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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女性人类学还是从女权主义人类学的角度，前人都没有对比达尤族进行过研究，本研究的大部分信息都是从比达尤的殖民报告和农村发展研究中获得的。尽管其显得支离破碎，但能浮现出一种图像，即比达尤妇女是重要的粮食生产者和收入来源，她们在水稻田里种植蔬菜和二级作物。妇女还要负责家务，她们从男性伴侣那里得到的任何帮助都取决于后者的善意。如前所述，农村和家庭的性别分工将在第 6章加以阐述，其中将对比达尤妇女在城市的有偿工作与她们父母在农村的工作进行比较。
居住在城市中心附近村庄的比达尤妇女也是商人，她们把自己的庄稼和其他丛林产品拿到城市的市场上出售。此外，妇女还能在附近的轻工业园区找到工作，她们在制造方便面、给鸡喂饲料、装瓶装矿泉水和清洁燕窝
的工厂里平均每天挣 10到 15林吉特。这与建筑工人的日工资——5林吉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随着亚洲经济危机导致建筑业萎缩，许多比达尤族男性失业，而他们的妻子却能找到工作。这造成了家庭的紧张关系，因为男人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身份。达雅克族领导人经常对所谓达雅克族男性中的酗酒者增加表示失望。
此外，比达尤妇女在习惯法（adat）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尽管在实践中，她们往往像对土地控制权一样服从男子，而且只有在离婚或寡居而没有男子的情况下，她们才被视为一家之主。在村里，离婚不是耻辱。如果一对夫妇是经过村长同意而根据习惯法结婚的，他们也会通过同样的渠道寻求离婚。一旦村长在一段时间后确定他们不可能和解，离婚就会达成。然而，在一些村庄，如果配偶来自与其不同的村庄，妇女就不愿费心办理适当的离婚手续。只有当她们希望再婚或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丈夫寻求赡养费时，她们才会经历合法离婚的烦恼。
自基督教传入以来，妇女在坡地稻（padi）信仰中作为灵媒和领袖的地位受到了侵蚀。在比达尤村子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很常见。在我所研究的女性的家庭中，有些人的祖父母是基督徒，而另一些人只是在她们那一代才皈依基督教。因此，就基督教化而言，比达尤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信奉水稻教的社区中，有一组女性长者和另一组男性长者。每个小组都有各自的精神领袖。他们主持与坡地水稻种植不同阶段有关的所有仪式和典礼，例如，农场道路的祝福（gawai oran）、水稻种子的祝福（gawai nuruk）和丰收节（gawai pinonguh）。祭司扮演的角色对于节日的成功以及水稻的培育至关重要（格伦森·兰伯特，1993：3）。许多禁忌都被视为侵犯，意味着村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微妙平衡会受到破坏，村民的福祉也会受到威胁。在一种次要的层面上，女性必须收集各种仪式用品，比如，特殊的树叶和竹子，并为这些仪式准备美味佳肴。
非基督教的比达尤人也相信，敌对的恶魔会在物质世界中造成严重的破坏，必须唤起祖先的灵魂来保护他们。此外，人们认为疾病和传染是由于灵魂游荡，当人睡着时，灵媒需要抓住灵魂并将其归还给它的主人。女人和男人都可以是灵媒。还有一种妇女崇拜，与之相关的仪式是为了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的幸福。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内，还要为婴儿的母亲举行一个仪式。有些家庭有一个联合仪式，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不举行全村的庆祝活动。虽然灵媒和治疗者是村里的长辈，但他们享受不到多少物质回报，可是，他们在乡村生活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威望。他们由男女组成，但村长（tuai kampung）在这些长老中选出且不可避免的是一名男子。村长被当局正式承认为该村的代表，是政府和村民之间的调解人。他与村里的其他长老一起，仲裁冲突和纠纷，并执行习惯法（adat）。由于男性必须与较大城镇的政府官员保持联系，格迪斯报告称，村里男性的流动性比女性更强，他们到过更远的地方旅行，更频繁地走出村子（格迪斯，1954：83）。
随着他们皈依基督教，温德尔和克拉姆（1995：8）也联想到妇女和儿童比男性更经常去教堂。然而，事实上妇女被排除在教会的任何领导角色之外。由于比达尤村的社区领袖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教会领袖（格里茨，1994：112），基督教的传入导致比达尤村妇女的地位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