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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讨论来看，很明显，转变耕作方式是大多数比达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沙捞越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轮作耕作是一种浪费、无生产力和原始的土地利用形式。沙捞越州对这种水稻耕作方法的蔑视可以追溯到布鲁克时代，并以两种普遍持有的观点为前提。其一，有人认为，由于人口增长，轮作（刀耕火种）越来越多地侵占了原始森林。其二，人口压力也逐渐缩短了森林休耕期。这种缩短的休耕期导致农民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补偿较低的产量。这进而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这些观点都被克拉姆（1988）驳倒了。希尔·克拉姆令人信服地指出水稻轮作栽培作为一种土地利用方式，非常适合沙捞越大部分丘陵地带和贫瘠的可耕地。克拉姆估计，不到 4％面积的丘陵稻田是从原始森林被采伐出的，因为由于砍伐的增加，迁徙的种植者再也无法使用它。新的不合格（NCR）土地只很少地被开发和存在于在远离国土处理方案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建造水电大坝之处，比如巴当艾（译注：马来西亚国家公园，位于沙捞越的斯里－阿曼地区，古晋以东约 250公里处）的情况。此外，他还指出，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水稻种植者不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许多人在他们的水稻农场上种植一种或多种经济作物，如辣椒和可可，以及各种辅助作物，如玉米、南瓜、茄子和黄瓜。这可获得除了非农业的工薪之外的报酬。
克拉姆认为，在混合农业体系中，大米的自给自足不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劳动力需求的竞争，较小的水稻农场得到发展，因为休耕期的减少意味着杂草的增加和土壤肥力的降低。维持更大的农场规模在经济上没有意义，事实上，实地研究表明，丘陵水稻农场的规模已经普遍缩小。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由于土地使用的集约化及化肥和农药等农业投入的增加，土地的生产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克拉姆布认为，增加农业产出所取得的成果是通过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农业研究与推广，以及小农户的积极性而不是靠大规模土地开发所取得的。
从有关社区的角度看，村级土地所有制是一种低成本、灵活、可接受的农地管理方式。此外，家庭劳动单位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有很高的积极性，具有特色地利用不同类别的劳动者（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和年轻人）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在多种经营的农业系统中。作为村庄基础的农业家庭也有能力在关键时刻集中和交换劳动力，很少有监督和控制上的问题。
（克拉姆，1988：99～100）
然而，州政府确信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沙捞越土地开发委员会（SLDB）于 1972年成立，沙捞越土地联合开发和复垦局（SALCRA）于 1976年成立。总的说来，SLDB处理的是出于安全原因从边境重新安置边远土著人的问题，而SALCRA更多地处理不合格（NCR）土地的就地开发问题。在这些土地开发计划中，村民被雇佣在土地上工作，当作物成熟并准备收割时它们被卖给官方。在农民支付了开发土地的还款后，这些机构就会签发给他们在该庄园内的农作物股份证书并授予他们个人的种植园里的土地的所有权。在本书中的一些比达尤妇女的叙述中，将使用SALCRA一词。这意味着她们的村庄参加了这些种植园计划。然而，许多村民拒绝放弃他们的土地权以参加这些计划，他们不愿意在工资微薄的种植园工作，因为在木材营地和城市中心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选择。此外，村民们可以利用大片不合格（NCR）土地，并且已经在种植他们自己的经济作物。
一方面，在各州对轮作水稻抨击的背景下，在这项研究中接受访谈的大多数妇女认为，她们的父母所从事的农业类型已不再适用于当今世界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政府提倡的种植园套种经济作物的做法也令她们不快，因为与城市就业相比，这种工作形式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通过其土地开发计划和农村发展的论述将村民固定在农村地区的努力却产生了鼓励他们向城市迁徙的效果。