感知东南亚的社会文化,又增强了人们对东南亚认知的全面性和深入性。而对于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而言,各本民族志所蕴含的个案研究的理念、范式和方法可以成为探讨、借鉴、交流的议题,促进经验研究的深化与提升。

最后是激发世界性的理论思考。民族志聚焦于具体的社区或社群的社会文化,但所持有的学术理念却是整体观,关照人类社会文化整体,对人性进行以个案的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系统思考和理论论述。诚如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所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之后,你还是只有一个苹果、我也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之后,你就有了两种思想,我也有了两种思想。此套译丛的出版,把部分各国人类学家从东南亚民族志研究所形成的关于人性的整体性理论思考奉献给汉语读者,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世界性思考,为更进一步认知人类自身、交流有关人性的理论思考、搭建跨国跨文明跨文化的思想沟通桥梁奉献力所能及的力量。

是为序。

何 明
2020年 10月 20日于昆明东郊白沙河畔 BShk5WTD/aNgobZYH6QxohhUkOe56oYxeWb8ou/eqGvM2JC6oqmbw3VIeqoo+d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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