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捞越的城乡迁移与城市化

根据一份关于国内移民的报告（伊萨克·沙丽等人，1997） ，沙捞越目前正在经历快速的城市化。1970年，该州总人口中只有 15.5％居住在城市中心，但 1991年这一比例跃升至 21.9％。到 2000年，沙捞越人口有 54.7％是城市人口，按移民人数的降序排列，主要的接收城市分别是古晋、米里、宾图鲁和西布。比达尤族是继伊班族之后的第二大农村移民群体。1986年至 1991年，古晋总共接收了 45040名移民，净移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与马来西亚半岛上城市化最快的地区，如巴生谷和柔柔巴鲁（同上，El3）一样（见表 4.1）。在该州的农村—城市移民中，有 55.4％是男性（同上：2.26）。

在沙捞越，古晋的农村女性移民人数最多。农村流动人口以单身为主，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流动人口年龄在 15岁至 34岁之间 。古晋是州的首府和行政中心，拥有庞大的服务业，吸引了更多的女性移民。相比之下，男性移民则被米里、宾图鲁的石化工业和西布周围的木材加工业所吸引。截止到2000年底，古晋只有 5家电子工厂 。古晋的制造业以中小规模为主，轻工业为主，重工业次之。1995年，交通、通信、公用事业、批发零售贸易、金融、房地产、商业和政府服务等第三产业占沙捞越GDP的 29％（同上：E.9）。政府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自 2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沙捞越州政府一直大力发展旅游业（哈米德·布戈和哈顿·索赫尔，1988：26）。1989年至 1998年间，该州旅游和旅行社的税收增长了 290％。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旅馆和餐馆的妇女比例也增加了三倍，从 1980年占就业人数的 7.2％增加到 1999年的 21.2％（《沙捞越统计年鉴，2000》）。古晋拥有沙捞越唯一的国际机场，是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如餐馆、酒店和咖啡店迅速发展的门户。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也导致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例如，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外业就餐越来越多，对托儿中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其结果是农村迁徙妇女在城市中心的个人服务工作中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除了这些城市的机会之外，还有广泛的农村贫困。根据普利查理（1988）的研究，在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是坡地稻（padi）农民，其中最高的又是比达尤人。沙捞越城乡资源分配差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莫里斯，一位在沙捞越工作了近 20年 的殖民官员说：

在我个人看来，殖民时期的主要失败在于农村发展和土地管理。最重要的是，未能克服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棘手问题，从而鼓励村民（特别是较年轻、受过教育的人）留在农村，维持其独立和社会与文化凝聚力的遗产。

（莫里斯，1988：45）

然而，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高得不成比例，这也是后殖民时代发展政策中城市偏向的结果。克拉姆和迪克森报告：

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倾向于将财富集中在政府和政府所资助的人手中。其结果是，私人和公共消费与投资的模式都有一种熟悉的偏向，即偏向城市部门，特别是偏向以不成比例的速度增长的国家资本。这给迅速发展的政府官僚机构和城市中产阶级带来了好处，但却导致了对农村的相对忽视，而农村是贫困最集中的地方。

（克拉姆和迪克森，1988：13）

城市偏向反映在该州就业人员的分布格局上。在 1980年至 1996年期间，从事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从业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其比例从 1980年的 56.5％降至 1999年的 29.1％。与此同时，服务业的从业人口比例从16.2％增长至 22.6％，而同期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从业人口比例则从 14.6％跃升至 27.8％。

1995年沙捞越乡村—城市移民按行业的分布情况为 43.4％的乡村—城市移民受雇于本研究中妇女所从事的行业（批发和零售、餐馆和旅馆、社区、社群和个人服务）。

1990年，沙捞越妇女的官方劳动力参与率为 46.7％（叶和陈，1992）。1984年国家进行的人力资源调查 也显示，职业结构高度性别化，妇女集中从事护理、教学、秘书、服务员、清洁和美容等服务职业（科尔克拉夫，1988）。虽然没有对比达尤妇女移民的具体数字进行细分，但 1995年的移民调查发现，45.5％的女性城乡移民在批发、零售、酒店行业工作，另有35.5％在社区、社群及私人服务业，只有 15.2％在制造业。因此，表 4.2中列出的前五类行业似乎是男性化的，而后四类行业则是女性化的。《国内移民报告》还提到，大多数移民的教育程度达到中学水平（表 4.3）。

移民进入的两个主要就业部门，即服务业、制造业或相关工作，都是几乎很少需要正规教育的部门（伊萨克·沙丽等人，1997：E18）。因此，来自农村地区的妇女移民往往在她们所占主导地位的较低的服务部门工作方面资历过高。这项研究的参与者的教育背景证实了这一点。在受访单身女性中，有一半人的文化程度达到中学五年级，而大多数在职母亲和家庭主妇的文化程度达到中学三年级。

报告还指出，在全国所有州中，沙捞越州乡村—城市迁徙移民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排名第二 。报告的结论是，由于经济扩张和发展活动集中在城市中心，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和想找工作是从农村地区向外迁徙的主要动因（同上：E.15）。然而，正如我在下一章中所提示的，经济目标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迁徙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因为男人和女人搬到城市的动机不同。

在下一章，我们将把这一更大的图景与对这些妇女说的移民动机的调查并列起来。在讨论亚洲移民问题的研究中（特雷格，1988；尚格·桑德伯格，1995），结构因素和个人决策通常都带有经济上的需要。对于本研究中的妇女来说，贫困是促使她们迁移的次要原因之一。当我们倾听这些妇女的声音时，我们不仅理解了她们为什么迁移，而且也理解了帮助她们从农民女儿转变为城市工薪工人的思想基础。她们在城市和乡村生活的故事揭示了城乡关系中起作用的复杂过程。在讨论她们关于迁移和向其出生的农村家庭汇款的决定时，也讨论了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问题。 IR5RCw2vh1SXhgbe1uB1IfpB5Pq8tPRnT6Mj7P6mKHIhqHeK3wZMBZB8RQPiuk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